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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燕: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清帝

——兼论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更新时间:2020-04-15 17:13:18
作者: 安海燕  

   摘    要:

   从历史背景来看,藏传佛教赋予中原统治者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只是一种尊称和象征性符号。不管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悦纳,它们对于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乾隆帝制作御容佛装像的基点在于以传统王朝的皇帝面对蒙藏族群,在此前提下融入个人的宗教趣味,形成了以“转轮王”兼“文殊菩萨化身”呈现的皇帝形象。如果说这种形式有什么更多的含义,那也不外乎是增加他对蒙藏高层的亲和力和他身为清帝的神圣性。新清史学者所主张的乾隆帝以藏传佛教的转轮王、菩萨身份治国的观点缺乏依据。

   关键词:清朝; 乾隆帝; 藏传佛教; 转轮王; 文殊菩萨化身;

  

   在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新清史研究中,相关学者注意到清朝对其治下的不同族群采取了多元的文化政策,这对我们理解清朝的边疆治理以及边疆民族在多民族中国形成中的作用有重要意义。然而新清史学者进一步提出,清朝是一个明显有别于传统中原王朝的具有显著“内亚特性”的政权。在新清史学者的论述中,清帝尤其是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是说明清朝统治之内亚特性的主要依据。新清史学者基于乾隆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认为乾隆帝以藏传佛教赋予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身份统治蒙藏族群,对蒙藏地区运用了一套与内地儒家意识形态相平行的藏传佛教的意识形态。1实际上,正如学界已经揭示的,新清史学者针对这些议题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具有明显的缺陷。2一方面,他们忽略了清朝对明朝藏传佛教因素的延续性,强调清朝与元朝的联系,以此凸显清朝作为非汉族政权的性质。另一方面,新清史学者忽视了清帝与藏传佛教关系背后的支点——清帝对儒家正统观念的看重,夸大了“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的意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乾隆帝“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的实质及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作进一步讨论,以期对理解清朝统治的性质有所助益。

  

   一、清帝“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之历史渊源

  

   清朝皇帝之拥有“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并非本朝所独创,而是元、明以来西藏、蒙古、中原三地政治和文化互动的产物。3要理解清帝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身份的意蕴和实质,就不能囿于有清一朝而忽略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是故,在讨论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乾隆帝之前,不妨对这两个称号在西藏本土以及西藏之外的蒙古、汉地形成和变化的过程稍作回顾。转轮王是佛教对统御一方、怙佑佛法的理想世俗君主的称呼。转轮王思想起源于古代印度,根据佛典,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由四大部洲组成。转轮王即位时,得天降轮宝,转轮王转动宝轮依次征服四大部洲。征服四大洲全部者称为金轮王,三洲者称为银轮王,二洲者称为铜轮王,仅征服一洲者则称铁轮王。与此同时,佛教也建立了世俗统治者转轮王与宗教神祇菩萨之间的联系,即菩萨转生在转轮圣王家族里,作为转轮王引导众生生于佛教十善福业之道。可以说,转轮王是菩萨在世间的示现。4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后,从东汉到清,不乏有帝王以转轮王和菩萨自居或被比拟为此二者。5随着公元7世纪佛教的传入,在西藏也出现了称世俗统治者为转轮王和菩萨化身的情形。较早的藏文文献就已将引进佛教的松赞干布称为转轮王。6同时,雅砻部落的赞普拉托托日年赞被视为菩萨的化身,吐蕃王朝祖孙三法王被视为密宗三怙主的化身,即松赞干布是观音菩萨化身(代表慈悲),墀松德赞是文殊菩萨化身(代表智慧),墀祖德赞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代表勇武)。7由于雪域藏地被视为观世音菩萨教化的地方,因此称松赞干布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说法尤其普遍。8吐蕃王朝崩溃之后,青藏高原在很长时间中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可以与吐蕃王朝相提并论的强有力的政权。因此,后世被认为是观音菩萨化身的不再是世俗的统治者,更多的是宗教大德。一世达赖喇嘛被认定为观音菩萨的化身,此后历代达赖喇嘛自然成为观音菩萨化身。9至17世纪30年代,西藏形成了五世达赖喇嘛与和硕特汗王联合统治的局面,达赖喇嘛声威渐隆,在他的积极营造下,其“观音菩萨化身”称号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松赞干布作为观音菩萨化身所拥有的世俗统治者之意涵。10

