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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林:墨家与诸子十说

更新时间:2015-08-26 00:10:26
作者: 刘士林 (进入专栏)  

  

   墨子的身世是一个谜,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占据主流意见的是李泽厚的“小生产劳动者思想代表”。①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墨家哲学思想、政治与社会主张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墨子与其他先秦诸子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上的矛盾与异同,也一直缺乏系统性的分析比较与整体性的研究论述。本文试图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加以研讨和阐释,以期对墨子及墨家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某些借鉴与参考。

  

   一、墨子出身考

  

   关于墨子,我们只知道他是春秋战国时代人,是当时影响极大的墨家学派的创始人。韩非子把墨子的墨家学派与孔子的儒家学派并称为“世之显学”,而孟子在文章中甚至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他的生卒、里籍与生平大都已不可确考,这未免使后人感到是很大的遗憾。墨子的弟子也很多,按照郭沫若《十批判书》的看法,墨子有大弟子百八十人,比孔子的七十二人还要多。②门徒众多,影响巨大,以至于在许多方面很超然的庄子也要“剽剥儒墨”。问题就在这里,像这样一个闻名于世的人物,他的身世为什么会是一个谜呢?因而,说这里存在着什么特殊的隐情,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吧。

   在当代学术史上,关于墨子身世的一个权威看法,是把“墨”的原意解释为“使用墨绳”的木匠,并由此进一步把墨子的身份定为“小生产劳动者”。此说颇为荒谬,完全是以今人之心来比附历史本身。他们完全不懂得“墨”在中国上古文化中的特殊内涵。简单说来,对中国上古文明的考古文化研究表明,与作为世俗的“黑色”或木匠的“墨绳”完全不同,“墨”在当时是作为一种宗教权力的象征而存在的。《礼记·玉藻》有一条“卜人定龟,史定墨”的记载,孔颖达对此的注疏是“凡卜必以墨画龟求其吉兆”。而由于上古时代政教合一的现实,因而它曲折地表明了“墨”本身就是当时政治权力的象征符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亵渎“墨”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韩非子说:尧禅天下于舜,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于是“国之不服者十三”;而舜禅天下于禹,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于是“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韩非子·十过》)。由此可知,把古代的“墨”等同于后世木匠的“墨线”,以及在这个前提下把墨子推测为“小生产劳动者”,与历史事实本身是如何的“谬之千里”了。

   这里从五方面对此加以进一步的考论。

   (一)从历史文献上看,墨子绝非一个普通工匠,而是一个拥有政治观、宗教观、经济基础和军事能力的集团首领。从墨子一派“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兼爱下》)这种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从其弟子们“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庄子·天下》)的忠诚来看,我推测墨家学派很可能是一个流亡的贵族集团,墨子则是该集团的首领。

   (二)因为处于政治流亡中,墨子本人对其身世一定讳莫如深。这是他的身世成为千古之谜的根源。另一方面,尽管没有留下直接的材料,但从其思想与价值观上仍可一窥其来路。这里首先要排除的是周,虽然《墨子·贵义》中亦曾推崇周公,但那很可能只是后人的添油加醋,从墨家“非命”这个基本观点看,它正是对着周王朝的核心意识形态(即武王伐纣时所谓的“命”,如《尚书·周书上》“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我有民有命”等而发,同时在其中又隐喻着类似后代农民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理念。其次也不可能是殷代,虽然墨子寄身于作为殷商之后的宋国,两者自然有政治利益上的共同处,且墨家对之也非常感恩图报,如墨子就曾阻止过楚国攻打宋国的企图,但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如墨家提倡“薄葬”,“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韩非子·显学》),这与殷人“重鬼而尚声”的祭礼制度显然不同。在排除商周之后,则可初步推断出墨子与夏朝关系最密切,其在文献上最重要的支持有二:一是庄子讲的“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二是《淮南子·要略》所谓“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

   (三)墨子门徒众多,且都能以劳动创造财富,所以,他并非没有过奢侈生活的条件,但墨子本人却是以身作则,“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里面有卧薪尝胆、以图重振家声的远大志向;二是为了收买人心,为政治斗争中的东山再起积蓄物质财富、政治资本,甚至仅仅是一种形象工程。孟子曾说墨子本人没有做到薄葬,如果此说属实,那就更能说明他不过是一种墨家集团设计的政治形象而已。

