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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牧:宽容:人性的抑或道德的

更新时间:2008-06-22 12:46:48
作者: 赵牧  

  

  汶川大地震成就了某跑跑的骂名,这是灾难的副产品。但我无意就跑跑说事,他的自我实现的行为艺术,只是一个引子。我试图借此而谈论当前社会上流行的人性论,并对其假设人的自私本性无可更改而提出质疑。这实际上涉及到宽容的话题,而对待跑跑的态度,也已经出现这个趋向。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大地震灾难来临时的那种集体大悲情已经让位于各种名号的怀疑主义,久被藏匿的爱心与慈悲,这时候也渐渐收敛了,哪怕关注一下灾区新闻的兴趣也几乎消失了。宽容的到来,正与这个趋向同步,这就不能不让人把这种宽容与人性论的泛滥所导致的社会恶俗联系起来。在自私的弱点控制下,人的任何罪责似乎都成了无可逃避的宿命,所以宽容就应建立在这种同情之理解上,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幌子,如果人天然的有着无可更改的自私的话,你何必去宽容他人?因为你的宽容并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实质的好处,相反,曾经的伤害却是无法通过宽容来抹平的。这就陷入了悖论。而道德却能很好地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去。所以,我强调,任何宽容都应该具有一定的道德内涵。不是什么罪责或者错误,都能获得道德的赦免,同样,宽容也不是可以随随便便赐予的。更何况你这种似乎高高在上的宽容行为,在你的对象那里,或者并不虔诚地对待。他或者诘问,你有什么资格宽容我?这不是一个生命权力平等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社会能否有坚定的是非观念的问题。

  

  一、跑跑的行为艺术?

  

  作为天涯论坛的常客,我早就知道有人在那里发布了《那一刻地动山摇》的文章。作为一个教师,当人们还沉浸在大地震带来的巨大悲痛中时,他已在那里显摆着自己地震到来的那一刻,先是告诫学生们不要动,随后预感不妙,连最起码的提醒都没有,便一溜烟地跑掉的经历。很显然,这已经不再是一般的逃生,这也不再是一般的回忆,这是冲着全国人民的骂声来的自我炒作。即使成就的是一种骂名,但似乎算准了,在这恶俗的时代,骂名也比无名强。

  所以,我对此选择了沉默。我甚至根本不再去点击与之相关的新闻,尽管我无法阻止这些新闻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地被那些媒体与版主们放在显要位置。我也控制着自己发牢骚的天性,因为我一方面不希望自己的牢骚——尽管很微弱,没有几个人听得到——会变成别人提升点击率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很天真地期待着汶川地震所造成的全国人民的大悲痛会多延续一段时间,而这些杂音,却会无形地耗散人们在这种悲痛的激励下所焕发出来的抗震救灾的热情。

  是的,那时候,我们都还沉浸在悲情之中。这其中,包括我在内,很多人远在地震现场的千里之外,是数字化时代即时的信息传播,是从政府到民间的快速行动,是灾区传来的惨绝人寰的照片或视频,是电视新闻中不断象征性地扩散开来的环形电波,以及电波中主持人那沉痛的声音与表情,让我们产生一种感同身受以及物伤其类的悲悯,而这些悲悯,又唤起了我们在市场化的拜物教中久被藏匿的爱心与慈悲。地震不再仅仅是四川的地震,悲痛也不再仅仅是灾区的悲痛,我们都以为自己就身在其中。随着更多画面的传来,更加紧张的气氛的营造,以及更为煽情的生离死别的故事的渲染,我们的悲情达到了顶点,我们甚至粗暴而武断地要求全国人都应该只有一种悲悼死难者的表情。不是有很多人对那些成都灾民在防震棚里搓麻将而愤愤不平吗?不是听说一个小女孩,因为国难日不能正常玩网络游戏而破口大骂灾区人民,结果不但导致网上的声讨而且被公安机关抓起来了吗?

