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开发：《诗》的生活富矿

夏商周的国家体系与后世不同，它是以相对独立的宗族城邦为单元的。各大宗邦间的联盟关系确立了王朝的政治基础，作为宗主国的中央宗邦则以强烈的文化优势而成为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易代意味着中央宗邦的更迭，而中央宗邦对各宗邦的统治关系则始终是以普遍的文化认同为前提的。这样，上古的中华大地就以经济交流、文化互渗的早期贡赋制社会结构为土壤，而建构起一个幅员广阔、气象雄伟的青铜文化共同体。

夏商周的中央政权都极重视西部开发。西部的地理意义对三代而言各自不同，但经济与文化的开展与发扬却始终是三代社会文明的主题。正是在对西部疆土的生生不息的动态开发中，文化共同体的涵容日益扩大，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因为《诗》的文本生成必然同构地对应着上古民族生活，夏商周中央政权开发西部的历史进程当然也就成为《诗》文体的主题、题材、语词的宏富来源。以下依序对《诗经》中相关材料略作解说，以期对夏商周古史研究有所补益。

1. 夏代西部开发

夏族是上古时代中国境内重要的人类集团，《礼纬•稽命征》载：“禹建寅，宗伏羲”，可见夏族源出自远古的西部伏羲族团。夏族本发祥于巴蜀，《路史》说“伏羲生咸鸟……是生巴人”，其后进入江汉流域，并渐渐向东北方向的晋豫一带迁徙。应当说夏的崛起本来即是早期西部文化的流布显扬。夏族在中原立国以后，西土“被于流沙”（注：《史记•夏本纪》。）。《逸诗•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注：《左传•襄公四年》。）证明当时即已建立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并明确了地方宗邦与中央宗邦间的贡赋关系。这当然包括西部雍州、梁州地区，而且雍、梁二州所贡多皮服、毛皮、玉石等，在《尚书•禹贡》中亦有详细记载。（注：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夏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很注重对西部边疆的管理，据《竹书纪年》，夏后相和后泄时都曾西征畎夷而致其归服。畎夷其时居雍州北部，本是北狄族团的一支，岑仲勉先生又认为它的先世系上古伊兰族越帕米尔高原而东来。（注：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丛》，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民族融合历程中容有暂时之进退，畎夷族游徙难驯，屡败屡叛，夏桀时更入岐寻衅，始终为三代疆土安定之威胁势力。此外，夏桀时曾“伐岷山”（注：古本《竹书纪年》。），“岷山”邻于巴蜀，亦是夏代西部宗邦之一，对“岷山”的征伐则意味着夏族对本族发祥地的文化记忆已上升至政治关怀的高度。

夏族源起自西南，周族则发祥于西北，其先世系出自远古的北部黄帝族团。周族的农耕发达较早，周的始祖弃已率族进入中原，他是帝尧时的“大田师”（注：《淮南子•齐俗训》。），帝舜时的“后稷”，更是始播百谷的文化英雄。《国语•周语上》有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可知夏初周族已是夏王朝统治下的宗邦之一。这在《诗•鲁颂•閟宫》中可找到记载：“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意思是说：后稷尽有那邦国土地，他教民农艺，将夏禹平治水土之业承继。”“缵”即隐含认同的意味。后稷时周邦的所在，颇有争议，这仍要参照《诗经》中的记载。《诗•大雅•绵》中说：“自土沮漆”，“土”即卜辞所谓“土方”，其地在山西境内。夏、周相邻，两族关系一直很好，后来由于太康时，东夷族后羿夺取夏政权，首领世代为夏农官的周邦不得不离开农业发达的晋南地区，向北狄、西戎之间躲避。《竹书纪年》说“少康三年复田稷”，是说少康时周邦又恢复了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夏桀时，公刘率周邦西迁到长林丰草的豳地平原。这一宏伟的族群移动的具体时间，陈庆麒先生《中国大事年表》定在夏桀二十二年（注：陈庆麒：《中国大事年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按《竹书纪年》计算即公元前1568年。公刘的迁豳是夏代晚期中原文化共同体向西部扩展的重要举措，不可能没有夏王朝统治集团的认可。刘运兴教授的《诗义知新》认为公刘的迁豳系“于迁返之先已派员联络”，经王室首肯，“始从容来归”。（注：刘运兴：《诗义知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他并认为公刘之曰“公”盖非自号，乃为王室所授，这些都是极精辟的见解。豳地平原在“今甘肃庆阳以东至于山西汾水流域”（注：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一带，上古时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因当时气候尚温暖湿润，资源亦极丰富。从《诗•豳风•七月》和《诗•大雅•公刘》来看，周族带入豳地平原的主要是先进的农业技术。后稷在帝尧时就通过传授耕作方法而使“天下得其利”，夏代统治者最重农业，自然会嘉许周族这次使西部“得其利”的宏伟迁移。周人初到豳地即致力于农业建设，其农耕技术从平原地带的垅亩耕作到高原地带的区田耕作（井灌、垅耕、牛耕与条播结合）（注：何光岳：《周源流史》（上），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其农耕作物从《诗•豳风•七月》的“黍稷重樛，禾麻菽麦”到“百谷”、水稻……。总之如《七月》所说：“同我妇子”，齐集田亩，繁忙不已。《诗•大雅•公刘》谓“彻田为粮”，实即在夏代井田制度下以“粮”为“彻”，村社农民用实物形态的贡赋充宗邦公共事业之用，这便是早期贡赋制社会体制的西部形成；《公刘》又谓“相其阴阳”、“度其夕阳”，可知周族迁豳以后即着手测定日影、查看物候，以重新确立阴阳分月和一年的长短，这些恢复和完善周族物候历的工作充分体现在《七月》诗中，《七月》诗历又可谓夏代注重物候农时的农业文明（如《夏小正》）的西部版本。根据《公刘》，当时“京”地手工商贾已慢慢定居下来，形成了交换农工产品的市场，周邦开发西北之功于此亦可见一斑。

