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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海涛:先秦诸子“限制权力”思想萌芽研究

更新时间:2012-07-01 16:13:37
作者: 任海涛  

  

   摘要:限制权力既包括对最高权力的限制,又包括对其他权力的限制。先秦时期,产生了限制最高权力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家的言论中产生了许多“限制权力”的思想萌芽。对权力的限制既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方式来实现,前者是常规方式,后者是特别方式。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产生限制最高权力的有效制度,但是,已经产生了限制最高权力的思想。这些思想萌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专制和权力滥用的问题,但是,其对于权力限制问题的思考是具有积极价值的。

  

   一、以和平方式限制权力的思想萌芽

  

   (一)“天鬼监督”的思想萌芽

   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墨家以“鬼神观念”为自己的论题之一,其所提出的“天志”、“明鬼”思想是对鬼神观念的直接宣扬。与此相关,墨家论证了“天、鬼”监督权力的思想。

   墨家认为,当政者受到“天”和“鬼”的监督,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侵害了“天”、“鬼”、“民”三者之一的利益,都会受到惩罚。墨家提出为政者的行为由“天、鬼”进行监督,凡是侵害天、鬼、民利之一者都会受到灭国之灾。《墨子》载:“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从而贼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诟天侮鬼,贼傲万民,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子孙离散,室家丧灭,绝无后嗣,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暴而以得其罚者也。”(《尚贤中》)由此可知,取得政权者,如果可以实行“兼而爱之、尊鬼、利民”的政策,天、鬼就会赏赐他,保佑他的政权稳定。如果为政者实行“兼而憎之、诟天侮鬼、贼傲万民”的政策,天、鬼就会惩罚他,不仅惩罚他本人,还会惩罚子孙,甚至断其后嗣。利用鬼神观念虽不可取,但是这种约束君主权力滥用、促使统治者勤政利民的初衷是好的。而且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人们相信鬼神存在,因此该理论在实际上反而真能起到约束君主的作用。

   虽然儒家提倡“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但是儒家对于“天”的恭敬却一如既往(与周公的“敬天保民”一脉相承),孔子也尝试用“天”的力量来威慑君主――进而达到限制权力的目的。如孔子曾经警告统治者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这也可以看成是对统治者权力进行限制的一种思考。

   (二)“舆论监督”的思想萌芽

   《论语》中已经产生了“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思想萌芽。孔子认为,“庶人”是有权利来议论政事的,如果天下无道者当政,人民可以“议政”,如果天下有道,则不需要议论了。①

   孔子认为,“言论自由”是应该受到一定原则约束的。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这段话本意是指,在社交中给他人提意见时,一定要保持端正的态度和纯良的目的,而且“过于急躁、故意隐瞒、未能审时度势”都是不好的提意见方式,这种思考对于“言论自由”的提出方式也有启示意义。所谓“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是一种基于良好动机、采取合法合理方式的意愿表达方式,这种对于“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权利的保障与制约并存的思想是有重要意义的。

   此外,郑国执政子产著名的“不毁乡校”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施政措施也体现了言论通畅、舆论监督政府的思想萌芽,此种立场与思想堪与后世“舆论监督”思想相媲美。

   (三)“道、德监督”的思想萌芽

   在孔子心目中,如果掌权者违反“德”的要求,就应该惩处。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代行鲁国国相之职,上任不久就杀死了鲁国“乱政大夫”少正卯。《荀子宥坐》记载孔子认为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今天看来,这些“罪行”仅仅是“缺德”而已,杀死他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孔子是依据“礼”来处死他的,那么什么是“礼”呢?礼是当时一切道德的依归,可见孔子是主张用“德”的标准来限制权力行使的。

   老子从依“道”限“欲”的角度思考了权力限制的问题。《道德经》一书的读者应该主要是从政者和王侯,这些人既然占据着重要职位,理应对他们从道德和具体施政措施方面提出要求,这些要求也就是对他们权力的限制。

   第一,老子反对统治者奢侈的行为。执政者“奢侈”行为是违反人的本性的,故老子予以反对。“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12章),凡是“色、音、味、猎”都是奢侈放纵的行为,都会使为政者治国能力下降,同时也是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因而是老子极力反对的。

   第二,为政者为民造福而不居功。老子说“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2章)”,“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34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51章)。为政者既然担当了为民造福的责任,就应该具有高于常人的奉献精神和谦卑品格。

   第三,要从修身开始,不断将“道”的实践推广到更大范围。老子言:“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54章)。老子教导人学道修身,其目标是要让学习者成为为政者,最终将“道”的实践推广到天下。

