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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论先秦诸子的思想来源

更新时间:2018-08-15 02:20:33
作者: 吕思勉  

   现在研究先秦诸子的人,大都偏重于其哲学方面。这个实在是错误的。先秦诸子的学术,有两个来源:

   其(一)从古代的宗教哲学中,蜕化而出。

   其(二)从各个专门的官守中,孕育而成。

   前者偏重玄学方面,后者偏重政治社会方面。《汉书·艺文志》说诸子之学,其原皆出于王官。《淮南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一个说其因,一个说其缘,都不及古代的哲学。尤可见先秦诸子之学,实以政治社会方面为重,玄学方面为轻。此意,近人中能见得的,只有章炳麟氏。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旧。依我看来:

   (一)农家之所本最旧,这是隆古时代农业部族的思想。

   (二)道家次之,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反动。

   (三)墨家又次之,所取法的是夏朝。

   (四)儒家及阴阳家又次之,这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

   (五)法家最新,是按切东周时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

   以上五家,代表整个的时代变化,其关系最大。其余如名家,专讲高深玄远的理论。纵横家,兵家等,只效一节之用。其关系较轻。

   怎说农家是代表最古的思想的呢?这只要看许行的话,便可明白。许行之说有二:

   (一)君臣并耕,政府毫无威权。

   (二)物价论量不论质。如非根据于最古最简陋的社会的习俗,决不能有此思想。见《孟子·滕文公上篇》。

   怎说道家所代表的,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逆反思想呢?汉人率以黄老并称。今《列子》虽系伪书,然亦有其所本。此凡伪书皆然,不独《列子》。故伪书既知其伪之后,在相当条件下,其材料仍可利用。此书《天瑞篇》有《黄帝书》两条,其一同《老子》。又有黄帝之言一条。《力命篇》有《黄帝书》一条。与《老子》亦极相类。

   (一)多系三四言韵语。

   (二)所用名词,极为特别。如有雌雄牝牡而无男女字。

   (三)又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足征其时代之古。此必自古口耳相传之说,老子著之竹帛的,决非老子所自作。黄帝是个武功彪炳的人,该是一个好侵略的部族的酋长。侵略民族,大抵以过刚而折。如夷羿、殷纣等,都是其适例。所以思想上发生一种反动,要教之以守柔。《老子》书又主张无为。无为两字的意义每为后人所误解。为训化。《礼记·杂记》:子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此系就农业立说。言弛而不张,虽文武亦不能使种子变化而成谷物。贾谊《谏放民私铸疏》:“奸钱日多,五谷不为”,今本作“五谷不为多”,多字系后人妄增。正是此义。野蛮部族往往好慕效文明,而其慕效文明,往往牺牲了多数人的幸福。

   (一)因社会的组织,随之变迁。

   (二)因在上的人,务于淫侈,因此而刻剥其下。所以有一种反动的思想,劝在上的人,不要领导著在下的人变化。在下的人,“化而欲作”,还该“镇之以无名之朴”。这正和现今人因噎废食,拒绝物质文明一样。

   怎样说墨家所代表的,是夏代的文化呢?《汉书·艺文志》说墨家之学,“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古人的礼,往往在文明既进步之后,仍保存简陋的样子,以资纪念。如既有酒,祭祀仍用水,便是其一例。汉武帝时,公玉带上明堂图,其上犹以茅盖,见《史记·封禅书》。

   可见《汉志》此说之确。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三老五更,乃他人的父兄。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平民由此进用。参看第七章。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人死曰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命有前定之义。顺四时而行,即《月令》所载的政令。

   据《月令》说:政令有误,如孟春行夏令等,即有灾异。此乃天降之罚。然则天是有意志,随时监视著人的行动,而加以赏罚的。此为墨子天志之说所由来。他家之所谓命,多含前定之义,则近于机械论了。以孝视天下,视同示。是以上同。”都显见得是明堂中的职守。所以《汉志》说他出于清庙之官。参看第十五章。

   《吕览·当染篇》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此为墨学出于清庙之官的确证。清庙中能保存较古之学说,于理是可有的。

   墨家最讲究实用,而《经》、《经说》、《大小取》等篇,讲高深的哲学,为名家所自出的,反在墨家书中,即由于此。但此非墨子所重。墨子的宗旨,主于兼爱。因为兼爱,所以要非攻。

   又墨子是取法乎夏的,夏时代较早,又值水灾之后,其生活较之殷、周,自然要简朴些,所以墨子的宗旨,在于贵俭。因为贵俭,所以要节用,要节葬,要非乐。又夏时代较早,迷信较深,所以墨子有天志,明鬼之说。要讲天志、明鬼,即不得不非命。墨家所行的,是凶荒札丧的变礼。参看第五章。其所教导的,是沦落的武士。参看第四章。其实行的精神,最为丰富。

   怎样说儒家、阴阳家是西周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呢?荀子说:“父子相传,以持王公,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荣辱篇》。国虽亡而治法犹存,这是极可能的事。然亦必其时代较近,而后所能保存的才多。又必其时的文化,较为发达,然后足为后人所取法。如此,其足供参考的,自然是夏、殷、周三代。所以儒家有通三统之说。

