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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牧:“新启蒙”及其限度

——“八十年代”话语的来源、建构及革命重述

更新时间:2017-03-02 15:56:46
作者: 赵牧  

   我们知道,“八十年代”以来,漫长的20世纪前半页的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实践成为了反思的对象,而与启蒙有着天然联系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则成了现代化道路上竖起的标尺。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八十年代”,就与“新时期”相重叠,不再仅指20世纪80年代这样一种时间概念了,而被视为改革叙事兴起和革命叙事解体的象征。它不仅意味一个开始,也意味着一个终结,为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的转换提供了历史契机。所以,从“断裂”的意义上肯定“八十年代”的同质性,成为一种核心观念,突破“阶级斗争”的束缚和解除“为政治服务”的禁锢,则被当作“八十年代”的“最大公约数”。“拨乱反正”、“人道主义”、“人性论”、“主体回归”、“审美自律”等,顺理成章地成为理解“八十年代”的“关键词”。这些有关“八十年代”的总体判断,构成了“观察历史和现实的透视镜”,从而“再生产”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启蒙、革命及现代化的新的理解和叙述方式。但“八十年代”的同质和断裂,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真实又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话语建构?为此,有必要像程光炜倡导的一样,深入“八十年代”内部诸多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及其周边,解构其“文学实践过程和知识制度”,使“八十年代重新变成一个问题”[1],探究其之所以成其所是的合力。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无疑为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个案,而借由重识它在“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后引发的争论,则或不仅像贺桂梅所说的“打开整个当代文学的新视野”[2],而且有助于揭示“八十年代”话语的来源、表现及困境,呈现其与“革命重述”之间的复杂互动。

  

一、“启蒙”与“救亡”:双重的变奏?


   1986年4月,适逢纪念“五四”运动67周年之际,李泽厚在金观涛所主编的《走向未来》杂志上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将“五四”概括为两个互不相同方面,一者是以思想文化启蒙为己任的“新文化”运动,一者为以反帝爱国为主要内容的青年学生运动。这两种运动在“五四”时期本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但后来却因民族危机的日渐深重,政治救亡的紧迫超越思想文化启蒙而成为压倒性的时代主题,结果,不仅“反封建”的文化启蒙被迫“中断”而成了一项未竟的事业,而且在革命与救亡中,封建性文化观念改头换面渗透入马克思主义,挤走原本少得可怜的民主和启蒙观念,最终演化成“文革”式的封建专制[3]。这篇文章虽是在“文革”结束10年后发表的,但其中核心观点,却早已埋伏在“新时期”之初“拨乱反正”的思想政治文化氛围之中了。很大程度上,“新时期”的合法性,就建立在对“文革”极“左”政治的批判之上,但所谓的极“左”,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却躬行着封建主义的集权观念,而那时节,无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内文件,还是文学界所盛行的“伤痕”、“反思”抑或“改革”叙事,基本上都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着极“左”政治的批判和“改革开放”的论证。所以,完成“新时期”与“十七年”完美对接并开启新的时代,既是目的也是底线,而在革命话语中曾被深度压抑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进行的“反思”,却将思想的触觉前探到整个左翼革命政治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五四”这一曾被广泛界定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也成为重新认识和解读的对象,从而相互争夺对“五四”运动的解释权,就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而埋下了其与“拨乱反正”的官方意识形态分化的伏笔。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就内在于这一思想文化运动逻辑,其对“五四”的认识,也基本上能在周扬1979年发表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文中找到依据。正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的文章虽发表于1986年,但却充当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理解共同历史与现实的一个寓言式话语来源地”,从而占据某种“元叙事”的地位[4]。

   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运动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历史已经证明,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图为:1981年,周扬(左)在福州华侨大厦会见福建省文艺工作者,谈文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形。

   因为这篇文章的影响,李泽厚更进一步地巩固了其作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文化“教父”的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救亡压倒启蒙”这一简洁明快的表达方式,虽是对“文革”后主导性的中国近现代史叙述的概括,但却因为李泽厚的关系,而获得了更巨大的知识传播力。很多时候,当某一种观念或有关这一观念的表述出现在面前时,我们之所以迅速地发现它,抓住它,并进而产生阐释和传播的欲望而不是视而不见和充耳不闻,就是因为这个观念已以某种不可知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之中了。从这个意义上,李泽厚虽一再声称他是“救亡压倒启蒙”论的知识产权拥有者,但这一知识之所以能够上升为一种“元叙事”,不过是因为他有效地充当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代言人”的身份。这里并无否定李泽厚的意思,而只是强调“救亡压倒启蒙”的论述,在八十年代思想政治文化氛围中所具有的“共识”意味。其中貌似开创性的认识,已经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内文件中埋下根苗了。很大程度上,李泽厚对于农民意识渗入到马克思主义而演变成“文革”式的集权政治的论述,就是对于党的决议所进行的思想史演绎。所以,是因为“文革”被批判,使得当时的知识界重新认识革命与救亡成为一种可能,而将之与传统或封建联系起来,实在并非知识界的创造,而是特定政治语境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不是李泽厚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而是这一论断选择了李泽厚,并进一步地成就了他作为“八十年代”知识权威的地位。

