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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霆:嘉庆朝鸦片烟外禁时间考——兼与井上裕正商榷

更新时间:2020-06-21 21:35:57
作者: 刘霆  

   摘    要:

   关于清代鸦片烟的外禁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嘉庆元年。日本学者井上裕正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外禁开始的时间应该是嘉庆四年。事实上,嘉庆二十年之前,清廷从未有外禁之谕旨颁发,亦未针对外国商船采取过任何执法行动。当时稽查鸦片走私的对象,始终是国内不法商贩及贿纵卖放之官员。这仅是执行了雍正七年颁发的《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属于内禁之范畴。从法令政策的明确规定与查禁行动的实际执行层面而言,清廷鸦片烟外禁之时间应始于嘉庆二十年。

   关键词:鸦片烟; 外禁; 清朝; 嘉庆四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帝的继位是以革新政治的形象出现的,亲政第一年便诛杀了权臣和珅,并开始整肃官场纲纪与沿海危机。在此背景下,鸦片作为药品合法进口的历史亦遭终结。但鸦片烟外禁的时间问题在学界却略有争议。晚清以来,一般均认为嘉庆元年(1796)清廷开始禁止鸦片的进口。1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矢野仁一对此提出质疑:“嘉庆元年即公元1796年的上谕原文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不管是在《东华录》《圣训》,还是在时任两广总督的朱珪、吉庆的传记中,都未见任何踪影。”2矢野仁一从史料的角度对“嘉庆元年外禁说”提出了质疑,但并未进行考证并提出新的结论,亦未引起学界的关注,故“嘉庆元年外禁说”一直为研究中国禁毒史的中外学者所认可。3

   对“嘉庆元年外禁说”明确提出异议,并进行详细考证的是日本学者井上裕正,他认为嘉庆元年的外禁是子虚乌有,外禁开始的时间应该是嘉庆四年(1799)。4

   本文认为,井上裕正的考证推翻了“嘉庆元年外禁说”,但其论据却不足以支撑所谓的“嘉庆四年外禁说”。关于外禁时间的考证,界定标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标准不一,会导致历史当事人及后世研究者的主观认知差异,而将此问题弄得扑朔迷离。笔者认为,鸦片烟外禁,是禁止外国商人将鸦片烟运入中国。这是一个关乎中外贸易的法律关系问题,其标准必须包含两方面的构成要件:其一,皇帝颁发谕旨,或相关部门(刑部)出台具体的法令,明确外国商船禁运鸦片之行为,并告知违令处罚的相关措施;其二,广东地方政府或粤海关根据清廷法令,针对外国商船贩运鸦片的行为开展实际的查禁行动。以此标准观之,嘉庆二十年(1815)之前,皇帝从未有外禁之谕旨颁发,清廷亦未针对外国商船采取任何执法行动。虽然嘉庆四年、十二年(1807)、十四年(1809),粤海关通过驻澳门税口委员或行商向外人传达了中国的禁令,这或许亦可成为历史当事人所理解之“外禁”。但此行为并未奉有谕旨,既非国家层面的政策法令,亦未有针对外船的实际执法行动,对外人的鸦片贸易也未产生任何影响。故不能视为外禁之始。其时,清廷在广东沿海稽查鸦片走私的对象,始终是国内不法商贩及贿纵卖放之官员。这仅是执行了雍正七年(1729)颁发的《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5,对相关人员的处罚亦是根据此条例进行的。显然,这属于内禁之范畴。

   因此,笔者认为,从法令政策的明确规定与查禁行动的实际执行层面而言,清廷鸦片烟外禁之时间应始于嘉庆二十年。

  

   一“‘嘉庆元年外禁说’辩误”及“嘉庆四年外禁说”的形成

  

   井上裕正否认“嘉庆元年外禁说”并提出“嘉庆四年外禁说”的证据有以下三个方面:

   1.从清廷颁布法令的惯例而言,井上裕正认为“大凡一项禁令在颁布之时,如此前已有某一先行禁令,一般情况下都要提及。然而,当我们阅读嘉庆四年、十二年、十四年各禁令时,虽然发现十二年和十四年禁令提到了四年禁令,却无一处提及元年禁令”。6