   藏传佛教各派在向西藏之外寻求世俗政权支持的过程中,将以转轮王和菩萨化身称呼世俗统治者的做法扩展到了蒙古和汉地的统治者。有文献可征的被藏传佛教称为“转轮王”的中原统治者始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随着西藏地区正式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管辖,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以国师乃至帝师的身份效力于元廷。于是,八思巴为蒙古可汗和元朝皇帝、太子配上了佛教的转轮王神话,称呼武功超著的成吉思汗及蒙哥汗如“以力转轮者”(stobs kyis ’khor los sgyur ’dra)、推动佛法的元世祖忽必烈如“转轮圣王”(’khor los sgyur rgyal nyid bzhin)、真金皇太子如“转轮圣子”(’khor los sgyur sras)。11同时,元朝已有将忽必烈称为“文殊菩萨化身”的说法。12据元代高僧邬坚巴(1230-1309)的藏文传记(成书于14世纪上半叶),邬坚巴曾质疑时人有关忽必烈是文殊菩萨化身的言论。这反映出当时的西藏社会的确存在将忽必烈视为文殊菩萨化身的现象。13此外,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元帝的“菩萨”称呼。例如,建于元顺帝至正二年至五年(1342-1345)的元大都居庸关过街塔之六体碑文中的《造塔功德记》称呼元朝皇帝为“五台山之侧名叫聪敏的大汗……菩萨薛禅可汗”。美国学者戴维·法夸尔(David M. Farquhar)认为这里的“菩萨”指的就是文殊菩萨。14据12世纪成书的藏文史籍《娘氏教法源流》,当时已经建立了藏传佛教三怙主与汉、藏、蒙三地关系的连接,其载:“吉祥怙主慈氏安住于兜率天,利众事业弘扬于天道;圣者文殊身安住于汉地五台山,利众事业弘化不可思议的诸佛刹土,特别弘扬于北方香巴拉;秘密主吉祥金刚手身安住于北方杨柳宫,事业弘扬于乌仗那;圣者观世音身安住于普陀山,事业弘扬于北方雪域。”15可见,在元朝建立以前,藏传佛教知识界已经认识到文殊菩萨与五台山的密切关系,而彼时藏传佛教已将松赞干布称为观音菩萨化身,故称元帝为文殊菩萨化身甚在情理之中。

   继元朝统治者获得“转轮王”称号的是代之而起的明代帝王。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往学界没有注意到明帝被称作“转轮王”的情况。论者往往将16世纪右翼蒙古首领俺答汗(1508-1582)从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处获赠“转轮王”称号衔接于元帝之后。16据藏文史料,早在永乐年间,萨迦派领袖大乘法王昆泽思巴(Kun dga’ bkra shis)就已称明成祖为“掌控力之轮等七政宝的法王(stobs kyi ’khor lo la sogs pa rgyal srid rin po che bdun la dbang bsgyur ba)”。17以“力之轮”为首的“七政宝”正是转轮王的身份标志,可见明成祖确被藏传佛教高僧视为转轮王。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有着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成祖本人亦崇信藏传佛教,因此藏传佛教领袖以转轮王称呼他便不足为奇了。18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的藏文史书《贤者喜宴》在描述永乐三年(1405)大宝法王哈立麻前往南京为已故明成祖的双亲还愿荐福时,称明成祖及其皇后分别为文殊菩萨和度母的化身。191641年,和硕特蒙古首领顾实汗在颁发给达普寺的藏蒙双语文书中称当时的崇祯帝为“文殊室利的化身”。20此时距清军入关仅有三年,明朝大势已去,顾实汗仍称崇祯帝为文殊菩萨化身,只因彼时中原之正统仍在明。明朝皇帝被蒙藏僧俗二界上层视为文殊菩萨化身,表明这一称谓的核心指向是中原王朝的统治者。