   在这里,稍微回顾一下“救亡压倒启蒙”的知识产权争议,或者有助于支撑我们将其视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共识的论断。这争议主要地发生在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和李泽厚之间,但在论辩的过程中,杜维明、林毓生、王若水及刘东等人也介入进来,所以,作为一个“学术事件”曾引起不小的反响。争论的焦点,是舒衡哲认为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受到她的影响,但却在宣传和传播这种思想时“从不提她的名字”。舒衡哲的理由是,她早在1982年秋季在卫斯廉大学的人文中心任教时,就提出了“救国与启蒙”的主题,而在1984年时,她在海外发表的《长城的诅咒》一文中,也论述了救亡与启蒙之间的多重冲突。舒衡哲还曾将这篇文章寄给李泽厚,而据刘悦笛考察,李泽厚也确在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前读了这篇文章并在上面作了标注。由此,李泽厚在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之前受到过舒衡哲的影响,应是毫无疑问的了。但问题是,此前两人在这一问题上也曾有过交流。据李泽厚所言,舒衡哲1981 年之前就来过北京,他不仅请她吃过饭,而且两人还做过几次长谈,所谈内容,就关乎中国近代史及相关思想史问题的评述。证之舒衡哲的履历,她也确实在1979年2月到1980年6月之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此外,据杜维明回忆,1981年李泽厚到美国访学还是应了舒衡哲的邀请,而据舒衡哲的说法,这期间他们还再次进行过相关问题的讨论[7]。

   像这么一种复杂的学术交往,要考辩究竟谁抄袭或借用了对方的观点,实在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依刘悦笛的研究,舒衡哲虽在《长城的诅咒》一文中使用的是“救国”而非“救亡”的概念,且没有明确提出“救国”压倒“启蒙”的说法,但比起其后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两者在核心理念上,却是高度一致的。然而,在这篇影响力巨大的文章之前,李泽厚在1979 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就已明显包孕了这一说法的雏形,这就比舒衡哲在1982年授课时提出相关论断早了几年。所以,尽管有种种同情舒衡哲和批评李泽厚的声音,但最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共同存在这么一个“模糊的共识”。为此,刘悦笛指出,知识产权的归属,对两位学者本人而言,似乎还有些意义,但是就问题本身而言,可能还在于这一论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给中国近现代史阐发提供了新意[5]。不幸的是,这里所谓“新意”,因这一论断的持续影响力,早已变成公共知识,所以,更为重要的,或是从舒衡哲和李泽厚相互的影响过程,我们发现,类似于“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其实已成为“八十年代”的共识,该论断的影响力,虽来自李泽厚发表于1986年发表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并且着眼于对于“五四”的“重识”,但根源却在“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以及这一意识形态给知识分子带来的话语自信,使他们期待并有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认识和叙述近现代中国复杂而纠结的历史。

   不管是不约而同,还是相互启发,舒衡哲和李泽厚将他们的研究共同转向“五四”,重新评价其性质、过程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史展开过程中地位和影响,发掘其间的“救亡”与“启蒙”两大互不相同的主题,这充分地折射了八十年代知识氛围中普遍存在的重构“五四”的冲动。“五四”,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它或指曾发生在1919年5月4日前后的爱国学生运动,而其前奏,则可回溯到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众多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广大青年学生,纷纷起来反抗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倡导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并逐渐将批判的锋芒从文化领域而转入政治领域,喊出了“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口号。但这个事件,却在随后的不停叙说中演变成为一个“神话”,其经验或事实的层面不断被抽离,而其意义,却不断被重新赋予和提升。因“五四”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这一“神话”地位,所以每当历史转折关头,就会有一番对其意义阐释权的争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岗指出,八十年代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期,重述“五四”就成为那时期重要的“思想事件”之一[6]。

   这期间,“林林总总的五四编史学模式不断问世”[7],而张伟栋,则就此解释了八十年代有关“五四之争”的问题[8]。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就内在于这一重述“五四”的思想史脉络,而他所针对的,则是曾广为传播的视“五四”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论断,但论述的策略,却是分解其中“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并将“反帝”与“救亡”等同起来,将“反封建”作为了“启蒙”的主要内容。这两个方面本是相互协作的。正是因为“救亡”的外在压力,才在“五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了民族文化更新的“启蒙”运动,但随后却又因“启蒙”遇挫,民族危机得情势愈发紧迫,才又回到了“救亡”的起点。很大程度上,李泽厚承认“工农群众”在“救亡”中的作用,但在重释“救亡”的过程中,却将“农民意识和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渗入,作为“文革”悲剧之所以产生的根源。这一方面是重复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文革”的批判,另一方面则又将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所积极投身其中的“救亡”运动,与“传统”抑或“封建”等负面价值勾连在一起了。


二、启蒙抑或现代:未竟的事业?


按照这样一种阐释,“启蒙”价值就被重新发掘出来。我们知道,启蒙是针对蒙昧而言的。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以理性对抗神性,以科学对抗蒙昧,以个人自由对抗皇权专制,构成了启蒙核心的价值诉求。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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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汕头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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