   封本朝以前两代之后以大国,使之保存其治法,以便与本朝之治,三者轮流更换。《史记·高祖本纪》赞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即是此义。这正和阴阳家所谓五德终始一样。五德终始有两说:旧说以所克者相代。如秦以周为火德,自己是水德;汉又自以为土德是。前汉末年,改取相生之说。以周为木德,说秦朝是闰位,不承五行之运,而自以为是火德。后来魏朝又自以为是土德。

   《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引邹子之说,说“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可见五德终始,乃系用五种治法,更迭交换。邹衍之学,所以要本所已知的历史,推论未知;本所已见的地理,推所未见;正是要博观众事,以求其公例。治法随时变换,不拘一格,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此非在西周以后,前代的治法,保存的已多,不能发生。阴阳家之说,缺佚已甚,其最高的蘄向如何,已无可考。儒家的理想,颇为高远。看第五章所述大同小康之说可见。

   《春秋》三世之义,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大平,明是要将乱世逆挽到小康,再逆挽到大同。儒家所传的,多是小康之义。大同世之规模,从升平世进至大平世的方法,其详已不可得闻。几千年来,崇信儒家之学的,只认封建完整时代,即小康之世的治法,为最高之境,实堪惋惜。但儒家学术的规模,是大体尚可考见的。他有一种最高的理想,企图见之于人事。这种理想,是有其哲学上的立足点的。如何次第实行,亦定有一大体的方案。

   儒家之道,具于六经。六经之中,《诗》、《书》、《礼》、《乐》,乃古代大学的旧教科,说已见第十五章。《易》、《春秋》则为孔门最高之道所在。《易》言原理,《春秋》言具体的方法,两者互相表里,所以说“《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儒家此等高义,既已隐晦。其盛行于世,而大有裨益于中国社会的,乃在个人修养部分。

   (一)在理智方面,其说最高的是中庸。其要在审察环境的情形,随时随地定一至当不易的办法。此项至当不易的办法,是随时随地,必有其一,而亦只能有一的,所以贵择之精而守之坚。

   (二)人之感情,与理智不能无冲突。放纵感情,固然要撞出大祸,抑压感情,也终于要溃决的,所以又有礼乐,以陶冶其感情。

   (三)无可如何之事,则劝人以安命。在这一点,儒家亦颇有宗教家的精神。

   (四)其待人之道,则为絜矩。两字见《大学》。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则“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我们该怎样待人,只要想一想,我们希望他怎样待我即得,这是何等简而该。怎样糊涂的人,对这话也可以懂得,而圣人行之,亦终身有所不能尽,这真是一个妙谛。

   至于(五)性善之说;

   (六)义利之辨;

   (七)知言养气之功,则孟子发挥,最为透彻,亦于修养之功,有极大关系。

   儒家之遗害于后世的,在于大同之义不传,所得的多是小康之义。小康之世的社会组织,较后世为专制。后人不知此为一时的组织,而认为天经地义,无可改变,欲强已进步的社会以就之,这等于以杞柳为杯棬,等于削足以适屦,所以引起纠纷,而儒学盛行,遂成为功罪不相掩之局。这只可说是后来的儒家不克负荷,怪不得创始的人。但亦不能一定怪后来的任何人。因儒学是在这种社会之中,逐渐发达的。凡学术,固有变化社会之功,同时亦必受社会的影响,而其本身自起变化。这亦是无可如何的事。

   怎样说法家之学,是按切东周时代的情形立说的呢?这时候,最要紧的,

   是(一)裁抑贵族,以铲除封建势力。

   (二)富国强兵,以统一天下。

   这两个条件,秦国行之,固未能全合乎理想,然在当时,毕竟是最能实行的,所以卒并天下。致秦国于富强的,前有商鞅,后有李斯,都是治法家之学的。法家之学的法字,是个大名。

   细别起来,则治民者谓之法,裁抑贵族者谓之术,见《韩非子·定法篇》。其富国强兵之策,则最重要的,是一民于农战。《商君书》发挥此理最透,而《管》、《韩》两子中,亦有其理论。法家是最主张审察现实,以定应付的方法的,所以最主张变法而反对守旧。这确是法家的特色。其学说之能最新,大约即得力于此。

   以上所述五家,是先秦诸子中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及整个的文化最有关系的。虽亦有其高远的哲学,然其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粗读诸子之书,似乎所注重的,都是政治问题。然古代的政治问题,不像后世单以维持秩序为主,而整个的社会问题,亦包括在内。所以古人说政治,亦就是说社会。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

   (一)淘汰其无用,而存留其有用的。

   (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在战国时,诸家之说皆不行,只有法家之说,秦用之以并天下,已可说是切于时务的兴,而不切于时务的亡了。但时异势殊,则学问的切于实用与否,亦随之而变。天下统一,则需要与民休息,民生安定,则需要兴起教化。这两者,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

   载自吕思勉著《吕著中国通史》之《第十七章·学术》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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