2. 商代西部开发

商族亦是上古中国境内重要的人类集团，它本源起自远古的东部炎帝族团。商族发祥于海岱，其始祖契是帝舜时的“司徒之官”，可见其时商族也已在冀、豫、晋一带活动。商族与夏王朝的关系亦较密切，据《国语•鲁语》，其六世祖冥还做过夏王朝的水官。但夏朝末年商族活动地域遭受“七年旱”（注：《管子》。）的剧烈气候变迁，迫于草原的干涸，急于向其他宗邦的农耕聚居区扩展，于是其第十四世首领汤率诸侯西进，发动了和夏族的战争。约公元前1558年，夏桀败走，商汤迁都于今豫西的偃师县境，成为天下共主。《诗•商颂•长发》谓：“帝命式于九围。……为下国缀旒。……为下国骏厖。”意思是说，上帝命令汤王做九州的榜样。……保护下属国家的田畴。……保护下属国家的牲畜。《诗•商颂•玄鸟》谓：“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意思是说，上帝授命勇武的汤王，征伐占有了那四方。……立国开疆广千里，商族人民所聚居。进击扩展到那四海，四海各国来朝拜。“九围”、“四海”、“下国”等语说明商王朝承继了夏代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商的“邦畿”之外为诸侯的封地，分别称东土、南土、北土、西土，其西土直抵陕、甘、青交界地带。商代在西部地区的地方宗邦主要有羌邦、畎夷、周邦等。羌乃夏之故族，但长期处于边地，过着流徙无定的游牧生活。商之伐羌比较频繁，主要为浮获大量羌人用于生产劳动。《诗•商颁•殷武》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意思是说，可曾听说过早先的成汤？从那时便是氐和羌，也不敢不来贡享，也不敢不来朝王，都说愿永世尊奉大商。由此可见商代西部征伐之盛大声威。据岑仲勉先生考证，畎夷即商代文献所谓“昆夷”，《竹书纪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拘昆夷。”可见畎夷之患商时仍然存在。中央王朝与畎夷的战争，是对峙，是消长，也是交融。只不过这一过程的效验要放在长时段的历史坐标中才能清楚显露出来。

