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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叙述者的广义形态:“框架-人格二象”

更新时间:2015-06-28 13:33:52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叙述者之谜

   叙述者,是故事“讲述声音”的源头。至今一个多世纪的叙述学发展,核心问题是小说叙述者的各种形态,以及叙述者与叙述的其他成分(作者、人物、故事、受述者、读者)的复杂关系。卡勒说,“识别叙述者是把虚构文学自然化的基本方法……这样文本的任何一个侧面几乎都能够得到解释”。[1]这种看法,适用于任何叙述体裁:找到叙述者,是讨论任何叙述问题的出发点。

   叙述者形态,至今似乎只是个小说研究的课题,走出小说之外,叙述者几乎无影踪可循。从历史新闻,到戏剧电影,到幻觉梦境,叙述者叙述者就几乎无法寻找:如何在每一种体裁中找到叙述者,已经是争论不休的难题。而要建立一般叙述学,就要找到一般叙述者,即提出各种体裁的叙述者的综合形态,就更为困难。一旦走出小说,我们就像走出充满生命的莽林,突然来到大片沙滩蓝天:一切都似乎单纯透明,但是叙述者似乎完全消失了:原先的各种纠缠讨论完全不适用,叙述学在这无限的空旷前,几乎哑口无言。

   叙述者是叙述的发出者,找不到一个通用的叙述者形态规律,对各种叙述就只能做描述,而无法说明它们的本质:如果我们不能在一场梦、一场法庭庭辩、一出舞剧、一部长篇小说之间找到共有的叙述者形态(不管差异有多大),我们就不可能为各种叙述建立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也就不可能建立一个一般叙述学。

   诚然,分门别类讨论各种叙述体裁,这种做法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延续下去也无妨。但是理论思维应有的彻底精神,不允许我们这样敷衍了事。更重要的是,只有找出这样一个叙述源的共同形态,才能看到某种体裁与总体规律的关联方式。

   寻找叙述者,是建立一般叙述学的第一步,却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在全球学界,建立一般叙述学的努力至今没有进展,因为无法找到叙述者的一般形态规律。[2]这个被叙述学界称为“源头叙述者”(originator,或illocutionary source)或垫底叙述者(fundamental narrator)[3]的功能,是叙述之所以为叙述的先决条件之一。找到这个一般叙述者,我们理解叙述本质的工作,就开了一个头。

  

   叙述源头

   从信息传达的角度说,叙述者是叙述信息源头,叙述接收者(即“受述者”)面对的故事,必须来自这个源头;从叙述文本形成的角度说,任何叙述都是选择经验材料,加以特殊安排才得以形成,叙述者有权力决定叙述文本讲什么,如何讲。

   从这个观点检查各种体裁,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呈二象形态:有时候是具有人格性的个人或人物,有时候却呈现为叙述框架。两种形态同时存在于叙述之中,而框架应当是基础的形态。在特殊时刻,人物形态会“夺框而出”。 究竟什么时候呈现何种形态,取决于体裁,也取决于文本风格。这种二象并存,很像量子力学对光的本性的理解:光是“波-粒二象”,既是电磁场的波动,又是光子束。二者似乎不相容,却合起来组成光的本质。

   检查各种体裁中叙述者的存在,首先要说清什么是叙述。自然状态的变化不是叙述,对自然事件的“经验”也不构成叙述,自然现象如火山爆发,地震雪崩,如果不被中介化为符号文本,而且,叙述作为一种文化表意行为,必须卷入人物:描述不卷入人物的自然变化,是科学报告。就不构成叙述。也就是说,某种符号(文字、言语、图像、姿态等)组合,表述卷入人物的事件,才形成叙述。

   因此,叙述必然是某种主体安排组织产生的文本,用来把卷入某个人物的变化告诉另一个主体。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符号文本,就是叙述:

