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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新闻不可能是“不可靠叙述”:一个符号修辞分析

更新时间:2015-06-28 13:43:20
作者: 赵毅衡 (进入专栏)  

   德国“后经典叙述学家”纽宁(Ansgar F. Nünning)是德国吉森大学教授,研究叙述的不可靠性的专家。[1]他在近年一篇具有关键意义的文章中提出:“不可靠叙述并非只限于虚构叙述,而是在各种不同文类、媒介和不同学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2]在此文另一处他特别指出应当研究“在法律和政治中使用不可靠叙述者的现象”。[3]

   自从纽宁2005年发表此说以来,没有人反驳他的“泛不可靠”观点。因为这个观点源远流长,虽然没有人像他那样作斩钉截铁地声言。[4]自纽宁之后,许多叙述学家也同意这个观点,例如申丹在欧洲叙事学会的《活的叙述学手册》(Living Handbook of Narratology)网页上的长文“不可靠性”中说:“虚构叙述的不可靠,不可能来自作者的错误与能力不足,而在非文学的叙述中,叙述者不可靠性经常是作者的局限性所致”。这观点与纽宁是一致的:非虚构的事实性叙述,也可能出现不可靠叙述,[5]只是原因不同而已。

   实际上“新闻的不可靠叙述”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已经经常使用。例如这样一篇严肃的论辩文字:“震灾报道:谁是不可靠的叙述者?” 此文说:“汶川地震延续至今,我更倾向于认为:可靠的震灾报道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它们并不存在,而原因在于不可靠的叙述者云集……基于不可靠的叙述,汶川地震史排斥了我们”。[6]在此类讨论中,“不可靠叙述”成为关于“新闻真相问题”讨论的关键词。

   本文作者认为:这是“不可靠叙述”概念的一种严重的误用。

   本文希望不是在空谈理论:关于各种体裁叙述“不可靠性”的误解,已经遍布中西叙述学界,甚至已经流传到学界之外,成了一个急待符号修辞学辨清的问题。

  

   1. 叙述不可靠性的定义

   不可靠叙述,是推动当代叙述学发展进程的一个核心概念。叙述学一百年的历史,每个阶段都围绕着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在发展。早期与中期的俄法派,从普罗普到托多洛夫、巴尔特和格雷马斯,注意力集中于情节规律;早期英美派,从亨利.詹姆斯到福斯特,一直集中于“视角”问题。五十年代末布斯的《小说修辞》提出隐含作者与不可靠叙述这两个关键概念,但是经典叙述学的集大成者热奈特,在他七十年代的名著《体格》(Figure)三部中,[7]依然保留着法国派的传统,拒绝讨论英美派提出的不可靠叙述问题。[8]

   可以看出,虽然布斯把这两个概念当作叙述修辞问题提出,法国派看出这个概念基本上落于解释范畴中。而法国派的注意力集中于文本,不愿走向文本解释这样过于开放的问题。但是隐含作者与不可靠叙述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如果不接受它,实际上叙述学就不能推进。法语叙述学此后进展甚少,不得不说于此态度大有关系。而德国与北欧叙述学界成为“后经典叙述学”的重镇,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把不可靠问题当做叙述学的关键,由此形成了学派:讨论不可靠叙述的“修辞学派”,是坚持“布斯方向”的美国叙述学家发展出来的,而德国的塔马尔.雅可比(Tamar Yacobi),纽宁夫妇(Vera & Angsar Nünning)和富路德尼克(Monica Fludenik)等人,发展出关于不可靠叙述的“认知学派”,这两种角度实际上相辅相成。

   本文讨论的角度,是广义的符号叙述学,亦即是所有用来叙述的符号文本通用的叙述学。当我们贯通所有的叙述文本,而不像经典或“后经典”叙述学那样坚持以小说为中心,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讨论了半个多世纪的老问题,会显示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新面目:有些方面可以变得非常清晰;而有些被认为很简单的方面,则会变得相当复杂。

