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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沈福宗与十七世纪的跨文化之梦

更新时间:2017-03-07 10:51:04
作者: 史景迁 (进入专栏)  

   晚上好,我讲话会有一些英国的口音,希望大家能够听懂。

   我二十岁的时候去美国求学,在耶鲁大学,通过我的老师,我发现了中国历史的乐趣。一个英国人,住在美国,然后在做中国研究。这样的情况不够理想,所以我的中文在今天这种场合下可能不够好,我只是想说我非常感动(有这么多人在现场),这是一个令我感到震动的时刻。

   我已经退休有一段时间了。之前我到过我称为中国的“partial homeland”的一些地方,比如香港。60年代我到过香港,后来我的研究生工作有些是在台湾完成的,我第一次来中国是作为耶鲁大学代表团的成员之一,那是1974年。我已经退休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出现在这里,不过我感谢到来的所有人。我听说甚至有人从广西来听讲座,这让我很感动。我从广西得到了很多历史研究的资料,对于雍正皇帝来说,广西省是一个令他感到棘手的省份,我在学生时代,对于康乾盛世非常感兴趣。一个国家有这么三个统治者,都有非常复杂的人格,这让我很震动。

   我的讲座会用英文进行,杜华会为我提供一些纲要性的翻译。杜华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我感谢他在这次讲座中给我提供的帮助。大家能让我看看有多少人能听懂我的英文吗?好的,我将用英文进行演讲,杜华在过程中会给出一些概述。

   再次感谢大家。我不会忘记这个时刻,这真是隆重的欢迎。我也想感谢牛大勇教授,他是我的好朋友。

  

沈福宗生活的时代

   我们今天将会谈一个首先是令我感兴趣的话题,大约8到10年前,我对一个人物开始感兴趣。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喜欢上某些人,读他们的资料。我花了很长时间和康熙对话,你可以和历史交朋友,你可以把你的分析建立在和这些人物的个人联系之上,至少我是如此认为的,你可以深刻的认识这些人。我今天就想谈这样的一个人物。

   我们今天会做一个讲座形式的交流:我的第一个问题会给大家,这是个简单的问题,这里有多少人曾经听说过沈福宗这个名字?好的,没有太多人。沈福宗,在我们有的资料看来,是南京人。他留下的历史资料并不多,不过研究历史的最迷人之处也就在于了解某个人,了解那些之前的记载中不太准确的部分,寻找一些之前失去的信息。今天讲座的标题,我和牛教授共同商量的结果,叫做17世纪的跨文化之梦(cross-cultural dream)。我钟爱十七世纪,我认为,从很多方面而言那是一个好时代,也可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不过这个时代一直陪我在侧,当我在讲述从这个时候到今天的这些历史的时候。

   17世纪是一个我们可以开始讲述“跨文化之梦”的时代。我自己觉得,两个重要的文明,西方的文明和东方的文明,在那个时候非常接近。那个时候,几百年以前,康熙皇帝可以和耶稣会教士谈论天主教的神父,却没什么自我意识。他们可以谈论宗教的问题,可以谈论政治的问题,也可以讨论教育中的严肃问题,还有财政上的紧张问题。那个时候有很多动乱,西方有“三十年战争”,这是一场令人悲伤的战争,在此之后,原来主要由天主教控制的教会,逐渐转向被新教所控制。这是当时西方的背景。

   在中西方交流的历史上,沈福宗的例子是非常独特的。他的经历并非不可想象,但还是很不寻常的。这种不寻常性使我对这个人感兴趣。一个事实是他的生命好像不是非常完整,历史学家希望写一些完整的故事,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故事。但是沈福宗去世的悲剧来的很突然,他还没到达他能力的顶峰。那么到底沈福宗是谁?资料很难找,很分散。我们有很多沈福宗在历史上留下的残片,残片是我们丢弃的东西,但是对于历史来说,残片却常常非常关键。我们之所以得知沈福宗这个人,是因为有人保存了沈福宗在一些书籍上记下的一些笔记,这些笔记中包括了沈在西欧游历的资料。这些资料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当时有一名清洁工,一名仆人,或是沈福宗希望留下这些资料。但是这些资料上有很多笔记,有注释,你能看出来上面的书法比当时西方人书写水平高的多,这是中国人在写中文,西方人的书法是不如的。不过有些资料上面只有字的残片了,那么我们如何去复原这些字呢?我们看到这些字有些是日记的一部分,不过是非常草率的日记,包括对于访问等事的简短记录,还有偶尔的他出门会面的记录。

