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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唐代古文运动和韩柳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23 08:42:38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韩愈和柳宗元虽不只以古文名世(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是足为后世师的),但是,由于他们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和代表作家,所以我们把本世纪学界对唐代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的研究情况放到在一起介绍。

第一节唐代古文运动研究

   从三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学者对唐代古文运动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了,如王锡昌的《唐代古文运动》就是这样一部论述简略而周全的专著。此时从整体上探讨唐代古文运动的专题论文也出现了好几篇,其中又以曾了若的《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论》和罗根泽研究唐代古文运动创作和理论的系列文章《唐代早期古文文论》、《韩愈及其门弟子文学论》等较具深度。四十年代涉及唐代古文运动的专著似乎只有龚书炽的《唐宋古文运动》一本,论文亦少。

   五六十年代论及唐代古文运动的专著和论文虽然不多,专著只有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一本,论文也只有寥寥几篇,但是当时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则充分体现了学者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起因和实质的新的探讨和认识。

   十年动乱之中尤其是七十年代中叶,唐代古文运动被卷进了“评法批儒”的运动中,当时出现了一大批用“儒法斗争”观念对唐代古文运动的阶级实质进行分析和批判的文章,其中较为典型和较有影响的文章则是刘大杰的《韩愈与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研究的全面、深入的开展,是在七十年代末直到现在的二十年里,此时不但先后出版了陈幼石的《韩柳欧苏古文论》、孙昌武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刘国盈的《唐代古文运动论稿》、葛晓音的《唐宋散文》、李道英的《唐宋古文研究》等各具学术个性和学术创见的专著,而且还涌现出一大批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研究唐代古文运动的专题论文。另外,九十年代还出版了好几部对唐宋八大家文集进行新的整理和对唐宋八大家散文艺术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著作,如朱世英等的《唐宋八大家散文技法》、吕晴飞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吴小林的《唐宋八大家汇评》、郑子瑜的《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隅疏举要》余冠英的《唐宋八大家全集》等。

   下面,我们将从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期和作家研究、整体评价等方面,对本世纪学界所取得的有关学术成果进行介绍。

   一、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

   这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有学者对之进行探讨了。如王锡昌在《唐代古文运动》中从文艺思潮、民族关系和社会制度等三方面论述了唐代古文运动兴起的原因。其中不乏新见,如他认为:“北方民族刚直成性,气质天赋,故不适雕章缛句之虚饰,更难拘于韵律声病之束缚,......故古文运动得始盛于北方,盖亦由于其民族性之关系欤?”他又指出唐代明经考试、官修史书这两种制度对古文运动有重大的影响,“明经则抑华而务质,修史则厌虚而求实。古文运动之促成,实赖于斯二者之力。”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也有相关的论述,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取得成功的最大的原因“便在于骈俪文的矫揉做作,徒工涂饰,把正当的意思与情绪,反放到第二层去。而且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也实在不能尽量的发挥文学的美与散文的好处。这样,骈俪本身的崩坏,便给古文运动者以最大的可攻击的机会。......在大众正苦于骈俪文的陈腐与其无谓的桎梏的时候,韩愈们登高一呼,万山皆响,古文运动便立刻宣告成功了。”

   五六十年代专论唐代古文运动的论文较少,且均未对其产生、兴起的原因作出新的探讨。但此时唯一的专门研究古文运动的专著――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则较早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社会、政治等方面分析古文运动产生和取得胜利的原因,认为“从八世纪末到九世纪二十年代,是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的衰落后转向中兴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央政权得到相当的稳定,由于生产的发展,经济和文化也有着新的发展与高涨,新兴中小地主集团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然而和大地主官僚集团的斗争还很激烈。这时文学改革经过了长期的酝酿与准备,散文对骈文末流的冲击力越来越大,大规模展开古文运动的时机便成熟了,加上韩愈和柳宗元出来领导,使这个运动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此时新出版的几部文学史也能从文学自身的原因之外寻找古文运动之所以兴起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且较之钱著更为深入。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均认为,古文运动是借助于儒学复古运动的旗帜而发展起来的。儒学复古运动的兴起,跟中唐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情况有密切的关系。因而他们都分析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佛道两教的流行与唐王朝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们在大乱之后要求中兴的社会心理。其中,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还指出:“古文运动和这个儒学复古运动的联系,就体现在韩愈文道合一的主张里。这个主张并不意味着他已明确地认识到:为了宣传儒学而必须进行文体的变骈为散的改革;但要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以纠正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这对当时处在儒学复古运动中的广大知识分子,无疑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从而促进了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的研究又有了较大的突破和进展。这首先体现在一些专著里。

   如孙昌武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刘国盈的《唐代古文运动》、葛晓音的《唐宋散文》都用了相当的篇幅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其中孙昌武著指出,唐代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古文运动造成了一个阶级基础,“轻阀阅、重科举、轻经术、重文章”,“是唐代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统治阶级各阶层权力再分配的结果,这就培育起一个依靠政能文才来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也为散文发展提供了一批新人物,一种新思想和新的创作态度”。他还指出中唐儒学复兴中产生的啖、赵、陆学派以及唐代思想的比较开放、自由,也为“古文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土壤。刘国盈著则指出,古文运动之所以发生在唐代的贞元、元和年间,有三个原因:一是文体改革的必然结果,二是作者队伍的壮大,三是时代的需要。而在论述“时代的需要”时作者针对前此一些学者认为古文运动的兴起是和唐代的中兴相一致或是唐代中兴的结果的观点进行了商榷,他认为安史之乱后唐代由盛而衰,人们关心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生活,有许多话要说,用辞赋、律诗,限制都太多,都不足以充分表达思想感情和意见观点,所以要求对文体进行改革,改革成一种比较自由而又比较好掌握的一种文体,以便用来反映人们肚子里要说的话,“而古文这种文体恰恰具有这样的一种特点,因而古文运动便应时代的需要而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这就是到了贞元、元和年间,所以会产生一个古文运动的原因。”