   可以说,一个叙述主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研究叙述文本的总纲。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叙述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文本中,组成叙述主体的各种“人格身份”拒绝合作,都不愿按照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来显示自身。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文本中各种表意身份,而不是经验世界中的实在主体,即作者或读者。文本表意人格与这些实在主体之间,会有很重要的关联,在叙述分析中,必须把这两各范畴分辨清楚。

   任何一个表意的文本,都具有某种身份:不是表意人采取的身份(例如作家身份,导演身份),而是凡文本必然具有的“文本身份”。文本身份,是符号文本最重要的社会文化联系。各种符号文本的身份,严重地影响符号的表意。一段文字,“文本身份”可以是政府告示,宣传口号,小说的对话,网上的帖子,文字和内容可能大致相似,意义却有极大不同:文本身份实际上是发出者与接收者建立意义交流的合同。反过来,如果没有文本身份,任何文本几乎无法表意:没有神圣身份的经书,不是圣经;没有四书身份的《春秋》就缺少微言大义,只是“断烂朝报”;[9]没有交通指挥身份的红绿灯无法要人服从;没有学校权威的铃声无法让学生回到课堂上去;没有帝王墓碑身份的“无字碑”只是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刻上字的碑石,并不藏有说不尽的秘密意图。文化中的符号文本身份之多种多样,比文化中的人采用的身份更复杂多变。

   而本文要讨论的两个关键性的文本表意人格身份,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叙述不可靠,实际上是叙述者不可靠(narratorial unreliability)。叙述者可能对谁不可靠?只能是对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使各种声音各种价值观共存与同一文本,这种努力反而使各种身份之间不和谐关系更为突出,而其中最容易“犯上”的,是叙述者:观察叙述者的声音是否“可靠”,也就是说,是否与隐含作者体现的价值观一致,是叙述分析的关键。

   一旦叙述者说出的立场价值,不符合隐含作者的立场观念,两者发生了冲突,就出现叙述者对隐含作者不可靠。[10]必须强调说明:不是所叙述的故事内容对读者来说不可靠(例如说谎、作假、吹牛、败德等等),叙述者不可靠是叙述的一种形式特征,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叙述可靠性,并不是故事可信性,虽然这两者经常会有所重迭,但是两者必须分清,因为许多争议来自两者的混淆。叙述者不可靠是对与隐含作者而言,是两个文本人格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整个讨论的出发点,是全文必须反复回顾的底线定义。

  

   2. 如何确定叙述者与隐含作者?

   说清这一点,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必须明白隐含作者如何确定,甚至叙述者如何确定,才能明白两者是否冲突。而两者的确定方式,会引发更多争议。本文并不想过于卷入确定这两个人格的细节讨论,因为已有别的文章处理,下面只是做一个介绍。

   先讨论如何确定叙述者:在符号叙述学看来,叙述者不一定是人格化,而是可以框架性质呈现,实际上在任何叙述中,叙述者都是框架-人格二象:在框架里“填充”人格。但是对于不同叙述体裁,会较多地以某一象呈现。按叙述者的形态变化,各种叙述体裁可以分成五个类别:

   一.“实在性”叙述(历史、新闻、庭辩、汇报、忏悔等),以及拟“实在性”叙述(诺言、宣传、广告等):人格性最强,叙述者与执行作者人格合一;

   二.书面文字虚构性叙述(小说,叙事诗等):框架叙述常被称为“第三人称叙述”,人格叙述常被称为“第一人称叙述”,每一篇文本两者混杂方式不同;

   三.记录演示性虚构叙述(电影、电视等):叙述者“框架-人格”二象合一,但是框架为主;

   四.现场演示性虚构叙述(戏剧、网络小说、游戏、比赛等)叙述者表现为框架,但是要求受述者参与,成为填充框架的人格;

