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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牧:主体的变迁与群众的命运

更新时间:2011-11-12 19:30:02
作者: 赵牧  

  

  二零零八年的二三月间,在上海地铁一号线和二号线的电子广告屏上曾高频播出“杜蕾斯安全套”的广告画面:有一艳丽时尚的女郎一边款款走过,一边暧昧回眸,这时一名建筑工人,犹如困兽一般地摆弄着头上的安全帽[1]。广告充满了情色挑逗的意味,然而,在隐喻的层面上,我们却也不难看出,这种消费性的视觉表达背后的主体变迁信息:曾经广泛流行的以“我们工人阶级有力量”为主题的宣传画,也乐于突出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形象,以此来表明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而投身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热情与信心,但这则广告在挪用这一形象时,却至少在性的层面上,已将他们的“力量”(比如原来的宣传画和如今的广告都突出了他们年轻彪悍以及肌肉发达的身体符号)视为某种不安全的因素(比如都市色情服务的猖獗,比如艾滋病传播的威胁)而加以防范了。

  这一变化已深刻地反映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叙事中了。相较前三十年的某种“一致性”,“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叙事至少在主体上,已多次出现巨大的转变与分歧,然而,作为一个“他者”,“广大工农群众”尽管不会销声匿迹,却再难占据叙事的中心了。非但如此,在文本世界中被赋予的诚实、勇敢、率真等优秀品质,也被奸诈、鲁莽、猥琐等一系列形容词取而代之。那种敢于砸烂一切枷锁的革命豪情,也变成私欲横流和暴力迷恋的证明。那么,以20世纪以来的革命叙事为参照,在“知识分子—革命—群众”的主体间关系中,考察“群众”这个曾被窥视、探究、启蒙、服务及结合的对象,是何以逐渐遭遇责难、审视、背叛、排斥以及冷落的,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革命叙事”的建构、转换、扬弃以及消解的过程。

  

  一、“群众”的“发现”

  

  在晚清以来的中国政治文献和文学叙事中,“群众”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据陈建华考证,这个概念是舶来品,它最初对应的“群”字,是由严复从斯宾塞那里搬过来的,用来指代社会上跟士大夫阶层相对的“大多数人”。但这个产生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词语进入中土,已融入洋务派富国强兵的语境,即为“收大权,练兵实”,必须激奋民力启迪民智和培养民德,这中间,社会进化论挟持而来,而文化整体改造的思路也包含其中[2](264)。1904年初,梁启超担任主编的《新民丛报》的封面上画了一张雄狮图,“封面题跋”栏载蒋观云一首《醒狮歌》,歌中唱到:“狮兮,狮兮,/尔前程兮万里,尔后福兮穰穰。/吾不惜敝万舌、茧千指/为汝一歌而再歌兮/愿见尔之一日复为威名扬志气兮/慰余百年之望眼/消百结之愁肠。”[3]因传说中拿破仑的一句话,“睡狮”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的象征,而这里所谓的“醒狮”,却显然是唤醒沉睡而无知的群众的意思。这是颇耐人寻味的:拿破仑用于全体中国人的象征,在被知识分子接受的同时也想当然做了区分:“吾”是清醒的,“汝”是沉睡的,“吾”有“百年之望眼”,“百结之愁肠”,如今“为汝一歌而再歌兮”,为的是“尔”等能有朝一日“复威名,扬志气”,换来“前程兮万里”和“后福兮穰穰”。换句话说,“我们”(“大清王朝”、“华夏中国”)之所以国运糟糕(“列强环伺”、“惨遭瓜分”“亡国灭种”)而让“吾”(“有识之士”、“维新人物”)忧虑重重(“百年之望眼”、“百结之愁肠”),就因“尔”等虽曾有雄狮之猛如今却昏睡不醒(“胡为沉沉一睡千年长?”)。

  这种区分,就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划定了一个界线,作为知识分子的“吾”是启蒙者,承担着唤醒“尔”的重任。“吾”是“主体”,“尔”等因为没有自我表述能力而只是在确保“吾”这一“主体”存在的前提下“幻想出来的客体”。借用齐泽克的术语来说,“群众”既“存在于主体之内,又超出主体之外”,“知识分子”视自己为“值得他者的欲望”,“也正是他者的欲望为主体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幻想身份”[4](11)。所以,在蒋智由这首《醒狮歌》所揭示出的“知识分子”与“群众”的主体间关系中,“知识分子”因为建构自我身份而将“群众”发现与表述出来,并许诺了一个光明前景。这无疑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传统士大夫在确立自我身份时,所幻想的不是“庙堂之高”,就是“江湖之远”,而对蝼蚁众生,是几乎从来不寄希望的,然而在这里,“知识分子”却有意识地将自我“幻想”成了“群众”的欲望对象,期望“尔”等从“吾”这里获得启示和引导。