   我想说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好像不是特别关键,不过这也是历史。我们发现了这么一册记录,一些我们可以称作是英国贵族的人,一些英国的上层人士,和沈福宗在一个晚宴上相遇了,在伦敦。但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写了沈福宗的事情。那是1687年,他们简单的在日记上写了这么一次相遇,然后就写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了。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沈福宗曾经出现在这么一次晚宴上,他们写道“我们碰见了一个来自中国的人”。把这些点点滴滴放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

   根据他自己的记载,沈福宗在南京出生。17世纪的居住在南京的中国人,被当时的一些传教士称为“好奇的中国人”(thecurious Chinese)。后来在把汉字罗马的过程中,他们的依据主要是当时的南京方言,并且之后的西方人也学习了这么一种中文。我们至今不是很肯定,沈福宗大概是在南京出生的,根据现有资料,这一个他传记中重要的章节我们还说不清楚。不过他肯定是在一个中国人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这引发了几年前的一场争论。

   他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城市,这个城市有伟大的历史,并且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这些事实意味着当人们把沈福宗叫做是一个“被基督教转换的信徒”的时候,这一描述是不够准确的。沈福宗并不是一个被转换的信徒, 他的父母才是。他可能没有做这样一个决定。他是被父母命令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吗?他幼时是不是常常随父亲上教堂?我们不确定。在康熙初年,有几个教堂被建立起来,后来被摧毁了。他生长在这么一个基督教的氛围中,这与我感到着迷的一点有关:如果我们想要重构沈福宗在南京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我们必须能够想象这么一个小男孩在17世纪的日常生活,还必须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也许不是非常重要,但是确实了解当时文化互动的关键之一,那就是沈福宗会拉丁语。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会拉丁语?我在英国上寄宿制学校的时候上了八年的拉丁语课,从没有预料到65年之后我会开始阅读拉丁语。你永远不知道你学的东西什么时候派上用场,尤其是语言,但我看到沈当时的一些草稿纸的时候,发现有些是中文,有些是拉丁文写的。

   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几个点:南京,一个天主教的家庭,沈福宗本人,还有他对于拉丁文的知识,然后我们有了一些估计的日期。沈福宗可能是17世纪60年代出生的,那是康熙朝早期的时候。他1691年在印度洋上去世,因为热病。他有着对于拉丁的知识,基督教的信仰,还有对于西方的知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在海上死去了,也被海葬了。他留下了一些尚待传到中国的信息,后来我们得到英国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是他的老师传回英国的讯息,从这些资料我们得知,他想带回中国的讯息是“what it was like in the west”, 这也是我在书中用到的短语,“西方那个时候是什么模样”。不过这些讯息后来都丢掉了,因为沈福宗的旅伴,也是他的老师,一些天后也去世了,在另外一艘驶向中国的船上。这是一个奇怪的巧合,不过确实使得历史学家的任务更加艰巨了。

   这个生活在17世纪60年代到1691年年纪轻轻就去世的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对于历史的真相(truism)的理解很好的例子。历史的真相,我们认为,是那些事实,无需太多的思考和解读。关于沈福宗,他的历史真相是这样一个等式:我们知道他的故事是什么,我们可以写下他三十年的经历,不过另一个方面是,我们不知道这这个故事的意义。一个故事是什么,和一个故事意味着什么,这里面有巨大的差距。我们需要缩小这个差距,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故事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几乎达到历史学的目的了。