周邦在豳地埋头经营开发之际，忽然遭遇夏、商之易代，但很快即与商王朝建立了臣属关系。《竹书纪年》载祖乙“命邠侯高圉”。是周邦之宗君夏时为豳地之“公”而商时为邠（即“豳”）地之“侯”。此后盘庚和祖甲亦都曾“命邠侯”，卜辞亦有“侯邠”的记载。这证明周邦的豳地开发又被重新整合进商王朝的西部格局之中，亦证明西部的文明演进总是与中原文化共同体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然而，畎夷（即《史记•周本纪》所谓“薰育”，又作“獯鬻”，见王国维《鬼方考》）等游牧民族开始攻掠周邦，向其索要财物，并进而企图全数吞并周邦的土地。据《诗•大雅•绵》，约公元前1274年，古公亶父估计无法抵抗，便离开经营300年的豳地，“率西水浒，至于歧下”，意思是说，循着豳西洛水涯，一直走到歧山脚下，才终于使“昆夷駾矣”，逃脱了畎夷族的骚扰。这样，周族便以族群推移为契机，从豳地继续西进，开始了开发周原沃土的文明生活。据《竹书纪年》，武乙“命周公dǎn⑤父赐以歧邑”，中央王朝的封赐是对周邦出豳迁歧的首肯，亦是对周人开发周原的鼓舞。《诗•大雅•绵》谓：“周原  ，堇茶如饴。”意思是说，周原地方土地肥美，苦菜竟有甘甜滋味。足见歧邑资源之丰饶。歧邑的建设使周族从“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战乱流亡中恢复了生机，更以农业文明的传播与经济文化的交融推进了西部开发的深度发展。据《绵》可知，周人不仅在这里“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意即确立区划，划定田界，治理田亩，开沟修渠，栽种庄稼），而且着手“立室家”、“立皋门”、“立应门”、“立冢土”，初步形成“居所—外城—王宫—祭坛”结构齐备的城市格局。周邦的文明水平标志着四部建设在商代后期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 周代西部开发

文王之世，周人经营西土的重要内容就是统一西部诸国。文王曾伐甘肃灵台一带的姞姓密须国。据《诗•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意思是说，密人这样不安分，居然敢来犯大邦，侵略阮邑到那共地方。文王赫然发了怒，这就整顿他的队伍，把入侵的敌人来阻挡。把福气给周邦来添上，把美名呀向天下扬。文王克密须国后在其他建立了姬姓密国，这似可说明周之封建制于初期西土开发中已见端倪了。文王又曾伐丰、镐间之崇国。据《诗•大雅•文王有声》：“既伐邘、崇，作邑于丰。”意思是说：伐邘国、伐崇国，到这丰地来建设。又据《诗•大雅•皇矣》：“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意思是说，上帝垂训文王：“与你友邦策划订盟，同姓之国联合行动。使用你军爬城飞钩，临车、冲车齐备并用，大张挞伐，围攻崇国都城。”临车、冲车，缓慢沉重，崇国城垣，嵬嵬高耸。擒敌讯问，连续不断，杀敌割耳，从容献功。史家崔述尝言：“当文王在岐时，地偏国狭，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国塞其冲。……自灭崇后，周始盛强，通于河洛淮汉之间，然后关东诸侯得以被其化而归之耳。”（注：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足见伐崇之役对周邦西土开发之意义。文王克密、伐崇后，即思谋“作邑于丰”、营建丰都。《诗•大雅•文王有声》描写道：“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意思是说，筑好城垣，挖好城濠，兴建镐京，配于丰京。周王功业，盛大无比，建成丰京，强固藩篱。丰地开发，凸显了其农业发达的资源优势和交通便利的地缘优势，丰都遂成为关中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枢纽。

周灭商后，“自西徂东”，定都成周，如《诗•大雅，民劳》所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建立了“中国—四方”的国土结构。四土之概念，于《诗》文本中有大量体现，如《曹风•下泉》：“四国有王”，《曹风•破斧》：“四国是皇”，《大雅•崧高》：“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如《小雅•北山》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方”与“中国”的臣属关系是极明确的。在周王朝的四土之境中，“西土”尤被重视。《尚书•牧誓》中周人自称是“西土之人”。周穆王时更驾车西行，足迹达宁夏、甘肃、青海之境，并有著名的“见西王母”事迹。西王母，实即西方的貊族，周时可能居于甘肃一带；穆王之行，为其族女酋长带去了玉圭、璧和丝织品。《逸诗•予归东土》乃穆王所作，云：“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此及三年，将复而野。”（注：《穆天子传》。）意思是说：我回到那东方，好好治理周邦。实现百姓均平，才能再来探望。用不了两三年，一定再来你乡。诗句典雅深情，体现出中央政权（“诸夏”）与西部民族（“而野”）间的诚挚情感。我曾提出：“穆王的西北之游，很可能是对先祖迁徙路径的回溯。追寻来路，朝拜故乡，正是人类精神世界里恒久不息的渴望。”（注：赵雨：《周王游行的车辙马迹》，《中国文学史话•先秦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场远游还曾进入新疆的田河、叶尔羌河一带，并从此往西北行进，到达二千里外“飞鸟所解羽”的地方，即今中亚一带。周代与西部民族交往的范围至此得到极大的拓展。