   除了明朝皇帝,与之同时存在的多位蒙古部族首领也被藏传佛教高僧授予了“转轮王”的称号。明嘉靖年间,右翼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崛起,逐左翼察哈尔部于辽东。出于安定部众和谋求在青海、西藏发展的机会,俺答汗感到有必要和西藏佛教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而在藏传佛教方面,新兴的格鲁派受到支持噶玛噶举派的仁蚌巴政权以及直贡噶举派的敌视,格鲁派上层希望能找到强有力的同盟者和支持者以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于是,便有了1578年俺答汗与格鲁派法王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仰华之会”。此次会面后双方互赠尊号,俺答汗授索南嘉措以“瓦只剌·答喇·达赖喇嘛”称号,索南嘉措回赠俺答汗以“转千金轮斫迦罗伐剌底·扯臣合罕”称号。21“斫迦罗伐剌底·扯臣合罕”意即“转轮王聪慧汗”。明末后金政权建立,漠南蒙古纷纷归顺后金。成吉思汗直系后裔察哈尔部的林丹汗(1591-1634)力图恢复达延汗时期一统大漠南北蒙古诸部的局面,但未能成功。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林丹汗由最初信仰格鲁派改宗萨迦派。在此过程中,萨迦派高僧沙尔巴呼图克图赠林丹汗以“转金轮法王”的称号。22与林丹汗同时,右翼蒙古鄂尔多斯部的卜失兔吉囊(又译为“博硕克图济农”)亦被藏传佛教高僧授以“转轮王”称号。23以上这些蒙古部族首领皆以占据一方且奉行佛法而被藏传佛教高僧授予了“转轮王”的称号。

   至于蒙古诸部首领被称作菩萨化身的例子,最典型的是左翼蒙古喀尔喀部的阿巴岱汗。几乎与俺答汗同时,阿巴岱汗也积极争取与索南嘉措会面。1586年,阿巴岱汗前往呼和浩特谒见索南嘉措并奉献礼品,索南嘉措授予他“佛法大瓦齐赉汗”称号。24根据喀尔喀部史籍《阿萨拉克齐史》的记载,在阿巴岱谒见索南嘉措的时候,后者说阿巴岱是“瓦齐尔巴尼”的转世,并赐予了“佛法大瓦齐赉汗”之号。可见这一称号中的“瓦齐赉”是“瓦齐尔巴尼”的简称,对应梵文作vajrapāṇi,意为金刚手菩萨。25因此,阿巴岱汗被视为金刚手菩萨的化身。此外,俺答汗时期藏传佛教对成吉思汗进行了神格化,认为成吉思汗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同时基于前例,将忽必烈薛禅皇帝看作文殊菩萨的化身。26

   就“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这两个称号在蒙古、汉地适用的历史来看,转轮王是某一特定区域内的统治者,而作为“文殊菩萨化身”的皇帝,其核心统治区域是汉地。因此,拥有“文殊菩萨化身”称号者可同时是“转轮王”,而拥有“转轮王”称号者则不一定具备“文殊菩萨化身”之资格。在取得转轮王和菩萨称号之前,这些世俗统治者已经具备相当的势力。正如甘德星所言:“转轮王之称号,犹如锦上添花,对合法王统只有确认之功,对其形成则无必然之用。”27文殊菩萨化身称号亦然,必须先为中原之统治者,方可获得此称号。值得注意的是,同时统治着汉、藏、蒙三地的忽必烈,在藏传佛教的语境中是以中原统治者的身份而被称为文殊菩萨化身的。尽管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但藏族史家明确将元朝作为连接宋、明的一个统治汉地的王朝,将它的历史自然地看作中国古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藏族史家看来,元朝统治的最主要和核心的地区是汉地,大明继承的是元朝的正统。因此,藏传佛教语境中将“文殊菩萨化身”这一曾经用于忽必烈的称呼加于明朝帝王身上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这再次说明藏传佛教语境中用于世俗统治者的“文殊菩萨化身”指的是中原(藏文作rgya nag)王朝的统治者。

  

   二、清帝“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的意蕴

  

   清朝皇帝“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正是基于上述历史背景而来。随着16世纪后半叶藏传佛教全面传入蒙古地区,藏传佛教赋予世俗统治者的“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称号被蒙藏两地的贵族广泛接受。清朝入主中原后,这两个称号随之被加于清朝皇帝之上。与明朝相比,清朝与蒙古诸部的关系更为复杂和密切。于是,在清朝与蒙古诸部的频繁往来中,清帝被蒙藏高层普遍称为“转轮王”或“文殊菩萨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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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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