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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李商隐、温庭筠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23 08:36:10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第一节 李商隐研究

   近百年来,李商隐研究可说是晚唐诗人研究中进行得最为充分和深入的。早在本世纪初,就出现了一些李商隐诗意阐释以及作品校订的专著,如1909年(清宣统元年)上海国光社石印出版了《李义山诗》三卷(封面题:《东涧写校李商隐诗集》),1917年,上海会文堂又石印出版了屈复的《玉溪生诗意》八卷。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李商隐研究趋于全面,涌现出一批对李商隐生平、诗歌进行探讨的专著和论文。其中,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岑仲勉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以及张尔田的《玉溪生诗评》影响较大。

   五六十年代,新的一批研究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对李商隐的生平、思想和诗歌进行探讨,出现了一批侧重李商隐对社会现实之态度、强调李商隐诗歌现实意义的论文,而马茂元等少数学者在研究李商隐诗歌思想性的同时,仍能细入地分析其诗歌艺术和风格特点,诚属难得。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李商隐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开花的新时期。

   这二十多年里,首先出版了好几部对李商隐诗歌作品进行校注、汇评、集解的著作,其中又以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成绩最为显著。

   其次,对于李商隐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也硕果累累,其中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董乃斌的系列专著《李商隐传》、《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以及王蒙对李商隐诗歌进行心理分析、艺术阐释的系列论文,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而且,1992年11月下旬,在广西桂林、平乐召开了“中国首届李商隐学术讨论会”,会上成立了隶属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李商隐研究会,以后每隔两年就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李商隐学术研讨会。这些都使得李商隐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本文下面将从生平、诗文创作和作品整理与版本研究三个方面,对本世纪的李商隐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作简要的介绍。

   一、生平和思想研究

   生年对于李商隐的生年,前人有三种意见,冯浩主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说,张采田主元和七年(公元812年)说,钱振伦主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本世纪学界则在此三说的基础上,又提出几种说法:

   (1)元和八年说。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在对前人三种说法意义分析后认为,“在未有新佐证提出之前,仍应推冯说为定案,即生元和八年卒大中十二年,享年四十六岁”。后来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唐诗选本、李商隐诗选以及《辞海》修订本“李商隐”条均主此说。何林天的《李商隐生平探讨》也支持此说。

   (2)元和七年说。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和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都同意此说。杨柳后来在其《李商隐出生年代再探讨》中又重申了其观点:“在未掌握新材料前,应定为生于元和七年(812),卒于大中十二年,年四十七岁。”

   (3)元和六年。董乃斌在《李商隐生年为元和六年说》中同意钱振伦笺证《樊南文集补编》时的说法,认为不应迁就《上崔华州书》而应依《仲姊志状》所叙述的情况,将李商隐的生年定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

   (4)元和四年说。张振佩《李义山评传》对冯说不满,又详加考证,认为李商隐生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卒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享年五十一岁。但此说提出六十年来,未见有人响应。

   江湘之游这个问题是冯浩从李商隐诗中推测出来的,他认为义山在开成末、会昌初(公元840年――公元841年)曾有一次为期数月的江湘之游(游历长沙一带)。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张采田《年谱会笺》的支持。

   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持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

   (1)否定派。岑仲勉在《唐史余沈》卷三“李商隐南游江乡辨正”中对冯浩所提出的论据一一质疑,认为李商隐不可能在开成末、会昌初南游江乡。后来,刘学锴、余恕诚编著的《李商隐》也对此事持“暂时存疑”的态度。不过,他们在同年所著的《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中则明确否定了李商隐的这次行踪。同样,吴调公在《李商隐研究》中也未采纳冯浩说,未述李商隐南游江乡事。他在后来发表的《李商隐南游江乡辨》中则较充分地论证了李商隐开成末并无南游江乡事。

   (2)肯定派。杨柳在《关于李商隐的江湘之游――李商隐生平行踪考证之一》中,指出,岑仲勉说“似甚辨,细考则破绽百出”,且列举了三条理由。文章认为李商隐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写给杜悰的启中所说“南游郢泽”即指开成五年的江乡之游。他在后来所撰的《〈李商隐开成五年江乡之游再辨正〉质疑》及其所著的《李商隐评传》中均持同样观点。另外,周建国在《李商隐开成、会昌之际行迹辨索――兼就江乡之游与吴调公先生商榷》也反驳了吴调公的意见,认为李商隐在开成、会昌之际确有江乡之游。葛晓音的《李商隐江乡之游考辨》则在肯定李商隐开成五年江乡之游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出,李商隐此行的重要动机是到荆湘一带寻找曾与他相爱,但被“吴王”取去、南下湖湘的一女冠。

   李商隐的恋爱事迹据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自序》所云,最早探讨李商隐恋爱事迹的学者是张鹤群,他曾做过一篇《李义山与女道士恋爱事迹考证》的文章发表在东吴大学十五周年纪念会所刊行的《回溯》上,但他只是认为李商隐和女道士有恋爱关系,对李商隐和宫嫔恋爱说则持怀疑态度。真正对李商隐的恋爱生活进行深入、细致考证的是苏雪林,她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一书认为李商隐的诗“除掉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描写他一生的奇遇和恋爱的事迹”,指出李义山一生所恋爱的人有女道士、宫人、妻、娼妓等四种。该书对李商隐与女道士、宫嫔之间的恋爱过程分析得尤其细致。后来,陈贻焮在《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中又对李商隐的恋爱事迹进行补充论证,也认为李商隐早年学仙玉阳时曾与一姓宋的女冠有恋情,而且他与那女冠曾经有过远别,原因当是她随公主入宫。后来,他们的关系“终于泄露了,他们的相爱遭到干预而变成了悲剧的结局”。但他对苏雪林文也有商榷之处,如认为“李与此人恋爱是在玉阳灵都观”,“无须节外生枝地硬扯到长安的华阳观中”。

