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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兵 王佳明:从“新浪漫主义转向”到“后启蒙”时代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艺观的嬗变

更新时间:2019-12-27 00:47:16
作者: 金永兵   王佳明  

   内容提要:近40年来,中国文艺观和文艺理论结构的转换,若以1992年市场经济正式确立为时间节点,大致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其一是强调审美自由的“新浪漫主义转向”,其二是“后启蒙”时代对自律化的现代性批判。在我国1980年代的语境下,“审美”更接近于浪漫主义而非启蒙主义,它诞生于对以“阶级论”为核心的政治理性的反抗之中,试图以具体的“审美自由”来反拨抽象的“政治自由”。它既呼应同时也批判着政治上以“去政治化”的形式对“物质欲望”的肯定。政治上对物质的肯定,可以说是一种“新启蒙”,它并非强调人类感性的全面性,而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实践”理论进行再阐释的方式肯定了世俗物质利益积累的合法性。1992年以后的“后启蒙”时代,抽象的“商品理性”逐渐取代了具体的“物质欲望”,物质需求中价值的具体性日益被抽象成了交换价值。此时文艺观中出现了两种新变:其一是一种意图在现代性话语内部通过强调“传统性”“中国性”等新核心价值来重塑价值观的尝试;其二是针对“后启蒙”时代产生的两种自律化倾向——文学试图通过市场化,远离政治干预,在商品理性中形成的自律;出于批判商品理性的目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对“文学性”的自律性坚守——所做的批判,这两种自律性话语模式都是现代性发展到极端的表现,“新左派”的译介、文化研究和后现代话语等新兴话语模式通过对话语自律化和价值自律化的反拨,试图为“后启蒙”时期的现代性困境寻找对策。

   关 键 词:新浪漫主义  新启蒙  后启蒙  新现代性  文艺观  Neo-romanticism  Neo-enlightenment  Post-enlightenment  Neo-modernity  Trends of Literature and Art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艺观的幻变和文艺核心问题及其理论结构的转换,如果以1992年市场经济正式确立为时间节点,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其一是强调审美自由的“新浪漫主义转向”,其二是“后启蒙”时代对自律化的现代性批判。

   “新浪漫主义转向”指的是那种通过强调“审美自由”来恢复“人”的感性维度,并借此打破以“阶级论”为核心的政治理性压抑的理论尝试。“审美的”并不必然是“浪漫主义的”,在18至19世纪的欧洲,“审美”实际上就同时在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思潮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启蒙主义中它指涉一种“人性”的客观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即是“启蒙”的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判断和情感标准,人类的推理和感情就没有足以维持各自平凡而与之相符的生活的共同支撑”,①它是一种“所有人因其天性与诸认识能力的自由游戏而体验道德心灵状态的普遍可传达性”。②而当启蒙主义的审美理论日趋抽象化时,在当时新兴的浪漫主义之中,“审美”又开始指涉一种根植于感性之中的无限性,正如以赛亚·伯林指出的那样,此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开始转变。这种转变足以使他们不再相信世上存在着普适性的真理……我们得知人们转向情感主义……人们转向无限,对无限的渴望喷涌而出”。③

   在我国1980年代的语境下,“审美”更接近于后者而非前者,它诞生于对“阶级论”中所预设的客观普遍性的反抗之中,主要强调人性中包含的无限丰富性,而并不想要建立一套客观的“审美理性”。这种“浪漫主义”从反抗理性专制的意义上来讲,与西方经典的浪漫主义思潮是一致的,但从反抗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其中又包含着新质。它实际上是一次现代性话语内部的自我调整,它试图以具体的“审美自由”来反拨抽象的“政治自由”,而这种“具体性”在特定语境下则是通过对世俗物质需求和欲望的恢复、肯定和激发来实现的。文艺上的“审美自由”既呼应同时也批判着政治上以“去政治化”的形式对“物质欲望”的肯定,这种肯定在文艺上表现为一种“新浪漫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一种“新启蒙”。政治上那种对物质欲望的肯定并非强调人类感性的全面性,而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实践”理论进行再阐释的方式,来肯定世俗物质利益积累的合法性,这里的“物质”并不指涉感性的人性,而是指涉物质生产,它更强调社会的理性建设,而非感性意义上的人性解放,这与“浪漫主义”的“审美自由”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政治上的变革是一种相对“阶级理性”而言的“新启蒙”。

