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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全文本”与普遍隐含作者

更新时间:2015-06-28 14:09:39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1. 文本

   文本这概念,在批评理论中使用历史已经很悠久,但是有些基本的问题从来没有被仔细追问过,一旦用符号学来研究,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冒出来。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文本边界问题,以及普遍隐含作者问题。后一个问题原先是叙述学的核心问题,但是从新的角度审视,从文本归纳出隐含作者,不仅远远越出了超出了小说叙述学的边界,而且超出了广义的符号叙述学的边界,指向了所有符号文本的普遍特征。

   符号很少单独表达意义,一般总是与其他符号形成组合。如果这样的符号组合,形成一个“合一的表意集合”,就可以称为“文本”。先前学界常认为文本这个术语等同于“讲述”(discourse,或译“语篇”),[i]此术语,无论中西文,过于倾向于语言,不适合作为所有符号组合的通称;信息论中则把符号结合起来的整体成为“超符号”(super-sign),此术语意义不明确,各人用法不同,近年“超符号”此术语,渐渐只用于难以分解的符号组合。[ii] 而“文本“一词,渐渐作为“符号组合”意义通用。

   此词西文text原义是“编织品”。[iii]中文定译为“文本”,极不合适,因为“文字”意味太浓,而符号文本却可以是任何符号“编织”组成。但是笔者难以纠正已流行术语之不当,只能在此稍作提醒。

   在符号学史上,对文本概念做出最大大贡献的,是两个符号学派别,一是德国六十年代的“斯图加特学派”,这派的领军人班斯(Max Bense)早在1962年就把这一批德国符号学家的贡献编成文集《文本理论》;一是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他们把文本看作符号与文化联系的最主要方式,洛特曼(Yuri Lotman)在1970年出版了《艺术文本结构》。由于当代符号学界的共同努力,符号学的分析单元,从单独符号,转向符号文本。

   在符号学中,文本一词的意义可以相差很大。最窄的意义,与中文的“文本”相近,指的是文字文本。文本的本质不是其物质存在,而是其表意功能。因此不同版本,可以被称为同一“文本”。[iv]文字文本有个空间和语义的限定,因此不包括注解,标题,序言,出版信息等等。巴尔特与格雷马斯对文本符号学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他们研究的“文本”基本上是最窄概念,即文字文本。[v]巴尔特问:“在图像之中、之下、周围是否总有文本?”[vi]此处“文本”指的是图像或明或暗附带的文字说明。因此,必须根据上下文判别“文本”究竟是何义。

   用比较宽的定义,文本是指任何文化产品,不管是印刷的,写作的,编辑出来的文化产品,从手稿档案,到唱片,绘画,乐谱,电影,化学公式,等等人工符号构成的文本。而符号学中往往使用“文本”的最宽定义:巴赫金说:“文本是直接的现实(思维和经验的现实),在文本中,思维与规律可以独立地构成。没有文本,就既无探询的对象亦无思想。”[vii]乌斯宾斯基提出一个更宽的定义,文本就是“任何可以被解释的东西” (Anything that can be interpreted)。[viii]难道绝对单个的符号也是文本?本文下面会谈到,绝对孤立的单个符号,无法表达意义。任何携带意义等待解释的符号,都是文本组合。洛特曼定义最为简明:文本就是“整体符号” (integral sign)。的确,文本就是“有整合意义的符号组合”。

   笔者建议: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是符号文本:

   1.一些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符号组合中。

   2.此符号组合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

   根据这个定义,文本要要具有意义,不仅要依靠自己的组成,更取决于接收者的意义构筑方式。接收者看到的文本,是介于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它不是物质的存在,而是意义传达构成的关系:文本使符号表意跨越时间空间的间隔,到达接收者的解释中,成为一个过程。

   由于此过程,此符号组合就获得了“文本性”(textuality)。鲍德朗德认为:“文本性”包括以下七种品质:结构的整合性;概念的一贯性;发出的意图性;接收的“可接受性”;解释的情境性;文化的文本间性;文本本身的信息性。[ix]这个“七性质”说法把符号学所有要处理的问题一网打尽了,无非是说,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单独的符号,而是符号文本。

   上述标准的头一条“结构上的整合性”,是后面六条的保证。但后面的六条是否就能保证第一条呢?艾柯就提出过“伪组合”理论:某些“文本”的组合缺乏“整合性”,各部分之间关系不明。他举的例子是蒙德里安的格子画,以及勋伯格的十二音阶音乐。实际上,很多符号组合都让人怀疑是否有“整合性”:长轴山水切出一块难道不能形成单独文本?电影剪辑不是可以割出好几种版本?剪裁后的照片比原幅照片整合性更多还是更少?六十年代一种实验戏剧,所谓“发生”戏剧(Happenings),没有预定情节,演到哪里算哪里,无始无终,有意取消文本的“整合性”。[x]

   笔者认为,文本的“整合性”,是接收者对符号表意的一种构筑方式:接收者在解释意义组合时,必须考虑发送者的意图(例如画家的画框范围),也可必须文化对体裁的规定性(例如绝句应当只有四句),但是最后他的解释需要一个整体:文本的构成整体,并不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他的接收方式。例如:地理上的一整条线路构成他上路时考虑的文本,某个路标与周围的某些路况构成一个文本;如果他坚持读到底,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文本,如果他中止阅读的话,一个章节也可以构成一个文本。文本作为符号组合,实际上是接收者在文本形态与解释之间“协调”的结果。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卷《老子王弼注》论卷,对文本问题理解深刻。此书讨论老子“数舆乃无舆”说,认为“即庄之‘指马不得马’”,《那先比丘经》:“不合聚是诸材木不为车”。钱锺书指出:“不持分散眢论,可以得一”;“正持分散眢论,可以破‘聚’”。[xi] “分散眢论”,是钱锺书对拉丁文Fallacia Divisionada(分解谬见)的翻译:整体并不是部分的聚加:一个个数车幅,看不出车轮;一条条指出马腿,指出的并不是马。