最后集中谈谈《诗经》所见周代西部民族关系问题。西部的畎夷族和周族的关系始终比较紧张。据《诗•采蓷》小序，“文王命将伐玁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谓“殷时兼名獯鬻、玁狁”，是文王之世周族曾举兵征伐“畎夷—玁狁”族的证明。此后该族亦曾长期臣服周王朝。约当周厉王时，该族势力强大，对周王朝的统治再度形成挑战。据《诗•小雅•采薇》：“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意思是说，有家有室不能团聚，皆因玁狁的缘故。没有安居休息时候，皆因玁狁的缘故。足见当时故事之艰难狼狈。据《诗•小雅•六月》：“玁狁菲如，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意思是说，玁狁乘机冒犯，窜往焦获盘踞。侵向镐京丰京，直到泾水北面。西土之境几乎全部沦陷。宣王之世，出现了中兴局面，周人对“畎夷—玁狁”族的人侵开始了有效的抵御和打击。据《诗•小雅•六月》，尹吉甫伐玁狁，“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意思是说，军情紧急，讨伐玁狁，强行迁移其族到宁夏固原。据《诗•小雅•出车》，南仲伐玁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意思是说，生擒斩获敌众，迅速班师归回。经过一番猛烈打击，“畎夷—玁狁”族落败，“王国”终于得到“匡”、“定”。宣王之世的西土经营虽颇有成效，但毕竟消耗了王室的大量财力；周幽王时，犬戎族（《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谓“畎夷亦曰犬戎”，则犬戎族实即“畎夷—玁狁—犬戎”族）迫于气候变化而东进，攻陷西周王都，西周王朝亦随之而灭。镐京一带从此荒弃，西周王朝的西北经略亦告破灭。

关于周代西部民族关系，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周平王东迁时，秉承乃祖宣王的方式，借助秦国的力量平定“畎夷—玁狁—犬戎”族，将岐山以西的土地许诺给秦国所有。石鼓文《逸诗•我车既工》等就透露出一些消息。秦国应即为东周之世西部开发的主体。秦之所以能成长为霸主，并完成“天下一统”之大业，与它成功的西部经营有极密切的关系。其二，“中原人工炼铁的出现，可能来自新疆冶炼技术的东传，路线很可能是经由甘肃河西走廊及于关中秦国。”（注：黄展岳：《考古纪原》，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诗•秦风•驷铁》中将黑色的马称为“铁”，证明铁器至少在西周晚期已经普及。“畎夷—玁狁—犬戎”族据刘师培先生说为土耳其族，据岑仲勉先生说为西域伊兰族，岑说近是。该族足迹流布于甘肃、新疆一带，为游牧民族，有先进的冷兵器，亦在客观上为冶铁术之东传做出了贡献。可见西部交往与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密切联系。

二、《诗》：西部开发的审美升华

因夏、周两族皆源起于西部，三代又始终未间断其于西部开疆拓土的事业，故而作为时代精神之艺术折光的《诗》自然在西部沃土中汲取了丰厚营养。首先，就语汇而言，先民和大自然经年累月地打交道，其歌吟咏叹中自然包含丰富的生物名词。《诗经》生物名词中采自西部地域的占相当比例。如《诗•召南•野有死麕》中“野有死麕”之“麕”，即《本草纲目•集解》所谓“秋冬居山”的獐子：《诗•大雅•韩奕》中“献其貔皮”之“貔”，即《本草纲目•集解》所谓“日伏于穴”的白狐。再如《诗•豳风•七月》中“四月秀葽”之“葽”，即《本草纲目•集解》所谓“河、陕、周邦在洛西”的远志；《诗•王风•中谷有蓷》中“中谷有蓷”之“蓷”，即《本草纲目•集解》所谓“春初生苗”的益母草。语汇丰富的过程同时即是语言诗化的过程，亦是西部开发获得文化生命的过程。其次，就形象而言，那些直接讴歌西部生活风情的歌诗往往具有生动、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诗•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意思是说，砍削斧柄怎么办？没有斧头砍不成。歌者自问自答，以手边情境起兴，樵夫劳作的图景跃然纸上。

