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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两种叙述不可靠:全局与局部不可靠及其纠正法

更新时间:2015-06-28 13:20:56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可靠性问题,一直是小说叙述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本文提出,这是一个所有符号文本都无法避免的普遍问题,推论路线如下:

   叙述学讨论的(不)可靠性,指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意义和评价上的距离。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有一个文本发出源头(或可以被接收者构筑出来的发出主体,例如神意)可以称为“再现者”(representer),这个人格在叙述文本中称为叙述者(narrator),他可以表现为“框架-人格二象”;[1]而所有的符号文本都可被接收者推断出一个体现文本意义/价值观的“拟主体”即普遍隐含作者;因此,所有的符号文本的意义立足点,是这两个人格或拟人格的距离问题:如果文本的再现者与隐含作者意义观与价值观一致,那么文本就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文本都在不同程度的意义可靠性-不可靠性基础上摇摆。

   以上这四点看法,似乎言之成理,但是先要证明这个表意方式的普遍性,然后才能做分类评析:首先,“再现者”是普遍的,是所有符号文本都具有的;其次,凡是文本都有隐含作者;然后,可靠性-不可靠性,是再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在意义和评价上的距离,也是普遍的。

  

   1.符号文本

   不存在单独表达意义的符号,符号总是与其他符号形成组合,形成一个“合一的表意集合”,可以称为“文本”。此词西文text原义是“编织品”。[2]中文译为“文本”,“文字”意味太浓,极不合适,因为符号文本可以是任何符号组成。二十世纪有一系列的学派,对文本研究做出了贡献,[3]当代符号学的分析单元,从单独符号,转向符号文本。

   “文本”的意义可以相差很大。最窄的意义,与中文的“文本”相近,指文字文本。哪怕这个意义,文本的本质不是其文字物质存在,而是其表意功能。因此不同版本,可以被称为同一“文本”。[4]巴尔特与格雷马斯对文本符号学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们研究的“文本”基本上是最窄概念,即文字文本。[5]巴尔特问:“在图像之中、之下、周围是否总有文本?”[6]此处“文本”指的是图像或明或暗附带的文字说明。

   “文本”比较宽的定义,指任何文化产品。而符号学中往往使用“文本”的最宽定义。巴赫金说:“没有文本,就既无探询的对象亦无思想。”[7]乌斯宾斯基提出一个更宽的定义,文本就是“任何可以被解释的东西”。[8]但是我们知道,符号就是可以被解释的感知,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是:“只有被解释为符号,才是符号”。[9]那么,难道单个的符号也是文本?实际上,绝对孤立的单个符号,无法表达意义,文本就是“有整合意义的符号组合”。因此,洛特曼对文本的定义最简明扼要:文本就是“整体符号” (integral sign)。

   笔者建议: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是符号文本:

   1.  一些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符号组合中。

   2.  此符号组合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

   根据这个定义,文本要要具有意义,不仅要依靠自己的组成,更取决于接收者对符号意义构筑方式。接收者面对的文本,是介于意义的发送与接收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它不是物的存在,而是意义关系。

   首先要说清什么是广义文本。天然事件不是文本,天然事件的“经验”也不构成文本,文本是一种人造的符号文本。天然发生的自然现象,例如火山爆发,地震雪崩,如果不被中介化为符号意义再现,就不构成文本。也就是说,文本必须依靠某种符号才能显现出来:事件本身并不构成文本,必须形诸于文字、言语、图像、姿态等等再现体,必须托诸另一种物质构成的载体,才能形成一个符号文本。

  

   2.再现者

   符号文本可以分成两类:陈述文本和叙述文本。叙述文本再现卷入人物的变化,即有情节的文本;凡是不符合叙述文本条件的,都是陈述文本,但是这两种符号文本都是表达意义的。社会学家布鲁纳对此有比较清晰的讨论:“有两种认知功能,两种思维方式,为了整理经验,建构现实,或说服对方,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论述(arguments)试图说服人相信一个‘真相’,叙述(stories)试图说服人接受一个‘似真’”。[10]布鲁纳的这个区分非常清晰。

   任何符号文本,不管是论述,还是叙述,不可能没有“再现者”,因为意义总有一个表述源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格(例如演说者,例如报道新闻的记者)的源头,就有两个方式对付这个局面:一是由接收者构筑一个“拟人格”,例如雷电来自天神之怒;另一个是把文本理解为来自一个特定设置,“表述框架”(舞台,展览馆等)给予文本一个身份:例如戏剧,是“舞台框架”把表演设置为做戏;装置艺术,是某种物被展览馆“展示”为艺术。从信息传达的角度说,接收者面对的文本,必须来自这个表述源头,才成为一个文本;任何文本都是选择材料与选择特殊安排才得以形成,再现者就是文本材料的选择者与安排者,它有权力决定文本讲什么,如何讲,这是再现者最明显的功能。

   这个源头再现者,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文本构筑”:文本结构呈露出来的再现源头;“接受构筑”:接收者对文本的重构,包含着对文本如何发出的解释;“体裁构筑”:符号文本的社会文化程式,给同一体裁,给再现以合一的规定性,这样就可以凭借体裁共性,对每一个文本作单独的判断。

   因此,再现者是任何叙述的出发点。当此功能绝对个人化时:他是有血有肉的实际讲述者;当此功能绝对非个人化的,它就成为构成文本的再现框架。可以说,再现者变化状态的不同,是不同体裁叙述的重要区分特征。本文提议把全部各种文本,按再现者的形态变化分成五个类别。

   一.语言“事实性”文本(宣言、报告、历史、新闻、庭辩、汇报、忏悔等),以及拟“实在性”叙述(诺言、宣传、广告等);

