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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

更新时间:2015-07-03 13:06:55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活跃在高宗朝中后期的四杰,是初唐诗坛崛起的第三代诗人群体。和贞观诗人、龙朔诗人相比,他们的文化心态和艺术精神呈现出新的特质。四杰不仅普遍具有“以道自任”、建功立业的进取意识,追求矫厉不群、高标独立的人格精神,还在作品中提倡表现浓郁真挚的情志和壮大宏博的气势。对于四杰这种文化心态和艺术精神形成的原因,学术界已从唐初国势的日渐强盛、科举取士的推行等方面作了一些探讨。但是这些因素显然还不是四杰文化心态、艺术精神形成的内层动因,因为与四杰处于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龙朔诗人们不但急于干进、利欲熏心、阿谀献媚、人格卑下,且其作品的艺术风貌也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1〕。而本文认为,影响四杰形成独特的文化心态、 艺术精神的较直接的原因,并不是学术界常说的社会、政治因素,而是当时流行于北方的别具文化内涵的儒学思想和以老庄人生哲学为核心的道家思想。

     一

   隋末唐初,是儒、道复振的时期。对于儒家思想,贞观君臣继承了周、隋以来北方儒学强调的“王道政治”的理论,并明确标举以“尧舜周孔之道”为其政治指导思想〔2〕。对于道家思想, 贞观君臣吸取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治术,与民休息,而且他们还大力宣传李唐王室与老子的亲属关系,目的是给刚刚夺得的政权披上神授的外衣,巩固其统治。因此,尚儒崇道成了唐初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然而,从唐初直到高宗龙朔时期,李唐王室所提倡的儒、道思想并没有对当时的中下层文士的心态及人格精神产生多少明显的影响。原因主要是:第一,唐初统治者多是从治道的角度出发的,且为时尚短,不足以影响到普通士子的人格精神。第二,“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3〕,因此对作为治术的儒、道思想兴趣不大, 以至于贞观初诏令“学生通一经以上,咸得署吏”〔4〕。第三, 唐初儒生治经,多沿袭南北朝经学传统,注重名物训诂,疏注之风盛行,很少有人视之为安身立命的人生精神而身体力行。〔5〕第四,贞观中后期、 高宗前期由科举入仕的士子们,多以文学见长。他们虽也读《诗》习《礼》,然而只是作为进身之资,日常生活中所行多与儒家伦理道德不符,表现出急功近利、献媚取荣、卑下柔弱的人格特征。〔6

   在高宗中后期走上文坛的初唐四杰则对儒、道思想中蕴含的人生精神有所履践,而且,他们还儒、道相济,融合成既“以道自任”、热衷仕进,又矫厉不群、高标独立的人格精神。

   儒家思想是初唐四杰产生“以道自任”、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的思想根源,但他们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南朝门阀士族所尊奉的“衣冠礼乐”之儒,而是以经世致用、恢复王道政治为特征的北方儒学。

   骆宾王虽然出生于婺州义乌,但他少年时就随父至青州博昌,就学于斯邑之张学士、辟闾公,“学问得于齐鲁者为多”〔7〕。卢照邻, 《旧唐书》本传称其曾“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实际上,卢氏的经史主要学自王义方。据《旧唐书·忠义传》,王义方为泗州涟水人,“博通五经,而謇傲独行”。后因与刑部尚书张亮交通,贬为儋州吉安丞。贞观二十三年,改授洹水丞。卢照邻《释疾文·粤若》中所说“入陈适卫”,即指其从王义方学经史事。另外,卢照邻早年还有过一次“得遗书于东鲁”的经历。杨炯家华阴,早年又没有游学南方的经历,则其儒家思想当亦属北方儒学体系。王勃出身于“以儒辅仁”的儒学世家,其祖王通开创的“河汾之学”系隋末唐初北方儒学体系中一重要分支,也是王勃儒家思想的主要来源。因此,王、杨、卢、骆所受之儒家思想基本上属于北方儒学体系。

   南北朝时期,南北儒学不但治经风尚异趣,而且侧重之精神内质亦不相侔。魏晋以下,南朝纯学术性的儒学未尝中断,而以经国济世为目的儒家精神则确然中衰,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逐渐为家族与个人之意识所掩没〔8〕,所谓的儒学几乎成了“衣冠礼乐”的代名词。 北朝非特治经以汉学为宗,且汉儒以经术致用的儒学精神亦为北方儒林所继承〔9〕。到隋末唐初,普通儒士们趋鹜的多是南学, 太宗诏令修撰的《五经正义》亦主取南朝经学成果〔10〕。但唐初也不是南学一统天下,以经世致用、恢复王道政治为特征的北方儒学一直在河汾、齐鲁一带以私学的方式传播着。王、杨、卢、骆等人的儒家思想正是由此而来的。

   具体说来,王勃、杨炯的儒学思想基本源于关陇儒学和河汾之学。关陇儒学本是汉学的延续,在西魏苏绰改革之后,推行“王道仁政”更成为其核心精神〔11〕。周、隋两朝开创之际,苏绰、苏威父子及牛弘、辛彦之诸儒,并以关陇儒学出佐兴王〔12〕,则又是关陇儒学“王道仁政”学说在现实政治上的履践。王勃之祖王通,秉关陇儒学“王道仁政”之精神,开创河汾之学,亦以恢复王道政治为志,力主推行仁政。因此,在关陇儒学、河汾之学的熏陶下,王勃、杨炯从小就树立了经世致用、以道自任的人生抱负。王勃《滕王阁序》云:“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在这种急于用世意识的驱使下,王勃又以极高的政治热情,撰写《上刘右相书》,直陈政见,挥斥时弊,希望早日跻身台辅,决策中枢,“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实现兼济天下的宏愿。杨炯除了在《王勃集序》中表明他与王勃一样具有以道自任的儒学精神,还在《浑天赋序》中以颜回、孔丘等儒家贤圣自况,陈述其“情希于执鞭”的用世意识。

卢照邻、骆宾王所受的儒学教育基本上是齐、鲁之学。北朝时期,齐、鲁一带的士子自始至终保持着经世致用的儒学精神。赵翼认为齐、鲁儒士“其所以多务实学者,固由于士习之古,亦上之人有以作兴之。”〔13〕隋末唐初,山东士族是左右当时政局的重要政治力量〔14〕;太宗朝宰相中,山东人近一半,其中房玄龄、魏征、马周、张行成等俱以经术致用,助太宗成王道政治。因此,在齐、鲁之学经世致用精神影响下的骆宾王、卢照邻很早就有了兼济天下的进取意识。弱冠之前,骆宾王的父亲卒于博昌任所。丧服刚满,他就亟望风云际会,以遂经邦安国之志:“因仰长安而就日,赴帝乡而望云。”〔15〕“言谢垂钓隐,来参负鼎职。”〔16〕卢照邻在“得遗书于东鲁”和“入陈适卫”从王义方受经史之后,自认为“立身则淹中不足言其礼,挥翰则江左莫敢论其诗”〔1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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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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