除语汇与形象的创获外，《诗》更从西部文化近两千年的建构与流衍中寻找到诗乐的格式风韵与情感的美学范型，而此二者正是后世诗史发展的焦点与原型所在。

1. 诗乐的格式风韵

《诗》中早期歌诗之特质，在于音声节奏与劳作实践的紧密配合。“西土”各部族集体投入西部开发的壮观图景必然伴随着抒发内心情感的雄浑歌声。青海大通县出土的陶盆上绘有三组五人一队的舞蹈图案，如《诗•小雅•鼓钟》所谓“式歌且舞”，更是可想而知的了。西部歌舞的形式已不可详考。但如李斯在上书劝说秦王不要逐客时说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这粗放的“呜呜”歌唱实系三代西部歌诗的辽远回响。西北地区的民间歌谣“花儿”，实系上古西羌牧歌的遗留，音调高亢、粗犷、舒放，堪称西部歌诗的活化石。秦人朴实尚武，西部歌诗的格式风韵亦自然多素朴雄放的特征。风诗为地方民歌，王风、魏风、秦风、豳风即为这一诗乐格式的显例。此外《诗》中大雅音调沉厚，颂的节奏迟缓板滞，都极可能是受到西部歌舞风格影响的结果。

2.情感的美学范型

歌诗是先民抒发情感的主要途径，剖析歌诗文本即可获知三代文化的情感基型。《诗经》中“忧”字凡八十余处，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所独有的深沉忧患与悲情。这种忧患与悲情是在先民与自然界打交道的生命实践中形成的。夏族、周族皆起于西部，三代政权又皆以西部经营为其重心，先民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活动更多地是在苍凉广袤的西部大地上展开的。在这一意义上，西部可谓这种忧患与悲情的情感土壤。《秦风•晨风》中女子的“忧心如醉”是在对凄苦命运的感叹自伤中蕴积的；《小雅•采薇》中兵士的“忧心烈烈”是在与“畎夷—玁狁—犬戎”族的艰苦战争中生成的；《王风•兔爰》中贵族的“逢此百忧”是在周王室被迫放弃西土的仓皇逃亡中萌发的……。动荡艰难而充满挑战的生存境遇浇铸了西部先民这种广大绵长的人生之“忧”；对他们来说，即便欢乐亦是建立在对苦难的担当与反省的基础上的，是“忧中作乐”。这亦即是西部的独特美学。后世西北“信天游”的感伤酸辛即是《诗经》忧患风格的孑遗。这种深沉忧伤的西部情感已成为后世中华民族性格结构的基本元素，中华文化“贞下起元”、绵延不断的发展史有赖于由“忧”之情感衍生出的坚忍的韧性精神。

三、《诗经》中西部开发史料的当代解读

1. 西部开发的生态维度

我们从对《公刘》、《七月》等篇的研究已经得知，周邦是夏的地方宗邦，周族经营西部豳地平原是夏王朝西部开发整体布署的具体体现。那么，其开发行为就必然受到夏王朝的法律约制。夏王朝为保护自然资源不致枯竭，专门制定了详明的早期环境法：“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注：《逸周书•大聚解》。）“不涸泽而鱼，不焚林而猎……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鱼不长尺，不得取。”（注：《淮南子•主术训》。）“豳”之古文字形或与此地土著民之“焚林而猎”有关，其造字可能源于初到此地之周族对此景象的惊异。周族的精耕农业很快取代了土著民的原始农业，破坏性的“焚林而猎”违反夏代法律和中原文化共同体的农业习惯，而且明显伤害资源，自然亦成陈迹。这些法律约制在西部开发中的具体实施，不仅使得西部丰饶的资源能够保障社会生活的持续发展，而且使人在西部地区与自然万物的相遇迈入超功利的和谐境界。此外，周族秉承夏代重视物候的文化传统，作《七月》以建物候历，更使农业劳作能够“适时”、“顺时”，与环境变化达成和谐。总之，先民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不仅受到习惯法的限制，而且从根本上受到农业生产方式的限制，因此虽因自然灾害的消长而致开发西部的主体几经变换，但西部地区的生命力始终生生不息。在古人那里，开发不是消耗与破坏，而是儒家所谓“尽物之性”，使其显现出来。

