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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也谈克隆人的尊严问题——同翟振明、刘慧商榷

更新时间:2014-09-19 15:52:21
作者: 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 翟振明、刘慧教授的文章以自由意志的平等原则为直接依据来反对克隆人技术的实施。本文指出,这个基于康德绝对命令的原则正如绝对命令本身只能作为范导原则,而不能作为建构原则。因为那些不可避免的不平等事件并不构成对人的尊严的侵害,有些可以避免却能增进当事人和多数人幸福的不平等事件也不构成对人的尊严的侵害。为此,我们需要引入独特权。根据独特权原则可以表明克隆人技术和组合基因人技术先天地侵犯了人的尊严。本文进一步表明,隐私权隶属于独特权,独特权是同生存权、自由权和幸福权相并列的基本人权。

  

   翟振明、刘慧二位教授的文章《论克隆人的尊严问题》[1](以下简称“翟文”)相当深刻而系统地讨论了克隆人的伦理问题,令人颇受启发。由于此文立论明确、条理清晰,因而更富有挑战性,用波普尔的话说更具有可证伪性。笔者在基本立场上同翟文是一致的,即反对克隆人技术的实施,因为这种技术侵犯了人的自由意志,进而侵犯了人的尊严,并且这种侵犯是先天地发生的。[1]但是,笔者不同意翟文所持的基本论据即自由意志的先天的平等性。与之不同,笔者的基本论据是一种具体的人权即独特权。

  

   1、关于“尊严”的意义

   关于“尊严”的意义,翟文所持的观点是:意义是超越经验的,而尊严是意义层面的东西,所以,尊严是超越经验的。翟文用一个思想实验来说明尊严对经验感受的超越性:17岁的小明受到父母的宠爱,父母对他有求必应,从不违反他的意志。小明觉得自己的自由意志得到充分满足,因而感到很有尊严。然而,实际情况是,小明的父母瞒着他同某个社会组织签定一个协约,拿小明做一个关于宠儿心理发育的心理学实验。这一实验对小明的生活有何影响?翟文的回答是:没有经验的影响,但有意义上的影响,因而有尊严上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一实验损害了小明的尊严。翟文谈到:“对于自身尊严的经验性感受是不可靠的,甚至可能与尊严的本义截然相反。而尊严的意义性无论是否被人经验到,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处于更为根本的地位。只有尊严的意义性是确定不变的东西,也只有尊严的意义性才能引导我们作出关于尊严的正确判断,尊严的意义是超越经验的。”

   在笔者看来,翟文对“意义”的阐述虽有一定道理,但失之粗疏,因为它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些草率。谨慎的回答应当是:小明父母的实验是否有损于小明的尊严,尚不明确,还取决于进一步的细节。为此,让我们把这个思想实验继续进行下去。

   情形1:小明的父母真的满足小明的任何要求,包括小明离家出走,完全脱离他们以及相关人员的视线。如果小明父母这样做了,那么小明的尊严不受影响,无论小明是否知道其父母所做的实验。

   情形2:小明的父母尽管满足小明的其他要求,但坚决拒绝小明离家出走、脱离他们视线的要求,因为小明离家出走意味着他们的实验被终止。这时小明的尊严受到影响,无论他是否知道其父母所做的实验。

   由此可见,尊严的意义正如所有其他意义,本质上是由当事人感受到的,而非根据某一普遍原则加以抽象的判定。一般而言,我的尊严是否受损取决于我的自由意志是否被他人阻碍,换言之,我是否获得尊严取决于我的自由意志是否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满足,而不取决于是否有某个神通广大的人正在控制着我。从哲学上讲,我们还真的不能保证没有这样一个人正在控制我们,但这不影响我们判定自己的意志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是否被阻碍或尊严是否被损害。

   翟文强调意义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甚至把它推向极端。然而,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对象的意义不同于对象的性质,后者如一瓶水的透明性、无味性和流动性等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客观性,而前者如一瓶水的意义则是因人而异的,具有较强的私人性和主观性。尊严的意义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可以给出获得尊严的一般原则如自由意志未被他人阻碍,但是,我们却不能用这个原则仅从外部去判定某人是否获得尊严,而不顾他本人是否意识到或感受到。正如以美的普遍标准之一和谐性去判定某人眼里的“西施”美或不美,而把他本人的感受看作无关的。总之,正如美学有普遍的标准如和谐性,但其标准的意义却是因人而异的,因为人各有其对和谐的理解,因而各有其美;尊严也有普遍的标准如自由意志不被他人损害,但其意义也是因人而异的,这是因为人各有志。

   翟文的另一个思想实验更为有利于笔者的观点。小强从小在孤儿院中生活,十岁时被欧阳先生收养,并且给了小强很好的生活和关爱,小强很感激欧阳先生。欧阳后来告诉小强,他的身体器官正在老化,如果没有人给他提供健康的器官,他将会在一、二年内死亡。小强毅然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给欧阳从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其实这一切都是欧阳先生预谋的,而小强却全然不知。请问,小强的尊严是否被欧阳先生侵害?翟文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在我看来,恰当的回答是:小强的尊严未被侵害,尽管欧阳侵害了小强的物质(身体)利益。这是因为,小强自愿用自己的生命求助一个生命垂危的人,这是他对自己意志的实现,而无论他是否知道欧阳先生的预谋;即使知道,小强抱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想法仍然这样做。在这里,翟文把物质利益被侵害和尊严被侵害混为一谈了。一般而言,包括身体在内的物质利益是否被侵害是有公共的和客观的标准的,而尊严是否被侵害只是看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否被他人阻碍,自由意志不必指向物质利益,也可指向精神利益或其他。

