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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我希望激发人们了解中国的愿望

更新时间:2020-03-30 19:50:00
作者: 史景迁 (进入专栏)  

  

   卢汉超: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譬如说,司马迁的《史记》就既是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中丰富的笔记小说类作品,也往往是珍贵的史料。在我看来,您的作品也是两者兼而有之。《王氏之死》和《太平天国》,读起来就分别像一部侦探小说和一出历史悲剧,而它们同时又是扎实的历史著作。在当前西方的中国史领域内,您的这种研究和写作风格似乎是独此一家,但我倒觉得这有点像司马迁的中国式的“文史不分家”。能否请您对此略作评论?

  

   史景迁:我的感觉是,将历史和文学合而为一与将历史和小说合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当我们用“literature”一词时——无论是指“文”或“文学”——我们是用它来传达一种品质,一种评判,或者是如何遣词造句。当我们用“fiction”一词时,我们是意指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除了广义上的合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

  

   卢汉超: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也包括小说。

  

   史景迁:文学和小说往往不同。我想文学更是一种哲学传统。“Literature”一词也与一种艺术传统相连。所以,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你可以说在历史学者中我比较注意写作的效果,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并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自觉,因为我热爱西方传统中的文学人物。

  

   卢汉超:《史记》也创造了一种文学传统。中国许多成语和典故都来自《史记》。《史记》成了文化的一部分。

  

   史景迁:是的。这许多的成语和典故给现代读者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对西方读者来说,因为我们拥有的(中国)历史知识远远不够,就像我这样的人缺少足够的历史知识。所以,读司马迁的时候我往往需要许多的注释来帮助理解。但一个受过中国古典传统训练的中国学者可以将读司马迁当成一种乐趣。

  

   卢汉超:是的。许多的成语和典故都出自《史记》。

  

   史景迁:《史记》的故事是如此地丰富。司马迁并不太在乎写实,他是在作一种道德上的评判。他有意用他的语言来造成一种效果。

  

   卢汉超:您是否也有意作道德上的判断?

  

   史景迁:是的,我也有一些道德上的目的。但我没有司马迁那样的精力或学问去做这些判断。我无法像司马迁那样对此坚持不懈。我是说,司马迁喜欢在章节结束时做一种道德判断,一般来说,我并不这样做。我愿意让著作的结构来呈现一种道德评说和道德环境。

  

   卢汉超:昨天我们谈到了您的新作《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雍正皇帝对那封谋叛信件的处理方法与毛主席所采用的“反面教材”的策略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史景迁:我并没有作明显的对照。我将此留给读者去思考。即使读者不知道谁是毛,仍可阅读此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毛,尤其是在西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作明确的对照,因为这样会使书过时。我宁愿写一本不仅是属于大家都知道毛是谁的那个时代的书。

  

   卢汉超:大部分的中国历史学者在他们自身领域以外影响有限。您在本领域内有很高的地位,在一般受过教育的大众中也有相当一批读者。您在学界以外的影响或许可以与费正清相提并论。在我看来,“象牙塔”里的学者能对外面的大众历史作一些贡献是很重要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使严肃的学术著作让一般大众能够接受的技巧和艺术。能否请您就此略作评论?

  

   史景迁:首先,有影响和有冲击力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许多人读你的书,这固然是极好的事,但这不等于你对读者有很大的影响或冲击力。有许多人读你的书或许是说明你使人对此感兴趣了,而对我来说,这就很令人满意了。我愿意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我不认为我一直有一种强有力的道德上的目的,去直接影响人们的观念。

  

   你提到了费正清。我很幸运能认识他,他是芮玛丽的老师,而芮玛丽是我的老师,所以他是我老师的老师,我的“师祖”。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和他相提并论。他是整个中国研究领域在美国的主要缔造者,而我并没有发展任何领域。我所做的主要是教学,总是尽力用我的智慧去帮助学生发展他们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从来不期望创建一个学派,如康熙学派或雍正学派之类。这是很关键的差别。费正清的大部分著作都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那本《美国与中国》尤其如此。此书极为成功,其影响深远是因为费正清的目的就在于辅助美国的政策。而我写作的目标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即使是一本看来有点像人们所说的通俗历史,我总是试图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读物,告诉人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希望他们能培养出自己的个人兴趣。我希望激发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愿望,让美国人或欧洲人或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阅读我写的东西——这是我喜欢看到许多不同版本译作的原因。他们也许说,“我很喜欢这本书”,或者“我有点喜欢这本书”,但关键在于,他们说“我现在想要进一步阅读和知道更多(关于中国的)知识”。即便我的书看上去有些像人们所说的大众读物,但我总是为读者提供了专业的和更深入的阅读书目,告诉他们下一步怎么走,希望他们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兴趣。但就政策实施而言,这样做的结果难以判断,因为我的书最终可能会使读者对中国抱有同情感,也可能抱有敌意。我总是力求创造一种行文上的平衡。你当然没有必要总是在做道德评判。你做的是一种风格评判(a stylistic judgment)。