   另外,程千帆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专门探讨了“行卷对推动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他精辟地指出:“古文运动与进士科举及行卷风尚关系的密切,主要还不是表现在韩愈等人在文坛上初露头角、以古文行卷从而获得进士登第的时候,而是表现在后来他们在社会上文坛上已经成为当世显人、其力量已经足以左右文风、并能够接受后进行卷、将其向主司或其通榜者加以揄扬和推荐的时候。......这就形成了一种更有利于促进这一当时新兴的文学运动的连锁反应。”

   八十年代以后涉及这一问题的论文角度更为多样和新颖,如王开富的《唐代市民文艺对韩愈古文运动的影响》、刘国盈的《唐代古文运动和佛教》、孙昌武的《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 罗宗强的《古文运动何以要到韩、柳出来才开了新局面》、葛晓音的《论唐宋的古文革新与儒道演变的关系》、《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吴相洲的《文以明道和中唐文的新变》等。其中刘国盈文指出,儒士和儒臣由于反佛斗争的需要,在文字上不能不冲破骈文的桎梏,并向散文的方向发展,而且佛教以通俗化的方式来贩卖他们的宗教,也是推动文体改革的一种积极因素。作者最后认为,“古文运动的指导思想虽然和佛教思想针锋相对,格格不入,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外来的宗教思想,为古文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必要的和可能的条件”。孙昌武文则更明确地指出,唐代古文运动的复兴不但与反佛斗争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发展与佛教之间反而有着复杂的关联和深刻的相互影响。“古文”的表现形式、表现方法实际上受到佛典翻译文学的相当大的影响。罗宗强文从文学思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和文学与继承创造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他认为散体文发展和繁荣是和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密切相联系的,韩柳本身就是改革家,他们在文体文风上的改革主张都是和他们政治上的主张息息相关的,因此给古文运动带来了生命力。同时他们又注意积极吸收骈文在艺术上的成就,重视自己在创作方面的独特创造,所以能够最终取得古文运动的成功。葛晓音前文联系古文运动发生的背景以及“载道”说形成的过程对韩柳古文运动之所以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她发现:“文体的革新取决于’道‘的内涵的更新。唐代古文运动之所以至韩柳始成,主要是因为韩、柳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在批判继承古文运动先驱之文说的基础上,对儒道进行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许多反传统观念的新解,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才使’文以载道‘说产生了实践意义,并在理论上臻于完善。”具体说来,韩柳“使载道的古文从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的典谟誓诰之文,变而为讽世刺时、言志述怀的感激怨怼之作,从而促成了散文体裁和语言艺术的全面革新,形成了既宜于实用、又便于进行艺术创作的新文体,解决了在文学领域内与骈文争优势的根本问题。”葛晓音在后文中进一步指出:“古文成于韩柳的关键在于:他们除写作政治、哲学方面的议论文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发自真性情的穷苦愁思之声。......这本是魏晋以来文人诗赋的一个重要主题。因此韩柳变’笔‘为’文‘的主要标志是在应用文章中感怀言志,使之产生抒情文学的艺术魅力。其次,他们扭转了唐代古文模拟前人的倾向,在兼取经史诸子百家及辞赋的基础上,摒除了骈散夹杂式的结构,根据当代口语提炼新的散文语言,创造出上继三代两汉古文、以奇句单行为主的新文体,以及与这种文体相适应的多种艺术表现方法,从而使散文在文学价值上压倒了外侈内竭的骈文。”吴相洲文则指出古文运动的展开是以人们对儒术现实意义认识的加深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伴随着儒学复兴运动而展开的。然而儒学复兴的过程是复杂的,中唐的第一位皇帝唐肃宗采取黜华用实的用人方针,对儒术采取冷淡和排斥的态度,使盛唐儒学未能顺利地向中唐过渡。代宗即位,开始明确任用儒术,至德宗朝,经陆贽、权德舆等人大力提倡,儒学走向复兴高潮。古文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文章还从“文以明道”观念的产生的角度探讨了古文运动兴起的原因,他指出韩柳等人强调“由道及物”的观念从理论上解决了明道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改变了以往古文家只知引六经作文,不知通过现实发扬儒家义理的局面;另外,盛唐人作文只把儒家教条作为缘饰盛世文明的标志,而中唐人则把这些教条当作拯世济时之本。所以中唐古文运动获得了成功。

   二、分期问题和作家研究

   古文运动的分期研究古文运动虽然是在中唐蓬勃开展起来的,但是其准备期却很长,在韩柳之前已经有许多作家从理论和实践上反对骈文、提倡古文,而本世纪学界对古文运动准备期和这些古文运动先驱作家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本世纪较早且较细致对唐代古文运动进行分期研究的学者是罗根泽,他的《唐代早期古文论》就是一篇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准备期和先驱作家进行研究的文章,他认为古文的兴起可以上推到北朝,“因为苏绰已经在西魏之末(约550年前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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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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