   这样一个追寻故事意义的过程,总是非常模糊的,意义是不容易被捕捉的,而且可能是模棱两可的,尤其是沈福宗留下的是一些只言片语,一些拉丁文,还有以下他随手记下的数字。我们不如从沈更为人熟知,更令人惊异的一个考试讲述这个故事。当我们谈论沈福宗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那些我们确切知道发生过的事情开始,然后我们可以谈谈哪些东西可能使得这些事实有意义。沈的生活有几个重要的侧面,让我们从这些确定的侧面开始。

  

历史记载中沈福宗的七个侧面

   下面是沈故事的第一个侧面,在沈福宗的欧洲之旅中,我们知道他引起了当时欧洲几位国王的好奇心,对我来说这非常有趣,这样一个人会和国王认识。他从半个地球那么远的地方来,好像确实应该见见国王。他见过两个国王,一个是英格兰的詹姆士二世,另一位是“太阳王”路易十四,路易十四一定让他的仆人问过沈,是否愿意到他最近建成的一座宫殿——凡尔赛宫去见他。根据其他的一些资料,我们知道沈福宗确实到了凡尔赛宫,见到了路易十四,他们讨论了一些问题。太阳王希望了解书法,中国人是怎么写书法的,外国人能不能学书法,他也让沈福宗写了一些书法。然后太阳王希望他念主祷文,用中文。这段祷文是新教中简单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字,太阳王希望这是普世的,希望知道中文中它听上去是什么样子。然后,就像法国人常说的,生活就是生活,路易十四希望沈福宗表演用筷子吃饭。这个当时自认最有权力之人,却不知道如何去使用一双筷子。对于一个中国人,太阳王希望知道书法,中文的新教祷文,还有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中国是怎么被欧洲所理解的,欧洲对于中国的兴趣是什么。

   另一个例子是詹姆士二世和沈福宗的会面,但是詹姆士二世正在丧失自己的王位,正在被反对者推翻,但是和沈福宗会面的时候他还是王。他们在牛津会面,还让当时的宫廷肖像画家戈弗雷·内勒(荷兰画家,当时生活在英国)画了一幅沈福宗的像。可是这幅像后来在战争中遗失了,我们现在知道当时看过的人的一些记载,所以我们知道这幅画存在过。

   沈福宗的故事的第二个侧面与学者的世界相关,主要在英格兰,也在其他国家有记录。在这个学者世界中语言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拉丁语,所以他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环境长大,学习过拉丁语,在他到了欧洲以后,他1684年抵达欧洲,他的语言是和这个学者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纽带。他和这些英国的学者(他们也会拉丁语)可以有一些有效的交流,而不仅仅是会面。他和他的老师有很好的交流,也去了图书馆,因为他们当时在牛津,牛津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大学了。但是牛津老师的讲座有些还是拉丁语的,还有一些是英文的。

耶稣会当时在中国是人数最多,组织最好的教会,沈福宗也是接受耶稣会的教育的。沈在耶稣会时,耶稣会正在进行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他可以为这个项目工作,这个项目当时快要完成了,这就是论语的翻译工作。这是一项团队工作,有大概20个懂中文的耶稣会教士联合进行。沈福宗并不是一个核心的工作人员,但是确实参与了这个项目,作为一名校对员,校对《论语》。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不过我们不知道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大学》《论语》和《中庸》都被翻译了,并且在法国出版了一本很精美的书。沈福宗可能是第一个把这本译本带到英国的人。他从法国把《论语》的一份拷贝带到了英国,给了牛津图书馆。牛津那个时候正在建设现在举世闻名的博德利(Bodleian) 图书馆,博德利先生是一个书籍收集者,后来给了牛津他收集的书籍,所以牛津的图书馆以他的名字命名。沈福宗把书放进了博德利图书馆的馆藏,并且遇到了一个人,叫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 他是英国的第一个著名的东方学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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