  

   卢汉超:不管怎么说,在大众读者中,您至少现在是最知名的中国通。人们很容易在各地书店里找到您的著作。

  

   史景迁:也许在Barnes & Nobles 或Borders可以找到——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好事。第一要紧的是保证你的书始终在重印,随时能够买到。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的底线是保证美国的学校里始终有人在读《王氏之死》,然后——尽管并不一定总有这样的结果——如果读书人说“我想读这位作者写的另外一本书”,那当然就更好了。但我更愿意他们说“现在我真的希望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如果他们能提出这样的想法,就真的会令我很激动了。有的时候,那些处在决策位置的人读了我的书,很喜欢。但我们谈的并不是美国政策的具体细节,而更多的是洪秀全如何思考此,王氏如何思考彼,曹寅等对国家持有何种态度等等。这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费正清感兴趣的是揭示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源,我也认为他有兴趣揭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源。他的研究方法对那些在1950年代初——实际上是自中国内战至1960年代初——经过严格训练的西方学者尤其有用。对于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甚至包括费正清这一代人在内,拥有在中国居住的经历并得到他那样的训练是非常困难的。我是说,他读研究生的时候是在北平度过的,如同芮沃寿和芮玛丽一样。他们在中华民国时代曾在北平工作。他们是在老一代的重要的中国通手下接受训练的。但费正清那一代人同时也知道,随着美国的中国研究不断扩展,他们需要新鲜血液,需要新人进入这个领域。费正清认定,最好的办法是做关于政体的案例研究,尤其是洋务运动。我想他的中心主题是中国如何适应西方。他使用同样的主题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带入这个领域,但观察的角度不同,他研究马克思主义、毛主义以及加诸于中国人身上的意识形态,观察中国人如何从对西方的回应中产生出他们的适应能力,所以许多人将此看成是“回应西方”理论。但这种理论后来遭到了批评,有人说它限制了中国的含义,限制了中国内在目的性(Chinese purposefulness);将中国人看成是次要的历史行动者。

  

   卢汉超:他后来对此有所修正。

  

   史景迁:但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他对中国研究领域的贡献也很重要。费正清与刘广京、邓嗣禹和其他学者一起,在材料目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十分看重对如《会典》和《大清实录》等清代行政记录的研究,也做得十分到位。费正清经常说:“不要因为你需要找寻不常用的史料而忽略常见易得的史料。”我认为他是这个领域中权势和影响极大的人,对领域的创建有比他人更清楚的设想。他具有非常强烈的哈佛情结,对哈佛抱有很深的忠诚感。他通过自己的能力和筹款将哈佛变成了美国(中国研究)的中心,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影响。如同我说的,他是我的“师祖”,我的老师的老师。

  

   卢汉超:所以您的兴趣主要不在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史景迁:我的兴趣在于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如果说我有一个学派,那这个学派就是促使或鼓励读者去思考:“这真是一个复杂而有意思的社会。那里有些我们西方人闻所未闻、思所未思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中国,或者即使是与中国共事而不理解它,我们也应该对此有所思考。”我们需要努力去了解。我们需要让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故事,而不总是告诉他们应该对我们讲些什么。所以只要有可能,我总是试图让中国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陈述,例如在《天安门》一书里。在《王氏之死》一书里,我用地方志的材料,让地方志的编撰者讲他们的故事。

  

   卢汉超:说起《王氏之死》,您在书里也用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当时读了有点诧异。您知道我是在中国受的史学训练。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不用《聊斋志异》或《红楼梦》之类的材料。

  

   史景迁: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小说。但同时我们知道蒲松龄正是生活在本书所涉的时代。尽管是小说,它代表了一种见解。我们在《聊斋志异》里看到了蒲松龄本人。蒲松龄还写了许多掌故笔记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不是确切的社会史,但我们却能说这些著作代表着当时的思想概念,还是可以加以利用。蒲松龄写了他的家乡和附近的地区,他写了流浪汉、小贩、街头变戏法的,以及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可以统称为游民的人们。我们还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到他当时正在郯城(《王氏之死》一书发生的地点)。他的故事中有一个就确切地发生在郯城之南,在一个坐落于从郯城通往江北沛地大路边的小镇上。所以我想蒲松龄是他那个时代一个中国人的声音,而《王氏之死》正是为了表达当时中国人的声音。而且,蒲松龄还对中国人怎样对待和使用暴力感兴趣。所以并不是,“我猜想这事发生了”,而是,“我们知道这里有一桩谋杀案,我们知道蒲松龄很关注这类暴力,所以也许可以将《福惠全书》中的真实记录和蒲松龄的小说综合使用”。这种方法受到了不少批评。有人喜欢这本书,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太过分了。

  

   卢汉超:我们没有很多史料来写这一层次的人们的生活。

  

史景迁:确实如此。所以这是我的想法:“这里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耆老之年的中国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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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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