   一. 叙述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

   二. 此符号文本可以被接受主体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

   它包含两个主体进行的两个“叙述化”过程。第一个叙述化,把某种事件组合进一个文本;第二个叙述化:在文本中读出一个卷入人物的情节,这两者都需要主体有意识的努力。两者是否相应,是很难肯定的,但是解释出文本中的情节,是叙述体裁的文化程式的期盼。叙述文本具有可以被理解为叙述的潜力,也就是被“读出故事”的潜力,所以许多单幅图像(例如漫画、新闻照片)文本中似乎无情节进展,只要能被读出情节,它们就是叙述。

   这样的叙述文本本身,不一定能告诉我们叙述源头在那里。乌莉.玛戈林(Uri Magolin)提出:文本叙述者可以从三个方面寻找:语言上指明(linguistically indicated); 文本上投射(textually projected); 读者重建(readerly constructed)。[4]玛戈林是在小说范围里讨论这问题,小说的叙述者必定在场,所以她要求“语言上指明”叙述者(即是所谓“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人称代词)。对于非语言的叙述文本,这个源头叙述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文本构筑”:文本结构暴露出来的叙述源头;

   “接受构筑”:受述者对叙述文本的重构,包含着对文本如何发出的解释;

   “体裁构筑”:叙述文本的社会文化程式,给同一体裁的叙述者某种形态构筑模式。马戈琳说的“语言上指明”,应当泛化为体裁规定性。

   叙述者就是由此三个环节构筑起来的一个表意功能,作为任何叙述的出发点。当此功能绝对人格化时:他就是有血有肉的实际讲述者;当此功能绝对非人格化的,就成为构成叙述的指令框架。叙述者变化状态的不同,是不同体裁的重要区分特征。本文提议把全部各种叙述体裁,按叙述者的形态变化分成五个类别:

   一.“实在性”叙述(历史、新闻、庭辩、汇报、忏悔等),以及拟“实在性”叙述(诺言、宣传、广告等);

   二.书面文字虚构性叙述(小说,叙事诗等);

   三.记录演示性虚构叙述(电影、电视等);

   四.现场演示性虚构叙述(戏剧、网络小说、游戏、比赛等);

   五.心灵“拟虚构性叙述”(梦、白日梦、幻觉等)。

   这五种分类,要求五种完全不同形态的叙述者:五种体裁大类的排列,从叙述者极端人格化到极端框架化。

  

   实在性叙述:合一式叙述者

   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实在性叙述(新闻、历史、庭辩,报告等),以及“拟实在性”叙述(诺言,宣传、广告等),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都具有合一式的叙述者-----作者即是叙述者。历史家、新闻记者、揭发者、忏悔者等各式人等,文本就是他们本人说出或写下的,整个叙述浸透了他们的主观意志、感情、精神、意见,以及他们对所说事情的判断,哪怕偏见也是他们的偏见,哪怕谎言也是他们的谎言,无法推诿于别人。除了文内引用他人文字外,没有其他人插嘴的余地。

   与实在性叙述正成对比的是:在小说中,所有的话是叙述者说的,没有作者说话的余地。当然实在性叙述的“作者-叙述者”可以翻悔,可以推诿,可能声称讲述该文本时“受胁迫”、“受蒙骗”、“一时糊涂”等。主体意图会在时间中变化,因此应当说这个叙述者,是作者在叙述时的“第二人格”,即叙述时的“执行作者”,是在写作时的本人,不一定是作者的全部和整体的人格。

   实在性叙述具有合一式的叙述者:叙述者即执行作者。既然此类文本的所叙述内容被理解为事实,必须要有文本发出者具体负责。所谓“实在性”,不一定是“事实”:“事实”指的是内容的品格,“实在性”是文本体裁的“本体定位”。具体说,是文化规定受述者把此类文本看成在讲述事实,这就是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接受原则”。[5]

