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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清朝人在美国

更新时间:2013-10-21 21:30:30
作者: 史景迁 (进入专栏)  

  

   当查尔斯·普莱思于1889年底带着家眷到达山西汾州的小宣教站时,他立刻发现那是个无趣的地方,对于未来更是感到茫然。不过他倒是注意到了,虽然汾州居民大多贫病交迫兼而绝望,但对他们倒是非常友善。他在1890年3月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将当地和美国做了比较:“他们对我们很好,好像很高兴我们到这儿和他们一块生活,较之有些时候在美国的中国人,我们受到的待遇,显然好得多。”

   远自16世纪中期佩雷拉开始,西方旅行家就尝试过类似的比较了,但是一直都很抽象,因为西方社会里始终见不到可相提并论的中国人。到了19世纪下半期,这个现象才开始改变。当时在欧洲,只有零星小规模的中国人社区,反观美国,1849年的淘金潮,以及随后的铁路修筑,却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华工至西岸,其中又以男性为主。到了1890年代,许多美国城市出现了“中国城”,华工也散见于全美各处,无论是太平洋西北岸、中西部、南方或是东部海岸,都见得到华人身影。

   可以想见,美国白人对这批新移民的态度,是好坏参半的。不过刚开始时,容忍度还算不错。就拿容闳这个来自中国东南穷人家的小孩来说,他在商人支持下,由好心传教士带到美国,就读于新英格兰的私立寄读学校,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并娶了哈特佛德当地的女孩,生活上完全没有出现困扰。另外较特别的,像中国连体双胞胎“章和安”(Chang and Eng)(生于1811年,殁于1874年)。这对胸部紧紧相连的兄弟,刚开始时还是马戏团的展览品,后来也过起了几乎和一般人一样正常的生活。他们定居于北卡罗来纳州,换了美国姓邦克(Bunker),娶了当地的白人姊妹安德蕾·叶慈及莎拉·安·叶慈,成了两个家,兄弟俩两头轮流住,买了地,共享一份结婚礼物,即一位他们称为“葛瑞丝阿姨”的女黑奴,总共生育了21个子女。有些中国人则经营果园,组织慈善机构,捕虾网蚵,在废弃的矿场挖掘剩煤,到制鞋工厂或雪茄工厂做工,开洗衣店或餐厅。

   到了1860年代末期,查尔斯·普莱思所提及的压力,逐渐开始浮现。此时中国人不再囿守于旧金山,他们开始接触矿工、铁路工等工作,也从美国人眼中的新鲜有趣变成受攻击的对象,动辄遭调侃,经济上受歧视,法律上受骚扰,甚至受到暴力威胁,严重时,甚至遭私刑处死。两位早期记录这段历史的作家为布莱特·哈特及马克·吐温。这两位年轻人均来自美国东岸,到西岸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找些故事题材,一方面则想成名致富。他们在1850年代末、1860年代初,在内华达州及加州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第一份由美国人撰写的针对中国城做的详细报道,也许就出自马克·吐温之手。在1861至1864年,他近三十岁的数年间,他居住在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市,并担任当地报纸《企业家》的记者。

   吐温指出,弗市当时有约一千名华人,多数以洗衣为业,有一些则担任男仆及厨子,他们挤在一个小小的“中国区”里,在“城里一个角落自成族群”。由吐温文中可知,当时在美国逐渐形成的针对中国人的负面刻板印象,也已深深影响到了他:

   中国人已将城里这一带搞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他们不用马车,因为他们的道路显得不够宽,无法容纳这种交通工具。夜晚十点是中国人最惬意的一刻。在每一个邋里邋遢、黑洞一样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为了省一些蜡烛,屋里幽暗一片,但是仍可见两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子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也不动地抽着鸦片。极度的满足,使他们两眼无神的微张着——也许是刚刚抽过一口,就把烟筒递给旁边同伴的烟鬼,才会出现这种表情吧——因为抽鸦片的过程并不舒适,需要不时留神……约翰喜欢抽鸦片,因为那让他觉得通体舒畅:他会吸个大约二十口,接着翻身睡去,只有天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因为光是看着这个汗涔涔的家伙,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也许在梦里,他已超越尘世,忘却洗衣重活,正在天堂里,大啖着肥美的老鼠、燕窝。