   由于自由意志具有私人性和主观性,尊严也具有私人性和主观性。不过,有的意志为多数人所持有,而有的意志只被少数人所持有;被多数所持有的意志常被看作具有公共性和客观性,其实这只是一种近似的说法。真正的公共性需要被全体人所持有,由此产生的客观性不是独立于主体的客观性,而是所谓的“主体间性”。事实上,人们评价一个人的尊严是否被满足,除了看他的自由意志是否被满足之外,还要看他的自由意志是否具有公共性和客观性的普遍意志。这是因为,从长远看,只有符合普遍意志的自由意志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从而真正被满足。例如,一个强盗的意志被满足之后,我们并不说他得到尊严,而是说他得到耻辱,因为他的自由意志与普遍意志正好相反。再如,一个运动员打破世界纪录,我们说他得到尊严,因为这不仅是他个人意志得到满足,而且是普遍意志得到满足。

   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意志可以被普遍意志所取代,而是说,个人意志的满足只是得到尊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个人得到尊严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个人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这种统一使得个人意志得到长久的满足,因而是更大的满足。这近似于康德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或普遍意志或善良意志,按照康德的说法,自由意志的本质是自律而不是他律;单纯地服从普遍意志是他律,当把个人意志和普遍意志统一起来之后便成为自律。正因为此,我们不能说以上思想实验中的小强的尊严被欧阳先生侵害,因为小强的个人意志同普遍意志基本上是一致的;小强的尊严已经由他自己的自觉自愿的行为确立起来,而不受欧阳动机的影响。

  

   二、康德的绝对命令是范导原则而不是建构原则

   康德所说的普遍意志也叫做“绝对命令”,有三种表述,其中最为基本的表述是普遍律原则:只按照你同时期望所有人都遵守的准则去行动。这样的准则叫做“普遍法则”,它代表了一个人心目中的普遍意志,当一个人按照这一普遍法则去行动的时候,他就将个人意志同普遍意志合而为一,从而获得尊严。

   然而,在经验范围内,这样的普遍法则几乎是没有的。试想,什么样的准则能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赞同呢?康德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说绝对命令是没有经验内容的和纯形式的,因而属于纯粹实践理性。问题在于,这种纯形式的绝对命令同有经验内容的道德实践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在笔者看来,纯形式的绝对命令只能为实践活动指引方向,而不能直接成为行动的依据,否则,我们的道德实践将会寸步难行。例如,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优胜劣汰,显然市场经济不是那部分被淘汰或可能被淘汰的人所希望的。如果直接将康德的绝对命令用在这里,那么实行市场经济的行为将成为不道德的。再看康德常常谈及的“不要撒谎”,对于一个强盗讲真话,如实告诉被抢人的家庭地址,这肯定不是那个被抢人所希望的。可见,康德的绝对命令只能作为导向性的,我们尽量向它接近,但永远不能达到它。在实践中切实可行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它体现了功利主义所谓的“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这条原则同康德的普遍律原则并不矛盾,而是前者以后者为极限目标。因此,笔者把康德的普遍律原则和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分别归入康德所谓的“范导原则”和“建构原则”,尽管康德本人并没有作这样的归属,而是把这两个原则对立起来。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先验范畴分为三个层次:感性范畴为时间和空间,也叫做直观形式。知性范畴有四组,每组三个共十二个,其中包括因果性范畴。理性范畴包括物自体等。一个知性范畴实际上是一组规则,用以建构经验知识,因此叫做“建构原则”。理性范畴也是一组规则,但它们不是用来建构经验知识或知性对象的,而是用以引导知性范畴的应用,使之能够更加深入更加系统地应用于经验材料,从而使经验知识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展,故称之为“范导原则”。[2]康德区分这两个原则时说:“理性的这条原理(范导原则──引者注)只是一条规则,它规定在所予的出现的条件系列中的一种回溯,决不容许把它所达到的任何东西作为绝对无条件的东西来对待而结束这个回溯。因此这条原理并不是经验的可能性和关于感官对象的经验性知识的原理,因而就不是知性的原理;因为任何经验要符合所予的直观,都是包含在界限之内的。” [2]478康德在这里强调,理性的范导原则不是建构原则,否则它将建构“绝对总体”(如物自体),而实际上这种对象根本不可能被认识,这便对人们形成一种误导,去认识或宣称不可能被认识的对象。范导原则的作用不是去建构对象,只是规定一种没有终结的回溯过程。

   根据康德对范导原则和建构原则的这种区分,我们有理由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看作范导原则,因为这一原则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被实行,只可以被接近。相应地,康德的绝对命令不能成为人们行为的直接规范,而只能成为行为规范的指导原则。显然,最大幸福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可以看作是以康德的普遍律原则为最终目标的建构原则,它们是现实可行的行为规范。 

   然而,康德却表现出把二者割裂开来的倾向。康德把涉及幸福的原则叫做有关质料的原则,他说道:“一切质料的实践规则都把意志的决定根据置于低级的欲求能力之中,倘使没有足以决定意志的单纯形式的意志法则,那么任何高级的欲求能力都可能会得不到承认了。” [3]21康德这里所说的“单纯形式的意志法则”就是包括普遍律在内的绝对命令,它们是人的“高级的欲求”的根据,而包括最大幸福原则在内的质料的实践规则是以人的“低级的欲求”为根据的。既然自由是人的一种高级欲求,所以作为自由意志根据的法则只能是不含质料的纯形式的绝对命令。

康德又说:“每个人应当自求幸福这样一个命令是愚蠢的;因为人们从不命令每个人去做他已经不可避免地自动要做的事情。人们只须给他规定手段甚或提供手段,因为他并不是愿望什么就能做什么的。但在职责的名义下以德性命令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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