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史景迁:眺望东方——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更新时间:2022-01-23 22:08:43
作者: 史景迁 (进入专栏)  

  

   本文节选自史景迁著,钟倩译,《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理想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即使我们今天仍不甚明了自己对中国怀着怎样的感情,也请不要过度焦虑。从西方人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之日起,不管有多少西方人,也不管他们多么详尽地描述过中国,他们对于中国仍是不甚了解。我们对中国的困惑可以追溯到四百多年前:西方第一次详细描述中国的文字出现在1584年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家信中;一年之后,冈萨雷斯·德·门多萨(Gonzalezde Mendoza)开拓性的历史著作问世。虽然利玛窦这一代人受到了早期游历过中国的先驱先入为主的偏见的影响,但是他们以空前丰富的亲身经历开风气之先,仍有不没之功。

   对于16世纪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幅员辽阔、国力雄厚、秩序井然。面对中国的地大物博,他们无不惊叹不已。早期的西班牙人曾夸下海口,吹嘘他们可以用几百人的精英队伍征服中国,因为他们是征服者的后代。但几乎没有西方人对此表示赞同。到过中国的那些敏锐的西方人发现,中国的城市外围城墙高耸,士兵巡逻严密;中国的军队规模庞大、战船丰富、装备精良;他们也目睹了中国的官吏如何严惩动乱、监视民众、拷打臣民、控制经济。尽管一般来说,早期的耶稣会会士过于偏爱中国,但他们也无不从西方人的视角记载了中国阴暗和光明并存的两面。早期来华的西方人都热情洋溢地盛赞中国的伦理纲常,称赞那些地方官吏饱读儒家经典,通过科举考试,由皇帝亲自任命,为政清明;但是他们也记载了佛教复杂的斋戒仪式,道教的故弄玄虚,杀婴、贩婴现象随处可见,卖淫肆虐,男同性恋比比皆是等内容。他们记载了中国人在辩论神学问题时的深邃精到,但却发现这也相应导致了中国对基督福音的不妥协态度。他们赞美中国的印刷术和士人文化,这似乎给基督教的传播创造了机会,但却悲伤地发现这些都促进了反基督教传单在城乡快速传播。

   1644年,明朝灭亡,满人南下入主中原,这段历史并没有让西方人对中国看法产生重大改观。当然,西方人与中国统治者的对话似乎变得更容易了:康熙帝于1661年到1722年统治中国,他对于西方充满了好奇,甚至对一些传教士尤为偏爱;而与他相反,1572年到1620年统治中国的明朝万历皇帝则深居简出,几乎从来不召见传教士或商人,也不与他们对话。当然,在康熙统治后期,由于传教士卷入阿哥们的阴谋集团之中,康熙颇感忧心,也越来越警惕罗马教皇在信仰和精神解释上的绝对权威。17世纪晚期,白晋(Bouvet)等传教士将康熙帝比作路易十四一样的“太阳王”——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的法国是中国传教会的主要资金来源。白晋在写给路易十四的一封信中写了下面这段话,后来这封信成为《中国皇帝康熙传》的前言:

   您几年前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们,在世界的另一端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法国外从未见过的君王。他像陛下一样,具有卓越而完美的天才和皇帝的胸怀,他能主宰自己和臣民,受到了人民的崇拜和邻国的尊敬……总而言之,他身上具有成为英豪的大部分高尚特性。如果没有您的话,他早已成为人世间一位无与伦比的皇帝了。

   尽管有些夸张的成分,但与他的前辈李明(LeComte)和继任者杜赫德(DuHalde)一样,白晋用文字详细记录了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但其中也有偏颇之处,白晋故意掩盖中国的负面信息,使得让中国皈依基督的任务看起来不那么艰巨可怕。这些法国传教士甚至在思考,儒家思想有可能以某种方式成为普世道德,中国的象形文字也有可能成为超越方言和地域限制的普世语言。敏锐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很快捕捉到了这些方面,他发现《易经》中六十四卦其实就是二进制的“中国版”,由此觉得中国有希望成为崭新的国际化全球科学学院中的一员。