   在他为三位中国人所做的人物侧写里,吐温表现了较多的同情心,但是尖刻的论调依然存在。例如,“王安街十三号的阿兴先生,以最友善的方式,向我们表示他的好客。他有各种由中国进口的酒,装在小罐子里,有色无色,说不出名字,他会以精致的小瓷杯装酒,邀我们品尝”。阿兴“店里有上千种商品,模样稀奇古怪,看不出用途,也无法形容”。他还请他的记者朋友吃“小巧的香肠”,但是吐温未加品尝,他怀疑其中“掺了老鼠肉”。

   “秋秋街三十七号的洪卧先生”,原本是报社的厨子,大家都叫他“汤姆”,当时正经营中国社区里的彩券发行。听过他对彩券制度的解释,吐温讥讽其英语“毫无瑕疵”;事实上他讲的是不折不扣地道的洋泾浜英语。另外,“西亚先生在活狐街经营一家有趣的商店,”吐温很喜欢到店内浏览,“他出售装饰华丽的白羽毛扇子,闻起来像奶酪的香水、毛笔,以及用石子做成的连钢铁也不能刮伤的表链,却磨得像贝壳一样光亮。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西亚还向他的记者朋友展示以金线制成,饰以孔雀羽毛的金翎子。”

   当地一家小中餐馆也引起吐温极大的兴趣,连用算盘计账也让他神往不已:

   我们在诗般的餐厅里,以筷子用餐;我们一个伙伴在门口斥责几个眼如弯月的女孩,说她们没有女性的矜持;老板为我们点起保护作用的燃香,我们则就几个小神像和他讨价还价。饭后,中国账房的身手让我们大开眼界。在一个状似烤架,串着许多珠子的机器上,他计算着账目:不同串的珠子分别代表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他以手指拨弄珠子,速度之快,恰如音乐教授弹奏钢琴的手。

   1870年,吐温由弗吉尼亚市迁往加州,因此有机会对中国人及其生活习惯做进一步了解,并以锐利的双眼,观察到了他们所受的歧视。“我正在写新闻稿,”他记录下1869年发生在旧金山的种族歧视事件,“有新闻进来,指出光天化日之下,有几个男孩在旧金山,拿石子将一名毫无防卫的中国人活活砸死……虽然许多人在旁边围观,却没有人出面干预。”他表示,“在法庭上,任何白种人都可以作证,要了中国人的命,但是中国人却不得上庭指控白人”。他还提到新立的煤矿税,征收对象只限于在废矿坑里掘煤的中国人。而为移民局工作的不肖医生,也会向每一个初上岸的中国人征收高达十元的疫苗费。

   1870年,洛杉矶发生了排华暴动,至少二十多名中国人遭到杀害,这事深深震撼了吐温,以及其他较敏感的西方观察家。最著名的一首诗《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写于1870年,据其作者布莱特·哈特表示,一切完全来源于巧合。哈特之友安布罗斯·毕尔斯也曾大量撰文支持中国人,他表示,哈特曾告诉他,“写那首诗完全是出于无心”。在1860年代,哈特曾在一些作品中,提到“中国人约翰”等中国人,至于“有话直说”,则是为了总结哈特1850至1860年代间在淘金场度过的艰苦岁月,有感而发写成的几首诗中的一首。

   不过这首诗会造成巨大冲击,显然与诗作发表时社会上正好出现的歧视与杀戮事件有关。整首诗有着大胆而神秘的开场,老实的詹姆士话正说到一半,紧接着就出现了阿兴和白人矿工赌博的场面:

   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

   (平台山,1870年)

   关于这点我有话要讲,

   我绝对实话实说,

   说到龌龊的伎俩,

   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下面我就来说说。

   他的名字叫阿兴,

   我不会否认,

   提起这个人名,

   意思明显得很;

   他笑起来也愁眉苦脸,像个小孩,

   我常向奈比尔提起这个人。

   那是八月的第三天,

   天空非常晴朗;