   2.道光十四年(1834)九月十日,粤督卢坤奏:“伏查外洋鸦片流入中华,由来已久。其初本以药材贩运入关,完税行销,沿海商民沾染外夷习气,煎膏吸食。迨嘉庆四年,前督臣以鸦片有害民生,禁止入口,贩运者不得入关。”7道光十六年(1836)七月二十七日,粤督邓廷桢亦奏:“迨嘉庆四年,前督臣觉罗吉庆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殊为可惜。且恐内地人民辗转传食,废时失业,奏请不许贩卖,犯者拟罪。”8井上裕正认为“以上两奏虽然都提及了嘉庆四年对鸦片的禁止措施,却无一言涉及嘉庆元年禁令。而且两奏中‘迨嘉庆四年云云’,语同‘及至嘉庆四年才开始’之意,这说明,所谓嘉庆元年的禁令,至少在这两位上奏者的印象中并不存在”。9

   3.井上裕正认为“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广东地区负责人密切关注着清政府的动向,如发生颁布禁止鸦片贸易的上谕这类重大事件,他们绝不会忽略。实际上……最详尽地保存了嘉庆四年(1799年)外禁情况的史料,就是东印度公司的记录,通过行商将此禁令转述于外方的粤海关签发之公文,英译后全文收录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但即使在这篇英译的公文中,也全然未提及嘉庆元年(1796年)的禁令,处理1796年度各类资料的《编年史》第52章中,也未涉及任何有关鸦片禁令的事情”。且“更具决定意义的史料”是“1798年12月9日,位于广东的东印度公司管货人向孟加拉总督提交了一份报告,转述了清政府可能会对鸦片输入加以禁止的情报,然后说:‘但有一点则是确实的,最近,没有发出这类禁令的迹象’”。故“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方面的上述史料,‘嘉庆元年鸦片外禁’之说同样不能成立”。10

   井上裕正还详细考证了“嘉庆元年外禁说”形成的原因:道光十六年,清廷开展了“弛禁”与“严禁”之讨论,相关奏折及上谕被广东英国当局的中文秘书兼翻译马儒翰译成英文。在这些翻译中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将中文中的“嘉庆初年”(初期)译成“嘉庆元年”(第一年),如朱嶟奏折中的“如鸦片烟一项,嘉庆初年,立禁已有专条”,译成“And in regard to opium, special enactments were passed for the prohibiting of its use in the first year of Keaking(1796)”(关于鸦片,在嘉庆的第一年,就制定了禁止其使用的特别法令)。朱嶟奏折之英译本作为附录被收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致外相巴麦尊的报告中,此报告又被收入英国政府提供给议会的文件中。另外,该折之英译本还被《广东记录报》《广州周报》《中国丛报》等广东的英文定期刊物发表,居于广州的英国商人便形成了“嘉庆元年鸦片禁令”的印象。因此,1839年5月23日,广州英国商团给巴麦尊的请愿书中就指出:“鸦片对中国的输入,虽然曾在支付关税的基础上被认可,但1796年时遭到了禁止。”这份请愿书两天后发表于《广州周报》,后又被《新加坡自由报》转载。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为了解西洋事,组织翻译的外文报纸主要有《广东记录报》《广州周报》《新加坡自由报》等。翻译成中文的新闻记事,先以《澳门新闻纸》为名,后经取舍选择,编成《澳门月报》。《澳门新闻纸》第一册中记载:“前时,鸦片准纳饷进口,至一千七百九十六年(嘉庆元年丙辰)才止。”《澳门月报》三《论禁烟》亦载:“前时,鸦片准纳税进口,至一千七百九十六年才禁止。”而魏源在编辑《海国图志》时,大量利用林则徐组织翻译的《澳门新闻纸》与《澳门月报》。故魏源的《夷艘入寇记》《海国图志》《道光洋艘征抚记》均记载:“及嘉庆元年,因嗜者日众,始禁其入口。”因此,鸦片战争之后,“嘉庆元年外禁说”开始出现于利用魏源这批资料的一系列著作中。11

   笔者认为,根据井上裕正的论述,可以推翻“嘉庆元年外禁说”,特别是其“嘉庆元年外禁说”的形成过程,可谓考证严密,令人信服。但据其论证逻辑及所依赖的史料,却不足以支撑所谓的“嘉庆四年外禁说”。事实上,与“嘉庆元年外禁说”一样,“嘉庆四年外禁说”亦是一个伪命题。

  

   二“嘉庆四年外禁说”的辩误

  