  很显然,这里被“知识分子”发现和表述出来的“群众”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实体,而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陈建华曾指出,“群众”这一抽象的概念在现代中国成为主宰的过程,“受到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革命潮流的影响和推动”,此中知识分子担当起了这一话语加工者的角色,并发展出两套群众话语方式,一是“个人主义”,一是“群众运动”[2](265)。严复、梁启超和胡适等支持对“群众”进行改造,消灭其因长期遭受奴役而沾染的“国民性弱点”,如狭隘、自私、奴性和愚昧等,变成讲科学、有教养、遵公德及守秩序的公民。这一“将个人主义的话语组织到民族国家的伦理中”的企图,构成了“启蒙主义文学”的核心。鲁迅无疑是这一观念的杰出体现。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孤独者和群众”的意象,这一方面揭示了群众的无聊与麻木,一方面渲染了启蒙者的献身与悲壮,而这一效果的达成,恰恰因为他们之间既彼此疏离又难以离弃的紧张关系。这样的群众不合期望,但也正因此,启蒙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才得以确立。鲁迅曾提及他在仙台观看“幻灯片”,其中无论被“砍头”的还是围观的中国人神情一律麻木。这让敏感的他感到极大屈辱,决定“弃医从文”,幻想通过“文艺”来改变国民精神上的“病苦”。这例子广为人知,但留给人的强烈印象,尽管有对愚弱国民的愤怒,更多的却是鲁迅如何从中得到启示而确立一种启蒙者身份。甚至为确立这一身份,“愚弱国民”的出现似乎不仅是耻辱,还应该是一种必须。同样,只有“铁屋中昏睡的众人”充当了“幻想的他者”,那怀抱希望的清醒的个人形象才会鲜明起来,他们的“呐喊”才有了获取一定意义的可能。

  这种“孤独者与群众”的对立是以消除这一对立为期待的。为此,担负“启蒙”责任的“孤独者”就不得不成为一个必要的牺牲,并在这牺牲中获得一种“大我”的崇高与神圣的形象。这也就是汪晖在鲁迅作品中发现的“历史中间物”态度:“把新时代的到来与自我的消亡或否定牢固地拴在一起”[5](106)。或者正因这一点,鲁迅曾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6](103)。夏济安认为其中包含一个来自《说唐》中的典故,隋炀帝曾以封官许愿的策略将各路造反的草莽请到扬州比武而图一网打尽:先让他们自相残杀,随后引发事先埋藏的火药,而且城墙里又降下千斤闸来阻断退路。但当千斤闸降下的时候,“偏有一位巨无霸的好汉托住了它,让来自全国各地十八路反王的大小豪侠及时逃生,但饶他再英雄,也难久撑这样重的闸门,自己终究还是被压死了”。对此,夏济安分析道:“从字面上看来,人家会以为孩子们幼小无知,需要保护。但‘黑暗的闸门’这个典顾暗示孩子们和那个负重的巨人有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叛徒”。[7](14)在鲁迅期待中,他们叛逆这黑暗的时代与传统,“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地做人”,其实也正是蒋智由在《醒狮歌》中所谓的换来“前程兮万里”和“后福兮穰穰”。所以,无论“孤独的过客”也好,还是“黑暗的闸门”也罢,鲁迅这一种自我认同,是对那“愚弱”的“群众”包含了一种期待的,这样,“孤独者与群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得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

  然而,启蒙美梦总是破裂,期待中的“新人”,虽在不断诞生中,却总是没有出路。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便是这样一个“觉醒了但无路可走”的“新人”形象。她最先听到了启蒙主义的“呐喊”,但被“惊起”后却无力“毁坏”鲁迅寓意中的“铁屋子”,等待她的,仍是“歧路彷徨”的“孤独者”身份。那么,这时候,她是准备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呢,还是联合更多的人起来“毁坏这铁屋子”呢?这已涉及到群众话语的另一条知识路径,是不满足于为“某老政权”或“好人政府”设计理想公民,而是发动“群众”“闹革命”。最初以“醒狮”为目的的“群众”话语悄然发生变化:铁屋子依然存在,但其中不再是被“唤醒”与“启蒙”的对象,而是作为被压迫的“广大工农群众”,他们再不怕失去身上的枷锁,天然具有改天换地的革命豪情。莎菲女士们也不能再满足于发几声沉闷的叹息,品味自己的“孤独”,而是“到群众中去”,一起做砸破铁屋子的努力。所以,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这部由两个独立故事组成的小说中,丁玲就通过肯定第一部分女主角美琳最终投入群众运动和否定第二部分的女主角玛丽拒绝追随革命潮流,而有意与莎菲女士那一类陷入自我苦闷的“新女性”划清了界限。