   五.心灵“拟虚构性叙述”(梦、白日梦、幻觉等):叙述者表现为框架,从受述者接受的文本或许能窥探到叙述者人格。

   这五种分类,要求五种完全不同形态的叙述者:五种体裁大类的排列,从叙述者极端人格化,到极端框架化。[11]这个基本的识别叙述者的方案,决定本文的论证方向:不同类型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一致或冲突的方式会很不一样。应当说,事实性的叙述的情况最为整齐,叙述者充分人格化,因为与写作时的“执行作者”完全重合,[12]两个人格之间没有距离。

   要确定隐含作者可能更困难一些:隐含作者,是体现叙述作品的价值观的文本人格,叙述学对这个概念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个人格,究竟是作者创造的,还是读者从作品中推导出来的。1962年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中提出这概念,半个世纪过去,至今叙述学界无法摆脱这个概念,却也一直没有把它讨论清楚。甚至布斯本人在85岁高龄去世前最后一文中,依然要为此概念的必要性作自辩。[13]

   布斯明显把它视为作者创造出来的:“(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创造的不是单是一个理想的、没有个性的‘普遍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隐藏’起来的自己……对于一些作家来说,他们似乎在自己的创作中会创造或者再发现他们自己”[14]布斯还进一步解释说:“‘隐含作者’会为读者挑选他们的阅读内容,这种挑选也许有意,也许无心,而读者也会把这位作者看做一个理想的,文学化的人,它体现着真实作者的另一面。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选择之后的总和”。[15]这样的隐含作者,是作者用来替代自己的一个实际身份,实为作者的“第二人格”,或者可以称为文本产生时的“执行作者”。

   隐含主体到底是否是一个真正存在过的人格?很多学者讨论过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论辩清楚:布斯一直坚持“人格论”:隐含作者与生产文本时的作者主体(可以称为“执行作者”)重合。也就是说,隐含作者在文本生成时,具有充分的实在的主体性,哪怕是暂时的主体性。这样隐含作者就有了真实的自我作为源头,但是隐含作者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作者用他的人格的一部分创造出来的。

   从布斯的这段话里还点明了:同一个的作者可以创造不一样的隐含作者,每一部叙述文本,各有不同的隐含作者;作者为不同叙述文本创造一个特殊的隐含作者,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因为隐含作者是作者理想化选择的结果。作者本人可以改变想法,对自己的作品“悔其少作”,甚至检讨说“当时被私心蒙蔽”。但是写作时作者写进文本里的人格,用以支持整个文本价值观的人格,就是是他当时的人格,或者其一部分。

   由于此说出于《小说修辞》一书,而且布斯的学生,美国叙述学家费伦等人坚持发展这个路线,此种观点被称为确定隐含作者的“修辞方式”。不可靠叙述成为作者设定的一个特殊的修辞手法,类似比喻手法,用来把叙述弄得别开生面,更能吸引读者。如此理解不可靠叙述,实际上是作者与读者形成默契,审视叙述者。

   但是布斯已经感到可能有另一条途径确定隐含作者,虽然布斯整体论述并没有倾向这第二方案:“我们对隐含作者的感觉,不但包括我们从所有人物的行动与受难中提取的意义,还包括了其中隐藏着每一点道德与情感的因素”。[16]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读者,读者可以自行从叙述的情节中“提取意义,道德与情感的因素”,组成这个人格。因此,纽宁认为布斯的定义含糊不清:“无法解释叙述者的不 可靠性在阅读过程中是如何被理解的…..事实上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由读者决定的” 。纽宁进而提出:“与其说不可靠性是叙述者的一种性格特征,还不如说它是读者的一种阐释策略” [17]

此种确定不可靠叙述的方式,是读者从文本里读出一套价值观,而把这套价值观归纳起来,放在一个文本人格中,查特曼曾经把这个人格称为“推测作者”。[18]九十年代后,后经典叙述学者从认知叙述学角度扩展这种论辩,这种建构的隐含作者的方式就被称为“认知方式”。用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价值观冲突就不再是作者用的修辞手法,而是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方式。隐含作者取决于文本品格,是各种文本身份的集合。这样找出的主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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