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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史景迁:1898—1989年的中国知识分子

更新时间:2017-03-28 21:48:35
作者: 余英时   史景迁 (进入专栏)  

   余英时(以下简称余):过去一百年来,中国多集中于研究西方的科技中国。而史景迁教授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治学范围从16世纪到现代中国,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出版多本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的书籍如《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及《近代中国之追寻》等,极受西方社会欢迎。你的研究及笔下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印象,颇值得我们参考。现在就请你就今天对谈的话题“1898年至1989年世纪交替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先起个头。

   史景迁(以下简称史):1898年的戊戌变法可以是一个有趣的开始,中国内地及美国的学者都对戊戌变法十分感兴趣,耶鲁大学最近还特别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在一股1898年的研究风潮中,西方史学研究者也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历史事件,不只是看到戊戌变法的失败或清朝的灭亡,而开始研究自晚清起中国实际已开始推动的政治结构改革。

   20世纪初年,清政府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开始推动改革,每个省都有类似西方民主的咨议局及有限的地方选举,其改革的幅度不深亦不广,因为教育并不普及,但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始点,这个地方选举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1913年,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比西方人还早就开始讨论在议会中选出女性代表的可能性。

   清朝当权派的抗拒,是当时改革难以成功的主因。根据西方学者罗杰-汤普逊研究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个案是,晚清的山西省成功地建立了地方议会(咨议局),并积极从事公共卫生、地下水道及警察制度等建立,这是中国地方士绅明显脱离中央控制的一个鲜活实例。继之,不少会馆及同乡会等传统组织亦各自设立其公共卫生制度。儒家士大夫似乎不愿接受一切由中央规划的统一体制。

   而1906年至1914年(编者:按袁世凯称帝)的这段时期,更有一些正面的发展值得历史学家好好研究。1912年的全国国会选举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进展,但是积极推动建立国民党组织化及政党制度的宋教仁却不幸被人暗杀,其因并未被清楚了解,但与当时国民党有意限制行政力量、增加立法及司法权力,及有人认为与宋教仁太有野心都有关系。但宋的被暗杀更反映政党间紧张关系及政府和国会如何共存的问题。

  

袁世凯其实是中国民族主义者

  

   另外,如果我们可以接受“邓小平思想”这个词语,是不是也可说有一个“袁世凯思想”?美国学者Ernst Young曾研究袁世凯,并著书称袁其实是一位“中国民族主义者”,只是,他主张中央化的政府并非正确的方向,他在军事上及政治上建立一己的抉择。但袁世凯也自有他一套想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过去学者研究的对象多为康有为兄弟、梁启超,其实,谭嗣同是一位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在宣扬中国民族主义的同时,把佛教的观念纳入中国价值体系;他注重佛教,并且要求政治改革。

   余:谈到这里,我们已经触及近代中国变革的两种类型。清末到民初的立宪运动,代表由下而上的逐渐改革;谭嗣同则可列入“革命型”了,他有“革命非流血遍地不可”的说法。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主义的先锋,他在戊戌变法时选择死亡做一位烈士,其激进思想不只反映他的反清,还与其个人家庭有关:其后母给予他的痛苦,使他对儒家的价值体系进行广泛的批判。他主张打倒三纲五常,而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原型。

   谭嗣同自中国传统中吸收许多非儒家思想——如佛家的慈悲,他的著作《仁学》中的“仁”,即包括了佛教的仁慈,而不只限于儒教的仁。他用“以太”释仁。梁启超曾说,谭嗣同早年不知有周公孔子,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但谭的确吸收不少非儒家的思想。

   去年2月,我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文章,明白地对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做一类比。在明末,国家面临危机时,朱家皇室是相当孤立的,没有什么支持的力量。但清末除了爱新觉罗皇室外,还有五百万满族的八旗等制度在支持它,因此,除了遇到危机,知识分子面临的是“保清”还是“保中国”的矛盾,这个满族便类似现代的“党组织”。

   我们要了解清末,就应好好研究慈禧太后,不应把她视为邪恶之人。她行政能力及学习能力都相当强,早在咸丰去世前,就学会如何处理政事。

   史学家孟森曾说,从朋友在火车上亲眼见闻,慈禧拿筷子,光绪才拿起筷子;慈禧放下筷子,光绪也立刻放下筷子。并据朝鲜实录中的记载,乾隆退位后,他与嘉庆的关系和慈禧与光绪一样。乾隆笑,嘉庆才笑,乾隆生气,嘉庆也跟着生气。这是太上皇与儿皇帝之间的关系,先后如出一辙。

   现在我想请问史教授一个问题,在1911年至1912年的南北和议后,孙中山先生退位,袁世凯出任总统,当地也有人对中国的前途感到相当乐观,他们欣喜中国可以就此转变为现代的中国,不需再流更多的血。你对此的看法如何?

   史: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们或可借几位知识分子来观察此一问题,梁启超和林长民(梁的长媳林徽因之父),他们在这段时期都曾表明对中国未感绝望,但是曾在日本住过许久的梁启超及在伦敦、纽约都待过的林长民,他们都是具有国际观的知识分子,究竟会如何看待一个国家元首用暗杀除去最大政党的政敌,如此国家还有共和政体可言吗?他们会觉得这个政体有希望吗?