   与18世纪的其他学者一样,莱布尼茨也一度被索隐派(Figurist)所吸引。索隐派,正如其名所示,无视时代和儒家经典著作的包容性,试图从中国经典中找到圣经年表的准确依据,而圣经年表本身在当时已经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历史人类学家认为,这是对人类“单基因”理论的最后辩护,这一理论将人类历史追溯到诺亚,并最终归于亚当。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越来越有市场的“多基因”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类起源是多元的,人类大家庭中会有退化的部分,也会有处于前理性区域的团体。多基因理论为所谓的种族主义的“科学”论断的兴起扫除了障碍。到1730年代中期,学者们开始做一件在利玛窦时代不可思议的事情:分析中国人头部的“圆锥形”特征,将中国人与巴塔哥尼亚人、霍屯督人和美洲印第安人一同划为“异人”(Homomonstrosus),从而与“智人”(Homosapiens)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而这些学者宣称自己是“智人”人种。

   西方对中国认知的复杂性,部分源于耶稣会士在欧洲遭遇的政治猜疑,这些耶稣会士受到世俗知识分子和詹森派(Jansenists)的双重攻击,在中国也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换言之,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雍正末期到乾隆早期这段时间,他们分析中国相关著作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这一影响力的形成,部分是由于中国正开始闭关锁国,限制外国人在华贸易和旅行,而这批耶稣会的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关于当时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影响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从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到伏尔泰,这些思想家抓住了耶稣会士的历史著作中的“数据”—特别是具有伦理道德的中国社会竟公然不是天主教国家的事实—用以批判天主教在欧洲社会中的作用。伏尔泰在著作中赞扬中国的“自然神论”,《风俗论》和《中国孤儿》这两本书便是例证。前者是关于世界历史的读物,而后者是一部舞台剧,均于1750年完稿,从这两本书中可以看到伏尔泰研究中国的方法,以及他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在第一本著作中,他认为中国为世界文明历史的开端;在后一本书中,他解释了成吉思汗如何被温文尔雅的中原人那纯净的道德所感染。

   当时的读者一翻开伏尔泰的著作,发现世界历史以中国时间而非圣经年表来纪年,那种震惊之情,我们实难想象。在《风俗论》一书的开头,伏尔泰便以挑衅的语言推翻了白晋将中国与查理曼帝国相提并论的等式:“中华帝国从它存在之日起,就比查理曼帝国幅员更辽阔。”他接着又赞扬了中国的法律:“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谈到孔子,伏尔泰写道,“他的伦理学跟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伦理学一样纯粹,一样严格,同时也一样合乎人情。”与无神论者不同的是,中国人对天堂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中国礼仪的极大误会,产生于我们以我们的习俗为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习俗,我们要把我们偏执的门户之见带到世界各地。”

   强调中国人的现实力量和道德力量,以及中国人促进世界道德水平提升的潜力,这个话题直到18世纪晚期仍然备受争议。在很多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中,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都讨论了这一问题。在1793—1794年间,马戛尔尼伯爵代表乔治三世和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他在游记中也认真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买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也讨论过中国的社会组织,他甚至考虑派使者前往中国,让“年轻的美利坚民族”可以学习中国历史悠久的法律。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 erson)研究了中国的“自然贵族”。富裕的费城商人史蒂芬·吉拉德(Stephen Girard)在1795年组织了一个船队前往中国做生意,似乎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这一传统的仰慕,他骄傲地将四艘船命名为“伏尔泰”号、“卢梭”号、“孟德斯鸠”号和“爱尔维修”(Helvetius)号。