胡鞍钢博士曾经谈到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几年前，有关西部开发有一个政策辩论，即到底是以自然开发、资源开发为中心，还是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中心？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明确提出来，是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中心。”（注：胡鞍钢：《2000年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高峰会上的发言》，《经济管理文摘》2000年第9期。）研读《诗经》，尤需立足“当代史”的视界融合；生态保护，亦应回归传统智慧的源泉。

2. 西部开发的民族基础

前面说过，流徙于西北边地的“畎夷—玁狁—犬戎”一族，时归时叛，始终是中央王朝的威胁力量。他们挑起攻掠战争的目的除索取贡品外，即是占据西部的“天然优良之地”（注：周谷城：《中国通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豳地平原即是这样从古公亶父手中失去的。随着土地易主，来自中原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也随即向原始农业、游农、甚至游牧方式倒退，农田废弃荒芜，水土遭到破坏。疆土的统一受到挑战，西部开发的成果也难以巩固维系。只有民族团结，形成向心内聚的政治格局，西部才可能真正得到充分开发。而从《诗经》中的史料来看，首先，只有修明政治，才能获得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如宣王朝诗《大雅•江汉》：“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意思是说，施行礼法文德之治，方能协和四方诸侯之国。相反如果如厉王朝诗《桑柔》“维彼不顺”，横蛮专断，向心内聚的政治格局就会丧失合理性与合法性而瓦解。《桑柔》谓：“忧心殷殷，念我土宇。……自西徂东，靡所定处。”意思是说，我的心里多忧伤，想到我们的边疆。……从西边呀到东方，没块安定的地方。诗人怨刺不可谓不深，沉痛诗情背后的教训省思颇堪玩味。其次，只有促进民族融合，向一体化的文化共同体迈进，向心内聚的政治格局才真正有所依托。如宣王朝诗《小雅•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至于太原”的迁徙政策使得文化认同超越“薄伐伐狁”的武力征服成为可能。

其实即以“畎夷—玁狁—犬戎”而论，它与中央王朝在边地犬牙交错之进退也并非只有负面效应。如前面说到，铁器的运用始于西北，可能于此族的西域伊兰渊源有关。就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而言，这不正是后世西北丝绸之路的原型么？当代西部开发应该从这里得到启示，以积极的民族战略为出发点，充分运用西部民族与西亚各国具有族源联系的文化优势，将西部开发真正置于国际格局之中。何新研究员曾说：“特别重要的是，当着眼于西部开发的时候，要注意到西部在整个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我们要把开发西部和复兴丝绸之路，开拓整个中亚的国际资源和市场这个战略结合在一起。如果采用这样一种眼光去开发，那么西部开发就会成为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注：何新：《我国经济遇到了什么问题？》，http://bbs4.netsh.com/wwwboardm/2138/messages/39.html）可谓知言。

3. 西部开发的文化境界

我在谈到《诗•大雅•公刘》的精神意蕴时曾说：“诚实笃敬、‘匪居匪康’的人生态度是人的理性精神的自我肯定，忧中作乐、‘既顺乃宣’的快乐诗情则体现了人的感性世界的丰富与完整。感性和理性的谐适互补就这样构成了中华民族忧乐圆融的境界品格。立足现实人生，描写人和人的活动，体味人在天地间逐渐展开自己的美好历程，讴歌人生境界的提升与成长，这些都把中国的古典史诗提升到了一个恢宏生动的新高度。”（注：张松如、赵雨：《〈诗经〉》，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实际上这正是西部与人的关系的深层呈露：西部开发的行为主体首先是诗性主体，对诗性主体而言，经济行为和文化境界是一体性的，发展农耕、经营森林、征集人力的生命实践本身即是有意味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因此在此过程中才会有《诗》文本的构造与集结，并非在经济西部的开辟之外另有一个与之独立的文化西部的发展。但文化西部在经济活动中的呈现亦自有其显明的境界差别：如夏商周先民顺应天时的勤勉耕作便直接造成境界广大、前景光明的和谐文化、生命型文化；而近代以来戡天役物的资源掠夺便必然导出境界狭隘、前途黯淡的破裂文化、毁灭型文化。生存境界决定了生存的可能性。面对西部的文化提问，人类必须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