   “后启蒙”时代则以抽象的“商品理性”取代具体的“物质欲望”为核心特征,如果说在“新启蒙”时代中,“物质”还在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上保留着一定程度的使用价值,因而也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具体性的话,那么在1992年市场经济建立后,这种残留的物的使用价值则通过高度发达的货币贸易被彻底抽象为物的交换价值、象征价值。在这一时期,文艺观中出现了两种新变,其一是出现了一种在意图在现代性话语内部通过强调“传统性”“中国性”等新核心价值来重塑价值观的尝试;其二是针对“后启蒙”时代产生的两种自律化倾向——文学试图通过市场化,远离政治干预,在商品理性中形成的自律;出于批判商品理性的目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对“文学性”的自律性坚守——所做的批判,这两种自律性话语模式都是现代性发展到极端的表现,而西方“新左派”的译介、文化研究和后现代话语等新兴话语模式,通过对话语自律化和价值自律化的反拨,试图为“后启蒙”时期的现代性困境寻找对策与出路。

  

   一、现代性辩证法:“启蒙”与“浪漫”

   在“现代性”这一范畴纷繁复杂的内涵之中,最核心的便是对主体性的确认。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性……只能在自身内部寻求规范。主体性原则是规范的唯一来源。主体性原则也是现代时代意识的源头。”④现代性的主体诉求存在两种意味:一方面,“主体性”范畴意味着存在一种普遍的人性;另一方面,“主体”的存在预设了“客体”,相对于客体的被动而言,“主体性”就意味着一种能动性,这种能动性要求现代性话语必须以“自由”“自为”等范畴为依托承认人类行为具有一定限度内的可能性,而且这种限度又必须是自律的而非他律的,否则,这种限制性就是外在于人的,必将是“非人的”。

   从主体性确立的角度上讲,启蒙主义并未占据“现代性”这一范畴的全部外延,“现代性”的外延同样涵盖了浪漫主义。启蒙主义代表了现代性中理性的一脉,但现代性内部早已产生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之声,德国学者维尔默把其中的一支称作是“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力量”,他说:“针对启蒙作为一种理性化的进程,现代世界从很早,而且自始至终动员了强大的力量。在这里,德国的浪漫派人物或许可以被视为其中的代表,他们包括早期的黑格尔、尼采,早期的马克思、阿多诺以及众多无政府主义者,此外现代艺术中的很大一部分也可以纳入这一股反对力量之中。”⑤

   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都是对现代主体性诉求的回应。在主体性问题上启蒙主义寻求的理性主体,以理性秩序来消除外在性,通过理性主体对必然世界规律的把握实现对偶然世界的征服以消除主体的外在桎梏;而浪漫主义对此问题的回答则是以对主观无限性的塑造来应对外在性,此时外在性并没有消失,但是它已不再是一种对主体的束缚。二者以不同的方式规定了人性的普遍性,又都确定了主体自由的可能性,在“人只服务于人的目的”这个意义上来讲,二者都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因此,“进步性”“人道主义”“主体性”,这些范畴都不是判断一种思想从属于启蒙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充分条件,浪漫与启蒙之间真正的这种区别在于,它们在面对外在性时,浪漫主义以主观无限性吸纳并保留了外在性,而启蒙理性则不允许无法转化为内在性的外在性存在。

