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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理论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23 09:10:13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而文学理论的建树则稍有逊色,所以,和隋唐五代创作研究相比,二十世纪的隋唐五代文论研究的成绩也要少一些。但是,无论从研究和深度和广度上说,本世纪的隋唐五代文论研究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和进展。这不仅体现在从二三十年代开始直至九十年代,一直有学者在持之以恒地探讨隋唐五代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断代史”的发展规律和演变轨迹,致力于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史和批评史的撰著,而且人们还不断更新研究观念,改进研究方法,扩大研究视野,逐步从单一的传统的文论观点分析,转变为现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思想、审美趣味并重的立体、交叉研究,使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史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至于学界对这一隋唐五代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家皎然、司空图及其文论著作的研究和讨论,自然也是新见迭出、创获颇多。

第一节 综合研究

   本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理论的综合研究主要体现在“史”的研究和一些通论性的研究成果中。而其中“史”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更多。

   一、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史”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的“隋唐五代文论”研究在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就已经有“隋唐批评史”一章。陈中凡的这部著作虽然只是按隋代、盛唐、中唐、晚唐等五个时期先后为序,将各个时期的重要文论著作和文论家的主要观点一一胪列出来、稍作点评,并未探讨隋唐五代时期“文学批评史”的特异之点和自足之处,更未深论这些文论家、文论著作在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大贡献,但已经初步呈现出隋唐五代文学批评“断代史”的雏形,草创之功,不可抹杀。而且,陈中凡此书在章节的安排和具体的论述中,也时有新警之处。如他在“隋代文平”一节中将“炀帝平当时文士”与“李鄂上书说”相提并举,就显示出其超凡的识见。因为炀帝乃当时文坛中中心人物,其文学批评观对当时的文风具有不可忽视之影响,且他与李鄂,一是对健康文风积极之引导,一是对传统弊病激烈之针砭,恰可相辅相成,共同为后来初盛唐文学之健康发展作理论上的铺垫。但除了陈中凡此著,本世纪很少有文学批评史或文学理论史如此看重隋炀帝对当时文士的这些评论在隋唐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再如,该书在述及“初唐文平”时将唐初史臣们在“八书”《文苑传叙》中的文学批评观点分为“江左派”和“北朝派”,也比后来许多著作混同论之,要科学、客观得多。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也多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论及隋唐五代时期文学批评的情况。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和蔡钟翔等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等。

   其中,郭绍虞著均是以“问题”为纲,将隋唐五代各个文学批评家的观点采入对这一时期各个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述中。他认为,从隋唐到北宋,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复古”的含义是指唐宋时期的文论家批评家们,竭力抹杀已经从学术中分离出来的文学之独特性,从而使之重又混同于学术。他在1934年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中将隋及唐初称之为“复古运动的酝酿时期”,初、盛、中唐为“复古运动的高潮时期”,晚唐五代为“复古运动的消沉时期”。具体说来,“隋、唐、五代之时,因不满意于创作界之淫靡浮滥,于是对于六朝文学根本上起了怀疑。其对于六朝文学之怀疑本是不错,不过惜其不甚了解文学之本质,转以形成复古的倾向而已。”“唐人论文,以古昔圣贤的著作为标准”,“虽然主明道,而终偏于文;――所谓’上规姚、姒浑浑亡涯‘云云,正可看出唐人学文的态度。”而且,郭著始终以儒家传统文学观作为主线贯穿批评史,十分强调隋唐五代文论家和文学家们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这种观点对后来的同类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大杰著、敏泽著和蔡钟翔等著也分别有对隋唐五代时期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绪论”和“概述”,阐述了他们对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史的一些全局性、规律性问题的看法和思考。

   刘大杰著探讨了隋唐五代文学批评的历史环境及其特色。他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诗歌批评的发展和诗文批评的分道扬镳。另一个特色,是富有斗争意义的革新运动的开展,这一运动是在复古的旗帜下进行的,诗文方面都是如此。根据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趋势,这时期的文学批评,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隋和唐代前期,这是革新运动的萌芽和初步开展阶段;唐代中期,是革新运动的全盛阶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学批评更能吸取古代理论中的优良成分,更多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建设性也更为显著,对于当日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唐代晚期和五代是这一运动的衰落阶段。该书还梳理了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三个大的线索,即“诗歌进步理论的历史发展”、“从兴象说到韵味说”、“古文运动理论的历史发展”,从中可见编著者们的论述重点所在。

   敏泽著认为,隋唐五代各个阶段的文学理论批评都有其各不相同讨论“重点”和“成就”,他指出,隋及初唐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主要是批判齐梁遗风,初盛唐的一些诗歌理论家则热衷于探讨诗歌的形式,提出了一些对于后来发生了较大影响的理论问题,如关于“格”与“调”、“景”与“理”、“情与理”的解释及其“关系”的论述,中唐时期则讨论了怎样批判地广泛继承前人遗产的问题和如何发挥文学对社会的反映和干预作用的问题,晚唐五代文学理论批评方面虽然没有大的论争,但是,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为代表,继承着皎然的《诗式》,对唐代诗歌发展的经验――主要是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为代表田园山水诗的创作经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艺术探讨和总结。

