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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平:电车难题新解:两难处境下的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

更新时间:2021-01-05 14:37:52
作者: 刘清平 (进入专栏)  

  

   [摘 要] 电车难题对于道义论而非后果论才构成了道德两难,难点在于如何权衡五个人与一个人的生命权益。从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视角看,哪怕不同选择的后果都是取五舍一,但由于主体是在不同境遇下基于不同自由意志做出这类选择的,他们的道德责任仍然存在鲜明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两难处境下,主体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包括不加干预的消极旁观),都要承担不同程度的自主责任;这种无法免责的特征是道德两难的症结所在,其根源则是来自人的有限性的诸善冲突给现实人生带来的严峻性甚至残酷性。

  

   自从1967年英国伦理学家菲丽帕·福特(Philippa Foot)有点漫不经心地提出了“电车难题”后[1],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哲学家还是普通人纷纷围绕这个逐步变成了思想实验的著名案例及其不同版本展开了热烈讨论,尤其是围绕效益主义(功利主义)等后果论思潮与康德主义等道义论思潮的对立阐发了种种不同的见解[2] [3]22-25。本文试图从以往人们较少涉及的自由意志视角入手,针对若干代表性的选择方案进行一些分析,探究在设定了“不可害人、尊重人权”的规范性正义底线的前提下,人们对这些选择方案应当承担怎样不同的自主责任。

  

一、道德两难的实质

  

   要是我们不想故作高深的话,恐怕很难无视电车案例的清晰意蕴,否定它是道德两难的一种表现:面对两种伦理德性或道德义务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冲突,同时又很难在它们中间分出个主次轻重来,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一般来说,由于人的有限性等原因,不仅在道德领域,而且在其他领域,人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诸善冲突”的局面:两个(或几个)好东西都是可欲的,却没法同时兼得,怎么办呢?不过,并非所有的冲突都有资格算作“两难”,因为倘若人们很容易权衡两种善的主次轻重以及大小多少,尽管也会面临两选一的取舍,却谈不上怎么“困难”,只需遵循人性逻辑的“取主舍次”原则就是了,所谓“两善相权取其重,两恶相权取其轻”。只有在两种善的重要程度几乎不分上下的时候,人们才会落入两选一的困难境遇,因为不知道选哪个才好。比方说,假如只需花掉月工资的五分之一就能治好严重的疾病,你是不会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的;可要是耗尽了积蓄还不见得能够控制癌症的蔓延,你十有八九就要犯难了。换言之,如果两个选项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自然不存在什么两难;但倘若不那么容易确定,两难肯定就摆在你面前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口头禅“这是一项艰难的选择”,大都是针对这类权衡起来十分纠结的两难局面来说的。

   澄清了两难的概念,电车难题的定位也就很清晰了:第一,它涉及的是人际关系中两种都值得意欲的道德善--救五个人与救一个人--的抵触冲突;否则的话,假如六个人都有机会活下来,没有谁还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第二,很难对这两种道德善的主次地位加以权衡,因为不管怎么选似乎都会出现麻烦;否则的话,倘若轻而易举就能确定孰轻孰重,人们也就不会众说纷纭,到现在还没法达成共识了。在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否定了电车难题的两难定位,一边又热衷于围绕它发表看法,隐约有点逻辑自败的意思。

   不过,这种定位也隐含着一个疑问:救五个人与救一个人相比,应该说是很“大”的优势了,选择起来怎么还会有难处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是效益主义断然拒绝用任何道义上的原则修正自己,它就会这样认为了,因为按照它的最纯正的原初立场,不仅好的(后果)直接就是对的(义务),而且人们面对冲突时只要从大小多少的定量视角进行权衡就足够了。换言之,对于边沁式的纯粹效益主义来说,电车案例压根算不上两难:既然付出死了一个人的代价救活了五个人,相互抵消后还多出了四条命的净盈余,自然就实现了量上的最大收益,因此与死了五个人保全一个人的选择相比,完全符合“最大多数最大福祉”的基本原则,所以不仅是对或正当的,同时也是更好的。