   笔者将按照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对井上裕正所依据的史料加以逐一辨析。

   1.井上裕正所谓“嘉庆四年外禁说”的核心证据来自嘉庆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2月2日)粤海关监督佶山的一份知照。这份知照由托马斯·斯当东翻译成英文,收入马士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该知照的中文原件已失,目前所见是《编年史》第二卷收录的中译本,现摘录如下:

   兹接抚院来函称:“ ……为杜绝此种(鸦片)祸根,必须阻塞其源,余等经缜密查访,此物系外国人输入,经由虎门进口,由湾泊之处引水船或巡船运送至深井,或以小艇从澳门分散偷运至省会。沿途关卡之胥吏弁兵,虽明知其所为,但任由通过而不问,必应受巨额贿赂无疑。目前如不竭力剪除祸害,则后患何堪设想。是以余等特颁此令,通告全省各地及各关卡文武官弁一体知照,随时随地严行查禁,一经发现此种行为,即予惩处。同时,余等要求海关监督大人亦颁发严令,饬谕该管之官吏、家人及各关卡等弁兵,今后必须对引水船只、巡船及渔船等,严行搜查,有无夹带烟土,如有违犯,即予拿捕,送官究办,治以应得之罪。如虽经余等公告,仍敢收受贿赂,暗中卖放者,必将严行追查其所经过地区与关卡,一经查明属实,绝不宽贷。如有其它办法与章程,能加强禁止与查拿者,希海关监督大人于复函时,并予通知。”接获上函,本官亦同样查缉鸦片来源,发觉实系由外国船只运入,是以即令驻澳门税口委员,转知该处外国头目及各船指挥,饬谕彼等,本官觉意禁止鸦片一物输入本口岸;假如发生此等事端,余等将按照接获之通告严行查缉。除回复抚院大人之咨会外,特将上述命令饬谕行商,彼等更应凛遵毋违,并转饬各国大班,以便彼等严遵此令,禁止各该国船只运来此项物品,必无行商敢于妄行承保,或敢于承销舱货,如敢故违,本官将此事报告总督与抚院,即将该行商严查并处罚,决不稍予宽贷。行商必须按例回复,俾知彼等已遵奉此令。12

   对这份知照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从该照会的背景而言,粤海关监督佶山收到的仅是广东方面的来函,并未有任何共同阅知的文件,亦没有只言片字提及这是奉有皇帝的谕旨。需要说明的是,海关监督属内务府职官,由皇帝简任。由于粤海关通过行商对外商实行管理,故按照惯例,涉及沿海问题的处理,皇帝均要求军机处将相关谕折抄发给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等共同阅知。一般来说,若清廷有外禁之谕旨,粤海关监督并不需要通过广东督抚的传达。即便嘉庆皇帝有外禁的谕旨给广东督抚,那么函告中必须提及这是奉旨谕旨的行动。可见,此次广东方面的行动,并无来自北京的任何指示。

   其二,知照明确指出,函告粤海关的是广东抚院,即巡抚陆有仁13,而不是两广总督吉庆。在日后的嘉庆十二年、十四年的粤海关照会及道光十四年、十六年的卢坤与邓廷桢奏折中反复出现的关键人物吉庆,在此事件中是完全缺位的。这说明吉庆与嘉庆四年的知照并无直接关系。

   其三,由函告可知,为杜绝鸦片入口,广东地方当局已经命令全省关卡严查引水船、巡船等船只,并要求粤海关方面对其所管辖的关卡及官吏亦照此办理。显然,此次广东地方政府的行动仅仅是针对引水等中国船只的检查,拿捕究办的只是中国的走私者,对粤海关的要求亦仅止于此。

   可见,嘉庆四年清廷并未颁布外禁谕旨,广东地方政府的查禁亦仅是针对中国的走私船只及受贿卖放的官员。虽然粤海关方面让税务委员及行商向外国船只转达禁令,但这属于对函告的自我延伸理解,并非清廷的政策内容。而且粤海关亦未有任何针对外商船只的实际行动。因此,无论是从国家律法层面还是从禁令的实际操作层面,“嘉庆四年外禁说”均不存在。

2.井上裕正所谓的“嘉庆十二年(1807年)及十四年(1809年)的两次禁令均提及四年(1799年)禁令”的说法存在诸多模糊甚至讹误之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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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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