  显而易见,在参与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上,“群众”内部却也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如《林海雪原》的第十六章设置了一个少剑波对群众讲话的场景:“国民党,座山雕,抢走了我们的东西,破坏了我们的劳动,下了我们的枪,要想饿死我们。现在政府发来了粮,救活了我们,又给我们开辟了劳动生产的大道,因此要好好地保护粮食,保护家园,保护我们的劳动……”,作为回应,众人情绪激奋地“冲断了剑波的讲话”:“能不能发枪,二零三首长?有了枪我们进山像打野猪一样打死那些狗杂种”,而这个时候,曾不顾父亲阻止而在分得的马大棒子土地上打下了第一块木橛子,又在随后的土匪反扑中帮助白茹突出重围的李勇奇却“眉头皱了两皱”,开始在心里抱怨起这些群众以前的“抱不成团”:“有的人是属老鼠的,看到一点东西就想吃香的,结果被王八操的夹上了耗子夹;有的人是属兔子的,一听见吓唬,什么不管,撒腿就跑,他妈的没点硬骨头”。这里,少剑波所承担的,无疑是“对群众的说服和动员以及某种意识形态的灌输”等功能,群众的激奋反应显示了动员效果,而李勇奇“满腹的愤怒和埋怨”,则被用来补充交代了群众构成的复杂性。也就是说,群众中虽然普遍蕴藏着革命的内在需求,但除了个别像李勇奇那样的“积极分子”外,其中大多数却是不自觉的,“需要教育、启蒙和正确的政治引导”的,而少剑波、李勇奇和无名群众集体这三者,则正好影射了“政党政治—先进人物—群众”之间的逻辑关系[8](92)。所以,这里,“群众”依旧是一种想象性建构,但充当建构者的,已不再是“小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革命,借用齐泽克的术语,是它充当了知识分子和群众这对主体间关系的“大他者”。这时候,“群众”就被要求以其“先进人物”为中介,树立起正确的政治态度,投身革命和建设的大军,“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不然,就可能被从“革命群众”的集体中清除出去。

  

  二、“灾难”的“反思”

  

  在这样革命的“群众”话语中,作为始作俑者的知识分子却处于一种被贬抑的状态。而在“文革”后的知识生产中,这一贬抑又被简化成对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压制。在《问题与方法》中,洪子诚谈到革命文学成为“唯一的模式”之后,作家必须“发现‘力’的快乐,而不能体验‘美的悲哀’;只急于完成,而不耐烦‘启示’;只喜欢高潮和‘斩钉截铁’,而不喜欢变化和复杂的过程;只喜欢力的英雄,而不喜欢不彻底的凡人”[9](288)。但恰恰“美的悲哀”、“启示”、“复杂的过程”及“不彻底的凡人”等等这些“内心”与“小我”的东西,却是知识分子擅长与钟爱的。南帆在对此进行注解时,也说“多愁善感背后隐藏的软弱是知识分子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他看来,革命的“群众”话语设定了一个“隐性的二元结构”,“群众”在其中“充当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主项”,相对的,知识分子却“浮游在革命的外围”,倾心个人而害怕集体,心存梦想又软弱无能,站在革命门槛上但又随时转身他顾[10](15)。

  凡此种种为知识分子在革命话语中的“小资产阶级”身份定位及其“多愁善感”的文化定性鸣不平的论断,似由知识分子“主体性”复苏造成的,但在根本上却因为“文革”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为知识分子的精英身份提供了保证,他们再不必为“群众专政”担惊受怕了。做为回报,知识分子则为配合政治上批判与反思“文革”的需要,纷纷加入“伤痕”与“反思”大潮,反刍自身痛苦,编织他人灾难,将政治结论衍化成诸多人道悲剧。其间,革命仿佛成了烫手的山芋,曾被革命话语热烈追捧的“群众”褪去神圣光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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