   或许可以推断

   阿兴也是一样。

   但那天他跟威廉赌钱

   还有我,那副样子我可瞧不上。

   我们小赌一场,

   阿兴也加入进来:

   我们玩的是尤克纸牌。照样

   他根本就弄不明白,

   但他坐在桌旁傻笑兮兮,

   笑得像个小孩,让人不想理睬……

   在诗里,老实的詹姆士承认,他和朋友奈比尔拼命作弊,以敲阿兴之杠,因为后者承认自己对玩牌一无所知。让他们意外的是,尽管作了弊,阿兴还是赢了,这时他们才知道,阿兴的作弊手法其实更高明。最后当奈比尔准备将预谋中的牌发给詹姆士时,阿兴巧妙地将牌挡了下来,并成了赢家。双方紧接着打起架来,阿兴袖中此时落出了“二十四张杰克”。老实詹姆士这时以结尾呼应全诗起头部分:

   我绝对实话实说,

   说到龌龊伎俩,

   或者弄巧反而成拙,

   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这一点,我还会这样想。

   这首诗刊于1870年的《大地月刊》,由于其创意及内容,还引起了小小的骚动。一家纽约的书店在两个月内卖掉了1200本,好几家知名报纸均二度登出这首诗,另外还出现了两种附带插画的单行本,及两个配有音乐的版本,1871年时,甚至冒出一位“中国异教徒歌手”。

   哈特曾表示,创作此诗全属无心,但是由于许多美国人认为此诗有排华意味,他不得不挺身而出,为中国人辩护。如果这首诗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那也是要指控白人矿工的贪婪,不知廉耻地图利其他种族的人,结果反而被倒打了一耙。尽管许多人误解了这首诗,哈特却乘机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为了替误解提出反驳,他写了更多文章,赚了更多钱,同时还设立了某种道德上的标杆。

   由于阿兴这个人物获得了相当的回响,哈特再接再厉,又创作了一首诗,《中国人的新怒火》。在诗里,一群粗鲁的白人矿工拒绝支付洗衣费,结果在阿兴领导下,一批中国人突袭了这些矿工,抢走他们的牲畜及其他财物,以抵偿洗衣费。更惊人的是,这些中国人还掳走了一名欺骗他们的矿工乔·约翰逊,并以自己的方法审判他:他们诱惑他吸鸦片,“一剃掉他的眉毛,将他悬在一根竹竿上”,让他穿上中国服装,脸上涂上油彩,再将他塞进一个竹笼子,外面放个标签写道“有个白人在此”,他们“任他悬在那儿,像只熟透的果子”。

   包括吐温、哈特及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在内,他们的作品都混杂了个人成见、对神秘中国的好奇,以及自我满足。一大批有关中国的通俗小说就这么出现了,更精确点,应该将它们称为“中国城小说”。这些小说通常都有基本事实做根据。19世纪末,中国城摄影师阿诺德·根特的作品即清楚显示,即使穿上了西服,大多数中国男人仍蓄着辫子,他们往往将辫子盘在头上,外面戴着一顶圆顶礼帽。有些中国人从家乡带来了抽鸦片的习惯,并将大部分辛苦挣来的钱,都用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他们通常单独漂洋过海,有时候也与其他男性结伴而行,在纯男性的圈子里,任何能吃的东西都可成为他们的盘中餐,而妓女则是他们唯一的泄欲对象。在复杂的法律网路下,无论是从商、求学或工作,他们都备受歧视,以致他们若欲通过法庭解决问题,均须花费大量时间、巨额金钱,这使他们在中国城里,形成了紧密的社群。而原本的“慈善机构”,也经常化身成为控制集团,除了为他们在陌生土地上提供保护,也提供懂得他们语言的人,作为他们的后盾。不过这些集团却经常会通过保护商家、控制毒品、妓女、赌博等渠道,讹诈金钱,甚至彼此恶斗;有时会拼得你死我活,有时是莫名其妙混战一番。对于中国人的行为,美国社会已从多重的思考线路中建构出了自己的解释。

   摘自《大汗之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来源: 《看历史》2013年第10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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