   二.语言虚构性文本(小说、诗等);

   三.具象展示性文本(图画、电影、电视;演说、舞蹈、戏剧、游戏、比赛等);

   四.心灵“拟文本”(回忆、梦、白日梦、错觉、幻觉等)。

   这四种分类,要求四种完全不同形态的再现者:四种体裁大类的排列,是从再现者极端个人化(新闻记者是作者兼叙述者)到再现者极端框架化(幻觉者只是受述者)。上面已经说过,在框架叙述(例如小说或电影的“第三人称”叙述)中,这个再现者人格,可以是视角人物。

    

   3普遍隐含作者

   隐含作者,一直是小说叙述学的概念。笔者认为,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有意义与价值,因此都有隐含作者。申丹认为:与隐含作者有关的是“事实”与“价值判断”二者;[11]费伦认为隐含作者体现的是“事实”与“价值”,与“知识”三者。[12]两人都提到“事实”,笔者认为“事实”与否,超出文本分析所能处理的范围,应当由直观经验,以及文本间构成的“证据间性”来处理。[13]接收者只能接触文本结构,进行认知构筑,因此文本的隐含作者,体现的是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两个方面。[14]纽宁说:“我们对隐含作者的感觉,不但包括我们从所有人物的行动与受难中提取的意义,还包括了其中隐藏着每一点道德与情感的因素”。[15]他说得对:隐含作者体现的是两个观念:意义与道德(包括从道德派生的情感)。

   任何一个表意的文本,都具有某种身份,即再现者为文本选择的身份,作为文本最重要的社会文化联系。各种身份,决定了符号的表意的基本面。一段文字的“文本身份”可以是公司告示,宣传口号,小说片断,网上帖子等体裁、类别、用途等多种归属。文字内容可能相似,一旦身份不同,意义就会迥异。文本身份是发出者与接收者建立交流的合同,如果没有文本身份,任何文本几乎无法表意。没有神圣身份的文字,不是经书;没有四书身份的《春秋》就不会微言大义;[16]没有交通指挥身份的信号灯无法要人服从;没有校方身份的铃声无法让学生回到课堂上去。一个文化中的文本身份之复杂,比该文化中的人的身份更多变。

   不管哪一种文本,都有意义和价值,因此都有体现这套意义与价值的一个发出符合文本的拟人格。至今隐含作者只是(小说或电影的)叙述学研究中一个课题,从符号学来说,这个概念不限于叙述,任何文本中,各种文本身份能够集合而成一个“拟主体”。只要表意文本卷入身份问题,而文本身份需要一个拟主体集合,就必须构筑出一个体现意义与价值的 “隐含作者”。当这个概念可以扩大到所有的符号文本,可以称作普遍隐含作者。

  

   4.不可靠性

   既然有普遍再现者,也有普遍隐含作者,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就成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可靠性是推动当代叙述学发展进程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叙述学至今动力无限的关键问题。尽管此概念如此重要,依然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至今没有辩论清楚。当我们把所有的符号文本拉通,而不像经典或“后经典”叙述学那样坚持以小说为中心,这个讨论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有些方面可以变得非常清晰。

   一个文本中,有各种主体成分活跃其中,它们往往拒绝合作,都不愿服从一个统一稳定的意义和价值体系。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文本中各种表意身份,而不是经验世界中的实在主体,即作者或读者。文本表意人格与这些实在主体之间,会有很重要的关联,但是在分析中,必须把这两者分割开来。

   文本不可靠,实际上是再现者不可靠(representerial unreliability)。再现者可能对谁不可靠?对隐含作者。文本表意,并不能统一个主体的声音,各种声音共存与同一文本,共存于一个文本反而使它们不和谐关系更为突出,而其中最容易“犯上”,即违法隐含作者所体现的文本意义与价值的,是再现者:观察再现者是否“可靠”,也就是说,是否与隐含作者体现的价值观一致,是文本分析的关键。

   一旦再现者的立场价值,不符合隐含作者的立场观念,两者发生了冲突,就出现叙述者对于隐含作者不可靠。这已经成为叙述学界的共识,[17]但是问题依然会出现,本文的开头就是证明。必须强调说明:所谓不可靠,不是文本内容对读者来说不可靠(例如说谎、作假、吹牛、败德等等),再现者不可靠是文本的一种形式特征,是表达方式的问题。文本可靠性,并不是内容的可信性,这两者经常会有所重迭,但是两者必须分清:许多争议来自两者的混淆。再现者不可靠是对与隐含作者而言,是两个文本身份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反复回顾的底线定义。

   确定不可靠叙述的方式,是读者从文本里读出一套价值观,而把这套价值观归纳起来,“寄放”在一个文本人格中。[18]九十年代后,后经典叙述学者从认知叙述学角度扩展这种论辩,这种建构的隐含作者的方式就被称为“认知方式”。用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价值观冲突就不再是作者用的修辞手法,而是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方式。隐含作者取决于文本品格,是各种文本身份的集合。这样找出的隐含作者主体,不是一个“存在”,而是一个拟主体的“文在”(texistence)。[19]

一旦采取“认知方式”归纳隐含作者,不可靠就从再现者与作者的关系,变成再现者的价值观与读者对世界“正常性”的理解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就牵涉到如何确定“读者”,这个复杂问题此处无法详细讨论。笔者的立场大致认同卡勒的“自然化”(Naturalisation):“把一个文本引入到一个已经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的、自然的话语类型”。这个立场可以具体化为费许的“阐释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观念:“我们的阅读都是文化上被构筑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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