   当然,本世纪也有一些学者对李商隐的恋爱事迹持否定态度。如张尔田在《论李义山恋爱事迹》中就认为,“义山集中,其女性诸诗,除《柳枝》数首外,但可谓之艳情,而不得实指为恋爱。至其艳情托何而起,所指者为谁,此情惟义山个人能言之,吾人实无权为之代答。”此文后所附张荫麟《评雪林女士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也认为苏雪林“悬断之’事迹‘多从诗中推出,什九缺乏历史的根据”,又说“此书最大之功用,盖在使人解颐矣”。六十年以后,杨柳在《如何理解李商隐诗――评近年来研究李商隐诗的一些问题》中,也对有的学者从李商隐诗中“意逆”出其恋爱事迹的方法不以为然。然而,一年以后,董乃斌在《略论玉溪生诗解中的一种不良倾向》对杨柳的这种说法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研究诗歌也离不开参悟之法,实际上对从李诗中探讨其恋爱事迹的做法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董乃斌在其《李商隐传》中,也未否定李商隐“学仙玉阳”时与女道士的恋爱关系,更详细考述了李商隐与洛中里娘柳枝的恋爱,认为“这才是一次纯真动人的初恋呢”。另外,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一书中也有对李商隐与柳枝、宋华阳以及其妻王氏等人爱情关系的大量分析。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李商隐与牛李党争之关系,是李商隐生平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看法:

   (1)李党说。朱鹤龄、张采田均认为李商隐应该属于李德裕党。这种观点在本世纪亦有较大的影响。如张国光《试解〈锦瑟〉之迷》就认为,“李商隐之党’李‘而背’牛‘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抉择”,并认为“李党比牛党进步”,他“被目为牛党的叛徒而受到打击,这并不是他的耻辱”。 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则首先论证了李商隐并非如冯浩所说“无与于党局”,指出“李商隐确实是卷入了党争的”,“是会昌末、大中初代表进步倾向的李党走向失败的时候开始,它显示了李商隐极为可贵的政治品质,表示了李商隐绝不是历史上所说的汲汲于功名仕途、依违于两党之间的软弱文人”;“李商隐以自己的诗文表同情于李德裕,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就是表明他是将自己置身于从永贞、元和以来政治革新的行列的”。同样,钟铭钧的《李商隐诗传》也认为李商隐属于李党,且说他“敢于冒党派斗争之大不韪,以自己的思想准则和感情倾向作政治上的抉择,这不能不是一个勇敢的无畏的举动”。

   (2)牛党说。此说为徐逢源所主。本世纪以来,似乎只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沿用过,后则未见有人采用。

   (3)无党说。此为冯浩《玉溪生年谱》中首创之观点。在本世纪上半叶,首先得到了岑仲勉的支持,岑氏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导言》中也认为,“商隐非党”,“商隐二年书判拔萃,官止正九品下阶之秘书正字,无关政局,何党之可言”,其“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情也,亦势也。”五十年代以后,此说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响应。但是,各人的说法仍有小异。有人认为李商隐主观上无心介入党争,如谢无量在《再论李义山的诗》中认为,李商隐“并不注意于党派”,李清士的《李商隐与令狐父子》也认为李商隐对人的态度,是只重品行,不问党派,令狐绹的性格和作风与他是气味不相投的人。针对有人说李商隐舍牛党就李党是良禽择木的意思,作者指出对此事不必用朋党局限,还是说择主而事较妥。有人认为,李商隐虽然主观上并不想介入党争,但其客观上已经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因而成为无辜牺牲品。如马茂元在《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一文中,就对过去人们所认为的李商隐出入两党,是个“背家恩,放利偷合”的“小人”的看法进行反驳,提出“李商隐是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而成为被牺牲的小人物”。稍后,柳文英在《谈李商隐的风貌》中也认为李商隐是晚唐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中不幸的牺牲者,但是该文又指出,李商隐和牛李党争和牛李党争实在并没有什么关系。后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他“在党争的夹缝中过日子,一直很不得志”;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则说“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位持正不阿的人,才做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还有人采用“无关党局”的提法,赞同冯浩的“小臣文士”之论,并着重从主观态度上加以论证。如吴调公就认为,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只有文字之交、师生关系”,“通婚王茂元”,并未“走上了什么终南捷径”,“参加长安吏部考试,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似乎还找不出“有党人汲引的迹象”,“终武宗一朝,李党得势时期”,也似乎并没有利用李德裕等人的“夤援”,因而说不上“朋党的联系”,他对党人的态度,也无所偏袒,“研究了以上两点,我们就可以了然于李商隐无关乎牛、李党局了。”

(4)出入两党说。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认为李商隐“本应始终属于牛党”,“乃忽结婚于李党之王氏”,“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绝代之才,复经出入牛李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陈贻焮在《关于李商隐》中也认为,前人或要求李商隐忠于某一封建主子以致富贵,并根据这一观点去责备他“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或惋惜他未能飞黄腾达,都是不正确的。但是,“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深交令狐、攀亲王家,主要是出于他企图夤援权势的个人打算,也是有可非议之处的。”张明非的观点与陈贻焮亦相近,认为“李商隐的为人也有可以非议之处。他一生陷于党争,却又不甘沉沦,为了取得令狐绹的同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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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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