   袁世凯死后的大事件是五四运动,我们谈谈五四吧。若从1910年往下看,五四运动的意义其实并未如一般人所说的这么重要。塑造五四运动的因子很多,五四只是历史演进的一个结果。现在许多学者研究五四都一再往前追溯,有至12年左右的年轻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我们暂且忘却他后来是一位共产主义的信徒,在他参与的由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中,就可发现许多中国年轻知识分子试图了解中国所处的环境,他们在思想及心灵上的奋斗多是发生在留学日本期间。另外,日本用汉语铸造有关现代事务的汉语词汇,更对中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因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及凡尔赛和约引发的五四事件,产生的反日情绪应只是突发事件。五四运动的图像相当复杂,我们对五四的剖析,不应只强调单一因子。

   我年轻时有幸跟随房兆楹研究胡适。胡适所做的红学研究,着实令我感到敬佩,他是一位史学分析家,却能认真地将中国传统文学与满洲文化做一完美的连接,可见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反传统主张只是他的思想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与反传统说法的挂钩,其实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及与五四的渊源有关。但这对五四运动及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都不一定很恰当。

  

毛崇拜胡适注意问题少谈主义

  

   余:1994年,在蒋经国基金会的赞助下,学界曾在捷克布拉格举办五四研讨会。

   史:这是说蒋经国基金会有意助捷克重振汉学传统?

   余:是的。那个研讨会的目的在重新检视五四运动。我曾为文主张五四“既非文艺复兴也非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可以自不同观点来理解。

   若自国内的观点来研究“五四”,鲁迅就比胡适更重要,陈独秀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胡适只能算是右翼。胡适在五四时代最佩服的学者是王国维,1926年他在英国演讲时也提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也应说是五四成果的一部分。

   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就像共产革命前夕的俄国知识分子,整天在变。有人指出,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早上是自由主义者,中午是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者,一会儿又变成斯拉夫民族主义者。陈独秀最早崇拜的是俾斯麦统治的德国,后来又崇拜美国的杜威,最后变成共产主义的信徒。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大动荡的时代为自己关心的问题寻找出路的足迹。

   史:毛泽东也是。

   余:对的,毛泽东原本最崇拜的是胡适,在胡适与李大钊就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中,毛是站在胡的这边,认为应注意问题少谈主义;而国内史学家却说毛站在李这边,最近中国大陆的学者已指出此一错误。80年代“开放”以来,一些大陆学者——如李泽厚更认为若戊戌政变能够成功,中国可以避免日后的所有革命。这似乎显示五四思想已走完了的第一个循环,又回到戊戌维新前后的改良主义轨道上来了。

   大陆知识分子已自激进主义转变为渐进的改革者,即使在美的人士亦极少提倡“革命”。如史学家王赓武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所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如何去“改革革命”(To reform arevolution)。


基督教传入,近代中国又多了一个国际观

  

   史:另一个对近代中国有相当大影响的因素是基督教新教的传入。晚清在福建地区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如福建咨议局代表中有相当多的基督徒,经由基督教建立起的人际网络,成为继中国过去传统同乡、同族及师生关系后,一个新的个人政治势力网络。

   近代中国在新起的中国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外,又多了一项基督徒的国际观。当清末改革失败后,清廷决定限制地方自治的进度,积极自治的省份都极力抗拒,不愿将咨议局的角色限于顾问机构。其中排拒最早及反应最为激烈的要属福建咨议局。

   清朝的基督徒经由西方教会,学会传统中国人缺少的团体讨论及公开辩论的技巧,训练年轻人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成立聚会所,有组织地在公开场所唱歌,从圣歌到爱国歌曲,日后更学会举旗、游行等活动与观念。

   基督教的仪式就在这种大规模活动中进行,但因清廷法律禁止大规模集会,中国基督徒便改为小型祈祷会,并将此聚会的观念转移到其他用途上。基督教的传入与临海的福建和东南亚各地因商务往来有着密切关系。活跃在东南亚的福建生意人,将海外生机活泼的社会讯息带回中国,他们因为在东南亚及香港的外国帝国殖民地致富,这些经验使他们认真思考法律及宪政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近十年来台湾及香港多所辩论的问题。


反缠足倡导  清未基督教对社会的重大影响

  

   余:除去史教授对利玛窦和洪秀全“上帝的中国儿子”所做的研究外,在戊戌变法前后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也很重要。基督教影响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实例,有上海的西方传教士如傅兰雅对谭嗣同的思想影响,他们与基督教接触而了解世界知识。王国维曾作过分析。清末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影响,要属在反缠足的宣导上。从谭嗣同到胡适都接受了这一批评。

   胡适一再说过,若非外国传教士指出缠足的残酷,一般中国人对缠足还是熟识无睹。俞正燮曾写过关于缠足的史实,我最近在陈亮文集中发现有“女人束腰缚足”的说法。可见南宋已成风气。今天西方学者批评中国文化不重“人权”仍多引“缠足”为例。更有人以此攻击宋明理学家。理学家没有对此抗议过,诚如胡适所指出的。但我又在元朝笔记中发现,二程的后代妇女在元代都不缠足的记载。这一点也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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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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