   (四)墨子真正的敌手是周王朝。《吕氏春秋·高义》尝说他“未敢求仕”。其实这句话更应该理解为“道不同”而“不相谋”。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墨子对周礼以及要求恢复周礼的儒家之严厉批判上。在这种思想斗争中,他的政治野心暴露无遗。如墨子总是打着“为天下利”的旗帜,宣扬一种比儒家“小康之世”更具煽动性的大同世界理想。而墨学的门徒众多与成为一时显学,则可以看做是他在斗争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墨子大概未料到的则是,或许就在政治时机接近成熟之时,周王朝突然“礼崩乐坏”,天下乱得已不可收拾。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局面,使其光复大业的雄心只能付诸流水。同时,这也很可能是战国之后,由于政治理想的崩溃,这个政治集团迅速消亡的原因。

   (五)墨子以墨为姓的象征意义。从古代非常流行的三统说即夏德水,其色尚玄;商德金,其色尚白;周德火,其色尚赤来看,“墨”正是夏王朝的象征,这就是墨子在亡其姓氏之后,而取这一颇具象征意义的符号自命的原因。

   古人论诸子每谓其出于王官,不知道这个解释能否算得其穴要?

  

   二、孔子与墨子

  

   把孔子与墨子放在一起讨论是很有意义的。首先,两家都是先秦时代的显学,如韩非子所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其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渊源。对此,《淮南子·要略》的说法是“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韩非子·显学》的说法则是孔、墨“俱道尧舜”。再次,则是他们最终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对此,《淮南子·要略》的叙述是“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而韩非子的评论则更客观一些,他说孔、墨“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韩非子·显学》)。要了解这其中的原因,关键在于把“周道”与“夏政”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搞清楚。简单说来,“夏政”是《庄子·天下》中讲的“禹之道”,它是氏族首领与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公有制的象征;而“周道”则是一种讲求“爱有等差”、“亲亲尊尊”的私有制初级阶段的象征。前者在中国古代也被叫做“大同之世”,后者则是所谓的“小康之世”。

   当然,即使墨子乃夏王族后裔之说成立,也不能说它就是墨子推崇“夏政”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孔子热切地鼓吹恢复周朝礼乐制度一样,墨子扛起“夏政”的大纛也同样是冷静思索与理性判断的结果。这是因为,生逢天下大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如何找到它真实的原因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探索解决现实危机的出路,既是包括孔子、墨子在内的所有先秦诸子最关心的时代课题,同时,也是激发他们产生各不相同的思想智慧,甚至是相互之间发生激烈思想冲突的根源。对同习儒者之业的孔、墨的分道扬镳,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在孔子看来,春秋时代之所以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的“礼崩乐坏”局面,完全是因为集中体现在周礼中的那一套君臣父子关系被破坏了。而这个文明框架的被破坏,则又直接根源于个体,特别是诸侯与贵族阶层的心术不正与私欲的恶性膨胀;或者反过来说,假如不是个人的本能冲破了礼的规范,假如每个人都安于他的本分,那就根本不可能出现“礼崩乐坏”的可怕局面。一切现实问题的总根源都是由于私欲的恶性膨胀,这就是孔子赞美周朝“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提倡“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以及要不惜一切代价重建周礼的权威性的根源。而墨子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他以为春秋时代的社会动荡与人心的不古,不仅不是造成现实世界“礼崩乐坏”的原因;相反,它本身恰是由于周王朝在政治上重礼隆乐、并为此恶性地损耗了社会物质基础的直接后果。墨子的论证可以表述为:首先,周礼的等差制度破坏了“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原始公有制,而一部分人变成寄生阶层则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下降;其次,在维护这一套礼乐制度的运行中又耗费掉了原本就相对不足的物质财富,它们使本就比较紧张的物质生活资料变得更加不足;再次,在周礼中确定的新型人际关系还直接败坏了朴素而高尚的氏族风纪,使人心日渐沉溺于不可自拔的自私自利的泥潭。如孔子最看重的“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就直接破坏了氏族时代的人人平等原则,它是使人变得极端自私、只爱其身而不兼爱他人的罪魁祸首。此外,还有周礼的“三年之丧”又直接影响到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使一个社会的劳动力资源陷入匮乏之中,等等。总之,在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与精神生产三方面出现的问题,在墨子看来都是由于周王朝的礼乐制度造成的。而如果没有这一套礼乐制度,像夏代那样一方面人人参加劳动以增加生活资料的总量,另一方面平均分配劳动成果而杜绝一切贫富差异的发生,那难道不是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吗?这就是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的根本原因。

这两位先哲的论题与论争,用《孟子·告子下》中的一句话,即“礼与食孰重”。用今天的话说则是,是政治文明重要,还是物质文明重要。而两位先哲争论的焦点则是,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应当采用何种政治理念来行政。这其中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与西方文明的核心在于发展生产力不同,中国的农业文明尽管发生很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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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封)2012年5期第40~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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