  然而,这个时候范姓的教师跑出来了。他这不是明摆着要挑战人们敏感而脆弱的道德神经吗?所以,对于网络上的唾沫星子,他不但是有预料,而且是满怀期待的。不然,他会很失望的。他以自己的聪明,选择了一个自爆其丑的绝佳时机,并且制造了一个话语悖论:如果站出来批评他的败德言行,正中了他的下怀;如果不予理睬,则又不足于平复内心的道德义愤。结果事态果然按照他的设想发展了,他应该有着无限的喜悦,但无论是在言语中还是在表情上,却必须装出一副受冤枉的样子。而且要痛苦,要悲愤,要无奈,要搬来各种说服自己也试图说服别人的理论,在这些理论与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行之间建立起某种相互说明与印证的联系。他一方面要用这些给那些多事的舌头添加动力,让它们继续唾沫飞溅,另一方面还要引导舆论向对他有利的方向转变。

  这是不容易的,但到目前为止,应该说他还是相当成功的。他获得了跑跑的雅号,他的博客点击率大幅度提高,他作为一个话题被各大网络论坛置顶,有些媒体还发动了对他的专访,邀请他与那些真诚的反对者进行了辩论。更为重要的是,已有人在为他叫好、鸣冤,呼唤全社会给他多一点宽容,企图通过这件事,批判强调献身而害人不浅的英雄话语,重建一种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尊重。似乎除了这个教师,我们都是一些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不当回事的傻瓜,信奉着无条件献身的话语鼓吹,而这时候,则必须全力仰仗他来给启蒙一般。还有一些好事者,检索了他以前的文章,由愤怒而变为理解了,由指责而转为欣赏了,由咒骂而成为自责了。说什么挑战传统,那是他的一贯作风,而这样的作风,是应当被视为有个性和有主见来给予肯定的。

  但问题是以往的那些挑战何以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结论其实只有一个,他的那些对传统的挑战其实已经成为了传统,而在这个前赴后继的挑战大军中,很不幸,他却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说了一些挑战者的常识罢了。在挑战性的谱系中人云亦云使他不能触痛人们的神经,而无名小辈的身份又使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挫折感。所以,他为了出名,自然不能按常规出牌,必须选择在关键的时刻剑走偏锋。如此,他在人们都被灾情唤起内心藏匿的崇高的时候,利用了作为一个地震灾区的教师的身份,以貌似精神分析的方式故意作践自己,同时又贴上人性的标签。他不是不明白,当人们都满怀悲痛的时候,自己发表这么恶心人的见解会遭遇什么,但他要的就是这个,而且非要把话说绝,突出他与别人的道德落差。于是期待中的声讨就来了,于是在人们的唾沫星子中,他出名了,于是就有人主张给他宽容与同情了。但真的问题既不是指责的问题,也不是宽容的问题,而是他利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道德伦理所嫁接出的一个点击率问题。

  的确,大地震到来的时候,要不要保护自己的学生,要不要给他们一个提醒,对教师的身份而言,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人们对某跑跑的指责就基于这个道德立场。也就是,在学生面前,教师不仅是传授知识的,而且还应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点上,师生之间实际构成了一种伦理上的信托关系,其中,教师这个身份,决定了你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自由的个人。因为作为你的学生,他们不仅相信你所说的,而且相信你所做的,而关键时候,你的自顾逃命,就成为一种道德欺骗。事实上,一开始范跑跑给学生说“别动”,然后感觉事情不妙,就自己一个人跑了出去,结果他那个班的学生果真是最后才跑出来的,就说明这种道德契约的存在与道德欺骗的已然发生。

  但这种真诚的教师伦理上的反应,却很可悲地置换成了换取点击率的工具。一切的义愤填膺的口水与咒骂,都变成了这个跑跑坐在电脑前饶有兴致的欣赏。他这种超脱的姿态,说明了他对这一切的游戏态度,无论该不该保护学生,还是该不该尊重自我,如此真诚的道德伦理问题,在这个臭名昭著的跑跑那里,都被博客的点击与百度的搜索以及闲看跟帖时的点击鼠标这些动作悬置了。也就是说,他把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变成了纯粹的自我实现的行为艺术了。所以,那些或者莫名其妙而又自以为悲天悯人者,那些置身事外却成心反弹琵琶出新调者,竟然呼吁什么同情与宽容,这种似乎高高在上的言说姿态,却被话题的制造者喜滋滋地踩在脚下,难道不是可笑而又可悲的吗?