   学界普遍认为我国“新时期”是以“新启蒙”思想为主导,在一定意义上忽略了“现代性”的外延包含“启蒙”并大于“启蒙”这一问题。学者们判断“新时期”属于启蒙主义,往往出自一种对“五四”的怀念与接续,以及对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建设模式的批判,正如贺桂梅所准确描述的那样,“‘新时期’作为一个告别50-70年代的‘前现代’‘革命’的‘现代化’时期,作为一个重新接续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打碎传统文化‘铁屋子’的新的文化启蒙时期,同时也作为一个挣脱了传统中国‘闭关锁国’谬见而‘走向世界’的开放时期,这种历史意识和时代认知在80年代赢得了普遍认同。”⑥这种在1980年代开始获得普遍认同的判断中,包含了两种对“启蒙”的指认方式:其一是将“新时期”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视为一段“前现代”的弯路;其二是将“改革开放”视为启蒙主义所追求的那种“自由”的同义反复。这两种指认方式都不包含对启蒙主义最必要的指认,即一种具有核心价值指向的理性对外在性进行体系化征服,并同时将不能被纳入此体系的偶然性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不承认其现实性与合法性。

   事实上,相对于“新时期”而言,毛泽东时代的建设具有更为激烈的启蒙现代性,那种政治至上的逻辑正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理性模式,这种理性模式以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胜利,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并尝试将其他一切偶然的个人性因素排除在外,这正是启蒙主义的特征。对主体性的束缚实则就是启蒙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言,理性主义的各种模式是想以理性为工具将人从实践的错误中解放出来,是想通过确立理性的自觉使人从自发性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启蒙主义就是多种理性主义中的一种,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结果就是重新奴役了解放过的人类。这些模式不能解释人类全部经验。于是,最初的解放者最终成为另一种意义的独裁者”。⑦这一“理性的辩证法”正是在于它将自身定义为真理,而将所有异在于此的存在方式都定义为偶然和谬误,这样一来,“人性”之中不能与之相符的成分便被排除在外,理性体系成了唯一拥有完整现实性的存在。这正是我国“新时期”之前政治理性的表征方式。彼时只承认阶级性、政治性,并不意味着对主体性的取消,而是为主体性中政治性的成分赋予了过度的主导权重,这种已呈现桎梏特征的政治性又正是从前革命年代的解放性力量。并不是所有自由都是启蒙,所有束缚都是非现代,“新时期”要处置的是一个主体极度政治理性化的启蒙性时代。

   既然并不存在所谓的“前现代”时期,那么如果我们将新时期主导思想称作“新启蒙”的话,这里的指涉便是有待厘清的。学界常见的“新启蒙”这一范畴中的“新”,主要被人们理解为是相对于“五四”现代性启蒙传统的中断而言。但是,如果这种现代性从未间断,“新启蒙”之说内涵就成了可疑而模糊的,需要细致辨析。实际上,如果以“现代性”为总体视角,中国1980年代的思想实践在文艺界主要是一种“新浪漫主义”,而可以被称作“新启蒙”的种种现象恰恰是在此时的政治领域中发生的。指称政治上新变为“新启蒙”,主要原因在于此时在政治上以“去政治化”来强调“物质实践”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再阐释,较之于那种以“阶级论”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一种新变。对于文艺领域的“新浪漫主义”来说,这种补充主要以强调“审美”的方式出现。“审美”虽然是一个理性与感性并重的范畴,但是在“新时期”的具体语境下,它更强调一种用以反抗教条式政治理性的感性维度。审美自由和主体自由在这一时期被画上了等号,在批判政治理性,以审美的主观方式呼唤那些不能被政治理性体系化、秩序化的人性价值的意义上来讲,这主要是一次以“新浪漫主义”来补充启蒙理性的文学尝试。可见,“新启蒙”和“新浪漫主义”二者之“新”并非在于它们的现代性诉求,而在于它们在现代性思想内部进行调整,开启了一种以感性形式来补充抽象政治性的“新现代性”模式。

“新启蒙”对物质欲望和物质实践的肯定与强调,离不开当时对马克思的“物质实践”的具有还原性质的再阐释。“物质实践”是马克思在面对启蒙国民经济学中那种理性的抽象性和浪漫理想的虚幻性时提出的一条在现代性内部进行自我批判的新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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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长江学术》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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