   但问题在于,这种解答明显与普通人的道德直觉相抵触,因为如果说面对西瓜芝麻这样的东西,取五舍一的做法还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话,那么,面对人命关天这样的事情,它的软肋立刻就暴露出来了:我们怎么能够如此轻松惬意,为了让五个人活下来而让一个无辜者死去呢?于是,人伦关系不同于人物关系的特殊性,就把只想计算大小多少的纯粹效益主义逼进了死胡同,哪怕求助于边沁“一个只算一个”的命题也找不到出路:虽然这句名言表面上看也彰显了个体的重要性,但加减乘除的扳手指计量,最终还是会让孤零零的一条命在人多势众的五条命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无论如何,既然一个只算一个,那他怎么也压不过五个去。众所周知,电车难题特别是那些极端的版本,正是冲着纯粹效益主义的这个阿喀琉斯之踵来的:一个在它看来很容易解答的问题,却会让它的答案落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窘境之中。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黑尔曾极拼命贬低电车案例,认为它脱离现实,缺乏说服力[4]139-140。其实,如同其他类似的贬抑说法一样,这种不愿正面应对的鸵鸟态度不如说是理屈词穷的表现:不错,思想实验的确不同于技术实验,只能围绕抽象设计的场景展开讨论,几乎没法在日常生活里加以检验;但要是我们因此断言它们完全忽视了人生在世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好像就有点强词夺理了,不幸地忘记了下面的常识:任何伦理学理论都不可能只是细致而微地直接处理张三李四在现实中遇到的具体道德问题,却拒绝结合像电车难题这样生动形象的特定案例进行逻辑上的抽象理论分析。

   这样辨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点反讽意味的事实了:尽管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普遍认为电车难题构成了指向后果论的严峻挑战(它的确也触及到了后果论只从定量角度计算后果大小多少的致命弱点),它毋宁说反倒是道义论面临的一场噩梦。如上所述,倘若将自己的原初立场贯彻到底,纯粹效益主义虽然也会觉得死了一个人有点可惜,却不会认为取五舍一是个多么艰难的选择;倒是特别强调“人是目的”的康德主义式道义论以及日常道德直觉,连同那些用“一条人命也很重要”的道义原则修正了自己立场的非纯粹效益主义一起,才会在救五个还是救一个的问题上犯难,以致打出“权益”这张定性王牌的自由主义都会感到棘手:单靠定量计算支撑起来的取五舍一无疑难以接受,但要是为了尊重一个人不可侵犯的神圣生命权,就让五个人同样不可侵犯的神圣生命权被否定,岂不是也说不过去么?不管怎样,如果说一个人是目的,难道五个人就不是目的吗?所以,要是在同样神圣的生命权之间发生了冲突,我们该赋予哪一边的生命权更高的权重,或者说该让哪一边的生命权更加神圣呢?通俗一点说,两边出的都是至高无上的权益王牌,哪一边能够压过另一边呢?严格说来,两难之难的关键就在这里,不然也不会出现莫衷一是的僵局了。

  

二、取五舍一的方案


   要想走出这种僵局,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在承认人是目的、肯定权益王牌、把不可害人设定为正义底线的规范性前提下,引入自由意志的特定视角(当然不是西方学界依据二元对立架构谈论的那种在决定论氛围下甚至搞不明白是否真实存在的自由意志,而是日常生活里人们实际拥有的与因果必然链条保持着两位一体关系的自由意志),细致辨析人们对于不同选择方案理应承担的自主责任[5] [6]。本节将重点考察多数人认同的取五舍一方案,并论证一个观点:不管面对的是哪种版本的电车难题,只要主体基于自由意志做出了这类选择,他都要对一个人的死亡承担自主责任,尽管性质和程度的轻重会视具体境遇的不同有所不同。