  

  二、人性的自我叙事

  

  更加可悲的是,我们这个日渐恶俗的社会,正在一种人性论的调门下,流行起无道德底线的宽容。所谓宽容,我的理解,是对一个人做错了事情的不予追究的心态,但这是有个前提的,那就是做错事的人要么是出于无意而造成了伤害性的后果,要么出于好心却无法掌控事态的意外发展,要么意识到了错误而有悔改的意愿,并切实地采取了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补救措施——且不论其效果如何,但补救的想法必须是真诚的。除此之外,我以为即使不报以牙眼,也应多一些提防之心。惹不起总还躲得起,万不可盲目谈论宽容,因为这看起来似乎显示了自己心胸的博大,实际的效果却无异于对败德者的包庇与纵容。

  这是没有宗教感却坚持一种道德感的我对于宽容的朴素的理解。然而,流行的人性论的宽容观,却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而且人的一切行为,不但不能摆脱这种自私的本性,而且必须以肯定和保护自我价值为目的。这是人性的弱点,它顽固而执拗。在它的控制下,人其实是一种别无选择的可怜动物,一切的行动,都必须服从这种自私的人性规则。除此之外,任何反抗都是虚妄的,都是自我崇高化的心理在作怪,其结果也都是自欺欺人的。所以,他或她无论做出了什么有损于别人利益的事情,哪怕是杀人放火,到了通常所谓的“天理难容”的地步了,但从这种人性论的角度,却都有着值得同情与宽容的理由。

  这样一种宽容观,似乎无意接受任何反驳。因为凡有反驳资格的,都在人的群体里,都无法摆脱自私的本性,而所做之事,所说之话,应该也比别人崇高不了多少。就连所谓的崇高本身,也成了一种虚假的观念,是道德的乌托邦,是虚伪的避难所,是伪善的解说词,是诱导政治献身的鼓吹语,是漠视个体价值的愚民动员令,终究逃不脱虚妄的指责,免不掉道德捆绑的控诉,少不了自欺欺人的尴尬。

  根据这种人性化的看法,我们似乎已经在自欺欺人中尴尬了很久了。据说,传统中国就已时兴蒙和骗。尽管自己活得潇洒痛快,百无禁忌,却有一套套的道德说辞,不仅用来遮掩自己偷鸡摸狗的勾当,还用来惩戒那些不肯遵从游戏规则的愣头青。这种情况,历经现代中国的启蒙斗士们左冲右突的几番扫荡,假面几乎已全被撕下了。但后来的威权时代,却以革命的名义,利用人民和集体的话语,又对之完成了一次极端的招魂仪式,导致了新一轮的道德理想主义虚妄症的急性发作。积极的,昂扬的,献身的,这些动态的词语成了靠拢组织的路标;投身理想主义的大熔炉,融入社会主义的大家庭,狠斗私念一闪间,甘作革命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这些祈使句则成了牺牲自我的号召。一切的伦理叙事,似乎都被激进的未来想象挟持着。这中间,具体的个人的命运遭际,成了历史、民族、国家及变动不居的政治的符号,其叙事功能,则仅仅是完成对个人的身份的区分、角色的规范、集体意识的教化以及政治参与的动员罢了。

  不错,这种人民伦理大叙事,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忽视了个人的世俗层面的生活。把每个人都贬低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要求所有人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个人的价值实现只能在整体的进步中去解决,这或许是其中的一个考虑。而另外的考虑,则恐怕与“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主义预设有关,在这样的预设中,放弃小我而投奔大我,就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并且毫不怀疑在整体的进步中,个人的价值自会水到渠成地实现。现在看来,这两种考虑都有一厢情愿的成分。不是每个人都安于作芸芸众生的一份子,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舜尧。然而,许多价值都是文化与政治实践建构起来,这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建构虽有其错漏百出的地方,但就在它对个人的精神塑造初显成效的时候,却因为某种社会结构的变动,而无法承受某些人所谓的社会大还俗的压力,逐渐分崩离析了。人道主义以及随后的人性论浮出水面。社会上涌动起一股反思革命与声讨乌托邦的思潮,似有非把所有理想主义与激进政治统统扫入历史垃圾堆而后快的决心。好像一切人民性的伦理、集体化的诉求以及道德化的强调,都是反动的,都是违反人道与人性的,都是漠视或者打压个人的生命体验与价值的,都应该下十八层地狱的。也好像一经站在这种反对的立场上,无论说什么都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

  然而,把这种合法性建立在人的自私本性不可更改上,这似乎有违于人乃群体性动物的常识,并且无视了在这种群体必须的协作关系面前,人的自私本性,其实是有着妥协的空间与可能的。伦理秩序就是顺应这种需要而被建构起来的,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协调社会成员处理相互关系时所应该遵循的让步的原则和尺度。所以,道德,作为监督和维护伦理秩序的律令,从本质上讲,它并不必然地与瞒和骗相联系,相反,它却是社群生活的必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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