   蔡钟翔等著也指出,就隋唐五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而论,与诗歌创作的发展相应,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隋及唐初,是近体诗律学的发展成熟时期,也是创作思想逐步改变的时期。盛唐时期是以探讨艺术规律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理论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唐时期,诗歌理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皎然、高仲武上继殷璠,而更偏重于探讨艺术规律;白居易则接过杜甫、元结关心现实的传统,发展了政教中心的儒家诗学。晚唐五代时期,论诗之作甚多,而且名目不一,倾向复杂。

   隋唐五代文学理论断代史的编撰 早在三十年代中期,罗根泽开始对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进行专题研究,他先后撰写了《唐代文学批评研究初稿》、《唐史学家的文论及史传文的批评》、《唐代早期古文论》、《晚唐五代的文学论》等一系列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论文。后来他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撰写出了《隋唐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和上述陈中凡著体例不同,罗根泽著不是以“时代”为序而是以“问题”为纲,《隋唐文学批评史》围绕着“诗的对偶及作法”、“诗与社会及政治”、“元稹白居易的社会诗论”、“史学家的文论及史传文的批评”、“早期的古文论”、“韩柳及以后的古文论”等六个问题一一展开论述,隋唐时期各个文论家的观点都以时间先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被组织到这些论题中了。和陈中凡著相比,罗著无论在论述的深度和涉及问题的广度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罗著能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化思想特点、文坛的创作风尚,来探讨唐代文学批评思潮产生的历史动机和社会原因。尤其是,作者首先从唐人对诗歌创作形式和教化功能兼善并重这一文论基点出发,详细地讨论唐人对“诗的对偶及作法”和“诗与社会及政治”的认识的过程,而且作者又将前者厘为“联内对偶”和“全篇调声之术”两部分(两部分内容有43页之多,约4万字,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史论结合,分而论之,梳理、剖析得更细,这无疑是和有唐一代诗学发达史相符的。

   同样,罗根泽在其《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也搜罗出不少向为人所忽视的文论材料,自出手眼,对晚唐五代众多的“诗格”、“诗句图”等著作进行详细、精审的考定和阐述。

   相比之下,同时和后来的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或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都未能像罗根泽对唐五代人论诗之形式和作法的观点作如此充分的论述。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出现新的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史,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才又出现了两部真正意义上的隋唐五代时期的“断代文学批评史”,即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王运熙、杨明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罗宗强著在本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史的研究领域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它不只是一部传统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或文学理论发展史,而是一部对隋唐五代近三百八十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规律进行宏观把握和深入探讨的文学思想发展史。作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不仅要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还必须结合文学作品,研究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情况。只有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放在一起研究,才有可能较好地说明文学思想的发展面貌,较好地探讨文学思想的发展规律。”这部著作的新颖之处和突破之点,正在于它不仅收集了唐代文学理论家的有关论述资料,更重要的是作者独具慧眼,从浩繁的文学作品中,,将许多作家的片断论述、创作倾向,和批评史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潮结合在一起,变零散为集中,理纷乱于系统,从宏观理论的高度,勾划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的清晰轨迹,体现出这一阶段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人们对本时期文学思想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从而弥补了前此诸多文学批评史在材料处理和宏观把握上的不足。。

   其次,作者对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趋势的认识和史的分期也与前人大不相同。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思想总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从反绮艳开始,最后复归于绮艳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旋,而且这种回旋并非简单的复归。另外,他将隋唐五代的文学思想放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大链条上,把隋代以及唐代天宝中到大历中这一段时间视为由盛唐文学思想向中唐文学思想的转折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学思想发展嬗变的规律。尤其是作者将唐代天宝中至大历中这一段时间视为由盛唐文学思想向中唐文学思想的转折,这样就较好地处理了人们对“盛唐之音”这一美学风范的认识,使人们对盛唐理想主义的文学思想向中唐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转变有更为深刻、准确的理解。

   再次,作者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些重要环节和不少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敢于突破陈见,提出自己新警的见解。如他在论述初唐文学思想的发展时,就很重视唐太宗以及他的一些有卓越识力的政治家们的影响,充分肯定他们对唐代文学繁荣所作出的贡献。再如,他仔细分析了唐初文风的改变比政治、经济面貌的改变缓慢、落后得多的复杂历史原因。而且,作者指出,“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政局有关。但是它与政局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士人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的。政局影响士人的心理状态,士人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这个论断对文学作品风格演变史和文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具有相当普遍的启示意义,后来许多学者注重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之关系的研究,应该说与罗氏此论不无关系。

王运熙等著可谓是本世纪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集成之作。它虽然走的仍是传统的文学批评史的编写思路,但是它是迄今为止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著作中论及这一时期文论家最多的一部。全书仅列专节或小节论述的,就有80多位文论家。这当中有不少是前人著作从未专门论及的。就每位文论家而言,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也大大超过了前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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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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