   此种约定的理解方式,是文本表意所依靠的最基本的主体间关系。内容是否为“事实”,不受文本传达控制,要走出文本才能验证(证伪或证实)。可以用直观方式提供经验证实(例如法医解剖),或是用文本间方式提供间接证实(例如历史档案)。不管是否去证实,作者-叙述者必须为实在性叙述负责:法庭上的证人,对他的案情叙述负责;新闻记者,对他的报道负责。对于非实在性叙述的文本(例如说者言明“我给你们说个笑话”),就无法追责,也无法验证。

   有一度时期,“泛虚构论”(panfictionality)盛行。提出这个看法的学者,根据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所有的感知都是被语言编码的,而语言从来总是比喻性的(figuratively),引起感知永远是歪曲的,不可能确切(accurate)”[6]也就是说,语言本身的“不透明本质”使文本不可能有“实在性”。这个说法在学界引发太多争议。很多历史学家尖锐地指出,纳粹大屠杀无论如何不可能只是一个历史学构筑,[7]南京大屠杀也不可能是。多勒采尔称之为对历史叙述理论的“大屠杀检验”。[8]历史叙述必须是“实在性”的:不管是把李鸿章说成卖国贼的历史,还是把李鸿章说成是爱国者的历史,在文本构成上都必须 “基于事实”。尽管历史学家对引证材料必然有选择性,或者说有偏见(不然历史学家之间不会发生争论),但体裁上既然为“实在性叙述”,哪怕“编造”历史,也必须作为“事实性材料”提出。在法庭上,原告方,被告方,证人,他们有关事件的叙述,可以截然相反(因此不会都是“事实”),却都必须是“实在性”的,都要要受到对方的质疑,最后根据叙述中的道义问题,受到法庭的裁决。

   固然,在实在性叙述中,作者-叙述者可以有各种规避问责的手段:例如记者转引见证者,律师传唤证人,算命者让求卦人自己随机取签。这些办法都是让别人做次一级叙述者。不管用什么手法,作者-叙述者依然是叙述源头,此人格依然必须对文本整体的实在性负责。

   那么,如何看待所谓“匿名揭发”或“小说诽谤”?此时法庭就必须裁定该文本已经脱离虚构,成为实在性叙述。涉及诽谤的如果是传记、历史、“报告文学”等文体,庭审就直接按案情处理,不需要作文体鉴定这道手续。

   因此,哪怕是蒙混过关的检讨,美化自己的自传,文过饰非的日记,逻辑狂乱者的日记,依然是“实在性”的(虽然不是“事实”),因为这是体裁要求的文本接受方式。也就是说,接收者面对这个叙述,已经签下“文化契约”,把它当做事实来接受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心存怀疑,才会去检验此叙述是否撒谎。

   谣言或八卦,也是一种实在性叙述,人们不会对已经宣称不是事实的故事感兴趣。2011年7月默多克集团的《世界新闻报》卷入窃听丑闻,其中一项罪名是用电话窃听来“确认流言”。一旦确认了流言之实在,该报社就会拿原谣言去讹诈有关人物。[9]正因为谣言是实在性叙述:谣言是否与事实对应才值得去确认。

   日记或笔记这样写给自己看的叙述,是不是实在性叙述?依然是的。如果写者捏造一个故事记在日记里,此段日记是否依然是实在性记述?这就像上面说的法院判某本小说犯诽谤罪,叙述者-作者心里明白他在写的已经不是日记,而是虚构:这是超越体裁的犯规。

预测、诺言,宣传、广告,这些关于未来事件的叙述,事件尚未发生,因此谈不上是否是“事实”,是“拟事实性未来叙述”。作为解释前提的时间语境尚未出现,因此叙述的情节并不是“事实”;但是这些叙述要接收者相信,就不可能虚构。因此这些是超越虚构/非虚构分野之上的”拟实在性”文本。之所以不称为”拟虚构性”,是因为发送主体不希望接收者把它们当作虚构。因此,预言将来会发生某种事件的文本是“拟实在性叙述”,其叙述者就是作者本人:正因为作者用自己的“人格”担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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