   但是,如果吉拉德能够仔细阅读孟德斯鸠和卢梭,就会发现他们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和政府都有意味深远的保留。这两位作家似乎都意识到了中国幻想的破灭,从18世纪开始,伴随着对中国的赞美,这种情感与日俱增。例如,在笛福的一些小说中,抑或在乔治·安逊(George Anson)的回忆录中,就显示出对中国人的敌意。乔治·安逊是一位令人敬畏的英国海军准将,1740年代到过广州,他发现这是一个糟糕的地方,卑鄙的官员牢牢控制着虚伪懦弱的民众。在俘获了一艘西班牙大型帆船之后,他以英雄的姿态回到英国,随后,他的环球行纪出版。在这本畅销书中,安逊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偏见,他写道:“确实,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中国人诡计多端、虚伪不实、财迷心窍,在这些方面他们难以被其他民族超越;这些天赋综合起来,加之中国人在紧要关头的手腕,让外国人很难看穿。”这些文字的目的—安逊的书中充满了这样的字眼—是要治愈欧洲作家对中国“荒谬的迷恋”。安逊还特地花费一番工夫,来纠正欧洲人对中国道德的看法:

   然而很多传教士告诉我们,中国科技确实比欧洲落后很多,但是中国的道德、正义教育和实践却是可以被我们奉为典范的。根据一些神父的描述,我们应该被劝服,中华帝国是一个统治井然有序、社会和气有爱的大家庭。唯一的争执在于,应当由谁来践行最高的人性和慈爱。但是,我们先前在广州接触的地方官吏、商人和店主的行为,已经足以推翻这些虚伪的描述了。如果从传教士书中的范例来判断的话,我们也能发现,中国人的道德理论仅仅会对某些精神有着荒谬、执着的追求,从不会探讨人类行为的适宜准则,或是合理公正的原则,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品行。中国人的确自命不凡,然而他们唯一比邻邦更高的道德准绳不在于他们的正直或慈善,而仅仅是假装的淡泊,以及他们抑制任何激情和暴力的一贯态度。

   如果不是在法国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这些文字可能只会被当作暴躁的海军准将在胡言乱语。而在当时的法国,先前对中国的乐观看法正在消退。孟德斯鸠给出了对中国最为严厉的批评,他的灵感主要来自对地理、气候和环境的持续兴趣。孟德斯鸠指出,中国所谓的法律当中肯定有谬误,中国的法律对自由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有所妨碍;中国人被恐惧统治,而非统治于智慧之下。卢梭与伏尔泰在很多问题上都意见相左,在对于中国的看法上也相互争执。卢梭认为,对于中国文化的分析证实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教育只能腐蚀风俗,而无法推崇美德;人性本高尚,但若要发展其积极因素,则必须加以培养,而这一能力在中国恰恰衰退了。尼古拉斯·布朗热(Nicolas Boulanger)在1763年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起源研究》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些学者的观点与孔多塞和黑格尔的认识相差不远。孔多塞认为,中国处在人类进步历程之外;黑格尔指出,在19世纪早期,中国已经处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了,永远冻结在人类精神发展的早期阶段,而这一阶段尚处于西方文化享有的主观性和自由性发展之前。黑格尔的话值得深思,因为它显示了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被严格、抽象的体系固化了,而对于中国落后的分析则显得何等的“科学”。

   在中国,那个“普遍的意志”直接命令个人应该做些什么。个人敬谨服从,相应地放弃了自己的反省和独立。假如他不服从,假如他这样等于和他的实际生命相分离,那么,在这番分离之后,他既然不反求自己的人格,所受的刑罚也就不至于影响他的内在性,而只影响外在的生存。所以这个国家总体上固然缺少主观性的因素,在臣民意见里也缺乏某种基础。“实体”简直就只是一个人—皇帝—的法律造成一切的意见。话虽如此,这样漠视意见并不含有任性,因为有任性就有意见—就是主观性和移动性,而是只有那个普通的东西、那个实体,才有价值;那个实体仍然非常坚硬刚强,和其他一切都不相同。

欧美商人对于西方眼中的中国究竟有何贡献?这在学术界中是有着不少争论的问题。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朝贡体系即将土崩瓦解之际,这些欧美商人便来到中国,并长期定居于此。他们的记载似乎非常混杂:一些人对中国非常着迷,对与中国人的友谊津津乐道;另一些人(例如安逊)眼中的中国人则唯利是图、冷酷无情、虚情假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113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