   首先,在极端版本的情况下(如外科医生为了通过器官移植治好五个病人杀死一个健康者,或是旁观者甲从天桥上推下一个胖子以期挡住将会压死五个人的失控电车等),主体哪怕完全是出于想救五个人的善良意志,不得已采取了这种直接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手段,他都应当承担有意杀害这个无辜者的道德责任乃至法律责任;与这种十分严重的自主责任相比,他救出五个人的善好收益虽然在定量维度上似乎大出了许多,但在定性维度上却是无足轻重的,更不会因为五减一等于四的结果就让他享有了只应褒扬、无需担责的德性资格。不用细说,鉴于主体在此只有利他的目的,并无利己的动机,他所承担的自主责任肯定不能与某人为了贪图钱财或紧急避险的自私目的杀害一个人的自主责任相提并论;尽管如此,这种纯粹利他的自由意志依然不足以让主体免于受到谴责甚至刑罚,因为他为了实现这个就其本身来看的确高尚的目的,将一个人仅仅当成了工具,自觉主动地从事了有意杀害无辜的犯罪行为,却完全没有顾及受害者的生命权益[7]。有鉴于此,即便受害者没有亲友为他讨公道,遵循不可害人底线的法治体系也应当严肃追究他有意杀害无辜的罪行(虽然考虑到他的利他目的,可以适当减少刑期),否则就没有恪守它理应恪守的正义底线,履行它理应承担的保护每个人生命权益的重大使命。同时,在这里还可以补充的两点是:第一,外科医生承担的自主责任要比旁观者甲更严重一些,因为他无疑是在冷静思考、细致准备后才杀害健康者的,不像旁观者甲那样往往是在未加考虑、一时冲动的情况下推下胖子致其死亡的。第二,倘若外科医生是由于自己的失误造成了五个病人需要移植器官的局面,他还应当承担更严重的自主责任,因为现在他杀害健康者的自由意志里,多出了一个“弥补自己失误”的利己因素。

   其次,在原初版本的情况下(电车失控后两条轨道上分别有五个人和一个人来不及逃离),假如旁观者乙基于自由意志扳动道岔操控电车驶入了一个人所在的那条轨道,他尽管有理由因为救出了五个人受到称赞,却仍然应当对这个人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自主责任。不用细说,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电车失控的人应当对这个人失去生命承担首要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旁观者乙并没有不尊重受害者生命权益的自由意志,表现在他只是扳动道岔“造成”了这个人死亡,却没有“有意”杀死无辜,因此他承担的责任要远远轻于外科医生甚至旁观者甲。但尽管如此,既然他业已基于自由意志参与到了事件中,并且由于自己想救五个人的直接干预间接导致了这个人死亡,那么,他救了五个人的功德依然无法抵消他造成一个人失去生命的负面后果。毕竟,假如旁观者乙不做干预听任电车自行行驶,这个人是不会死亡的(虽然那五个人会死亡);所以,他才应当由于自己的积极干预对这个人失去生命承担自主责任,包括来自这个人亲友的谴责控告以及他自己的内疚自责。从某种意义上说,旁观者乙之所以有理由因为救出了五个人受到称赞,也是以他理应承担让一个人死亡的道德责任为前提的:他明知自己要承担让一个人死亡的责任,还是不惜自己受到责罚也要救出五个人。

   最后,在原初版本的情况下,假如主体就是电车司机,他自然应当做出取五舍一的选择;同时,尽管这个选择是他的职责所在,因而没有理由像旁观者乙那样受到称赞,他仍然要对一个人失去生命承担一定的自主责任。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与旁观者乙不同,无论他做出怎样的选择,身为司机肯定都要承担造成他人死亡的部分责任,但造成五个人死亡的责任明显比造成一个人死亡的责任更严重。第二,假如司机并非电车失控的责任人,他对取五舍一的选择承担的责任甚至比旁观者乙还要轻一些,而理由与他不应受到称赞是一样的:如果说旁观者乙是基于自由意志主动干预的,司机在基于自由意志进行干预时还受到了自己职责的约束,因为他作为司机本来就有义务操控电车的行驶方向。

从这个视角看,纯粹效益主义的理论错谬就很清晰了,因为按照它的原初立场,它必然会将这些不同种类的取五舍一混为一谈,非但不去辨析主体分别承担的不同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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