   第四,以谏言制度约束权力。进谏是臣之职任,纳谏是君之义务。最高统治者也会犯错误,只有将“道”进献给他,才能对其权力滥用有所约束。“美言可以市,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62章)阿谀奉承固然可以博得人主的欢心,但是人主不善言行就可以不管了吗?因此在立天子、封三公的时候,下臣进献珍宝香车不如进献“道”了。因为“道”的外延很大,不可能一次进献完毕,所以在平时君主或者官员犯错误时,下臣也有必要经常进献。

   第五,为政者应该认真对待和行使权力、不滥用权力。首先,统治者不能视权力为儿戏,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态度应该稳健、凝重,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辎重)。虽然有富足的生活条件,不能沉溺其中,而应该淡然处之、超然物表。

   “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其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26章)

   只有将国计民生大事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才能够“燕处超然”。其次,老子反对以“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26章)的行为,“轻”的意思是轻佻、轻浮之意,就是为了追求个人感官享受(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而使民不聊生(田甚芜,仓甚虚)的行为,这会造成“民之饥、民之难治、民之轻死”(75章)的结果。再次,老子反对滥用刑罚,老子言“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36章),此话是说军队、法庭、监狱、警察等暴力工具,是“国之利器”,它们不能经常拿出来展示,即不应滥用。最后,老子反对兼并战争,统治者为了满足扩张野心,“以兵强天下”(30章),就会把人民带入苦难的深渊。老子从正反两方面,告诫为政者一定要认真行使权力。

  

   二、以暴力方式限制权力的思想萌芽

  

   罗马十二铜表法的结语写到:“人民的幸福是最高的法律。”〔1〕(P196)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执政者虐待贫民群众”,则人民可以发动政变(革命)。〔2〕(P252)先秦诸子没有如此明确的表述,但是已经产生了“暴力反抗暴政”的思想萌芽。

   (一) 武力反抗暴政的思想萌芽

   先秦时期,孟子关于革命推翻暴君统治的思想是当时最革命的思想,他在两千年前竟然提出了“放逐暴君”的理论,孟子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梁惠王下》)这句话表明孟子赞成武力推翻暴君,也表明孟子希望战国时期出现一位“吊民伐罪”、推行仁政的君主能够诛暴安民。

   (二)关于“人民反抗暴政理由”的思想萌芽

   老子不仅提出了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而且论证了这种权利存在的根基。

   首先,老子认识到了人民是政权存在的根基,他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39章),这句话不是对社会现实的表述,而是对社会政治理想的表述。老子目睹了侯王自高自大、视群众为草芥、使人民如牛马的社会现实,而发出了这样的呼唤。“上以下为本”,即是天道又是人道,广大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历史推动力,以往政治家(包括儒家士大夫)都过分强调“贤人”的地位而忽视了人民的历史地位。

   基于以上理由(人民是政权的根基),人民有“推举”统治者的权利。老子曰“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13章),这里讲的“寄天下”、“托天下”已经具有了把治理天下的权力交付给执政者的意思,那么以什么方式来交付权力呢?结合老子另一句话“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66章),可知“推举”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既然人民是政权的根基、人民有推举统治者的权利,那么,如果统治者实行暴政,人民自然也就具有了反抗暴政的权利。老子说“民不畏威,则大威(反抗斗争)至”(72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74章)。

  

   三、对限制权力具体问题的思考

  

   先秦诸子对于“限制权力”问题的思考是全方位的,除了从宏观上进行了思考,而且从微观上对许多具体措施问题进行了思考。

   (一)限制君权的思想萌芽

   1 孔子的思想

   孔子认为,在良好的社会中,君主的权力应该受到“礼和德”的制约。第一,“礼和德”是最根本的治国之道,如果君主不依此根本之道治国就会导致败亡。只有“为政以德”才能得到天下民心。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第二,孔子认为,“礼和德”的基本内涵是自古而传下来的,近世君主只能做细节上的损益。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

   因此可知,这种“礼”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为规范,是类似于近代以来国家根本法的规则。

   有学者详细考证了先秦“礼”所具有的宪法性质,详见张千帆:《在自然法与一般法之间:关于“礼”的宪法学分析》,载方流芳主编《法大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368页。第三,“礼”要求君主对待大臣必须依“礼”,“君使臣以礼”是与“臣事君以忠” (《八佾》)相对应的。第四,“礼”要求君主对待人民必须依“礼”。孔子认为君主不应该把过多精力耗费到鬼神方面,而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治理国家、安抚人民,即必须符合“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的要求。同时,君主在治国过程中还应该“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2 孟子的思想

孟子也认为,君主的权力必须进行限制。孟子认为,君主生活不能太奢侈,君主出游必须是为了治国安民,但是现实中的君主出行劳师动众、给老百姓带来无限苦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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