  

   2.伴随文本

   既然符号文本是接收者进行“文本化”(textualization)的结果,而文本化是符号化的必要方式。文本各单位之间的组合关系,是解释出来的:一个交通警察、一个抢银行的劫贼、一个看风景的行人,会在同一个街景中看出完全不同的文本,因为他们需要寻找不同品格的意义。符号化行为,即在感知中读出意义的行为,肯定是“片面化”的,文本化就是这些片面感知的集合:接收者不仅挑拣符号的各种可感知方面,而且挑拣感知的成分。一个足球运动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到己方与对方每个队员各种人员的相互位置与运动速度,并且迅速判断这个“文本”的意义。体育界行话,称此运动员善于“读”比赛,此说法很符合符号学。显然,一个后卫与一个前锋,必须对同一个局面“读出”很不同的“文本”。

   那么,究竟什么地方应当作为文本的边界?哪些因素应当算作文本的一部分?哪些不算?这个问题似乎非常简单,在文本里,就是文本的一部分。虽然这是许多人对文本的看法,这只是对文字文本狭义的理解。实际上,符号文本的边界相当复杂:许多看起来不在文本里的成分,必须被当做文本的一部分来进行解释。许多似乎不在文本中的元素,往往必须被“读进”文本里。

   首先,有没有不与其他符号形成组合,而是单独表达意义的“独立”符号?乍一看,有些符号表意,似乎没有明显的组合因素:一个交通信号,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命令,“一叶知秋”,“瑞雪兆丰”、“当头棒喝”。我们略一仔细考查,就会发现完全孤立的符号,不可能表达意义;要表达意义,符号必然有某些其他符号形成组合:一个交通灯必然与其他信号(例如路口的位置,信号灯的架子)组合成交通信号;一个微笑的嘴唇必然与脸容的其他部分组合,才能成为“满脸堆笑”或“皮笑肉不笑”;一个手势必然与脸部身姿表情相结合为一个决绝的命令或一个临终请求。

   这就牵涉到文本与“伴随文本”关系,以及它们的分与合,最后才能引向“全文本”这个关键概念。文本有许多附加因素,这些因素严重影响我们对文本的解释,但是经常不算做文本的一部分,可以称之为伴随文本。文本就像一个彗星,携带了巨大数量的附加因素,离文本或远或近,其中有些因素与文本本身几乎难以分解,有些却相隔非常遥远。它们之间的分合关系,至今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伴随文本问题一直是关于意义的各种学科(符号学、解释学、传达学等)没有研究透彻的环节。[xii]

   任何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文化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不一定显现于文本之中,而是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它们只是被文本顺带着牵连出来,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在解释中,伴随文本甚至可能比文本有更多的意义。因此,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使文本成为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造。某些论者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在克里斯台娃的“文本间性”架构中讨论这个问题。而“文本间性”这个理论,过分笼统,一直没有落实到符号形态上。

   首先,伴随文本因素并不一定是“潜在”的,“隐藏”的,伴随文本的第一类,副文本完全“显露”在文本表现层上,甚至比文本更加醒目。

   副文本实际上是文本的“框架因素”,往往落在文本“门槛”上:文本的标题、题词、序言、插图等等;艺术作品的裱装、印鉴;电影的片头、片尾、插曲等;歌的词曲作者、标题等。副文本经常甚至不显现于文本边缘,需要另外的渠道(标签、戏单、唱片封套等)来提供。

   不管副文本用何种方式显现,都可能对符号文本的接收起重大作用。例如唱片封套说明是卡拉扬指挥,接收者听的时候,想起曾经看过的卡拉扬录像,就会觉得听到的音乐格外生动;“成本过亿大片”,就会让我们觉得非去看一次不可;商品标出的价格便宜,就会被看做“质次”。当然,过于热衷于副文本因素,可能让副文本控制了意义,文本反而落到次要地位,接收者放弃独立的解读评判,例如看到某品牌就认为该商品是精品,值得炫耀。

   型文本是文本显性框架因素的一部分,它指明文化规定的文本“归类”方式,例如与其他一批文本同一派别、同一题材、同一风格、同一时代等等。现代传媒还在不断创造新的型文本集群,例如由同一个公司发行、获同一个奖项等。

   型文本是文本与文化的主要连接方式,最重要的型文本是体裁,体裁的归属,常常以副文本方式指明,例如诗歌的分行,摇滚乐的舞台布置,或街舞方式伴舞。体裁不仅把媒介固定到模式之中(例如把油彩固定到画布上),而且决定了解释的最基本程式。任何文本都落在一定体裁之内:体裁就是文化程式化分类。接收者得到一个符号感知,例如看到一个人像,必须马上明白它的体裁类别,然后才能解读出这究竟是美术馆珍品,买卖广告,结婚照、喜宴标志、通缉犯画像、追悼会画像等等:仅从画像文本本身无法作意义判断。

文本生成过程中各种因素留下的痕迹,也可能成为伴随文本存留在背后。前文本是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这个概念与一般理解的“文本间性”相近,称之为前文本,是因为此种影响的源头,出现在这个文本产生之前。狭义的前文本比较明显:文本中的各种引文,典故,戏仿,剽窃,暗示等都指向这种影响;广义的前文本,是文本生成时受到的全部文化语境的网络。一幅画的生成,看来是因艺术家的天才而横空出世,却是受到这幅画产生之前的整部美术史,甚至整部人类文化史的意义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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