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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诸子第十

更新时间:2015-11-16 20:14:51
作者: 朱自清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开始崩坏,贵族的统治权,渐渐维持不住。社会上的阶级,有了紊乱的现象。到了战国,更看见农奴解放,商人抬头。这时候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个大解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形势,有种种的看法,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收拾那动乱的局面,让它稳定下来。有些倾向于守旧的,便起来拥护旧文化,旧制度,向当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们拥护的理由,给个文化、旧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来代替旧的;还有人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这些人也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各说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在中国学术史里是稀有的。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在贵族政治未崩坏的时候,所有的知识、礼、乐等等,都在贵族手里,平民是没份的。那时有知识技能的专家,都由贵族专养专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贵族有的失了势,穷了,养不起自用的专家。这些专家失了业,流落到民间,便卖他们的知识技能为生。凡有权有钱的都可以临时雇用他们;他们起初还是伺候贵族的时候多,不过不限于一家贵族罢了。这样发展了一些自由职业,靠这些自由职业为生的,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便是“士农工商”的“士”,这些“士”,这些专家,后来居然开门授徒起来。徒弟多了,声势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们除掉执行自己的职业之外,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了。这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①。诸子百家便是这样兴起的。

   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是孔子。孔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国的贵族,贫赛失势,才流落到鲁国去。他自己作了一个儒士;儒士是以教书和相礼为职业的,他却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他的教书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有教无类”②。他大招学生,不问身家,只要缴相当的学费就收,收来的学生,一律教他们读《诗》、《书》等名贵的古籍,并教他们礼、乐等功课。这些从前是只有贵族才有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人。他又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世的君主;这也是从前没有的。他一个人开了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级的老祖宗。他是旧文化、旧制度的辩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儒家。所谓旧文化、旧制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和制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创造的。继续文王、周公的事业,便是他给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③;所述的,所信所好的,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度。《诗》、《书》、《礼》、《乐》等是周文化的代表,所以他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这些原是共同的遗产,但后来各家都讲自己的新学说,不讲这些,讲这些的始终只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诗》《书》《礼》《乐》等便成为儒家的专有品了。

   孔子是个博学多能的人,他的讲学是多方面的。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养。他说为人要有真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人,这所谓“直”、“仁”、“忠”、“恕”;一面还得合乎礼,就是遵守社会的规范,凡事只问该作不该作,不必问有用无用;只重义,不计利。这样人才配去干政治,为国家服务。孔子的政治学说,是“正名主义”。他想着当时制度的崩坏,阶级的紊乱,都是名不正的缘故。君没有君道,臣没有臣道,父没有父道子没有子道,实和名不能符合起来,天下自然乱了。救时之道,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④;正名定分,社会的秩序,封建的阶级便会恢复的。他是给封建制度打了个理论的根据。这个正名主义,又是从《春秋》和古史官的种种书法归纳得来的。他所谓“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就是理论化旧文化、旧制度,要将那些维持下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便在这里。

   孔子以后,儒家还出了两位大师,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邹人;荀子名况,赵人。这两位大师代表儒家的两派。他们也都拥护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但是更进一步的加以理论化和理想化。孟子说人性是善的。人都有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这便是仁、义、礼、智等善端,只要能够加以扩充,便成善人。这些善端,又总称为“不忍人之心”。圣王本于“不忍人之心”,发为“不忍人之政”⑤,便是“仁政”,“王政”。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都是为民设的,君也是为民设的--这却已经不是封建制度的精神了。和王政相对的是霸政。霸主的种种制作设施,有时也似乎为民,其实不过是达到好名、好利、好尊荣的手段罢了。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性是生之本然,里面不但没有善端,还有争夺放纵等恶端。性但是人有相当聪明才力,可以渐渐改善学好;积久了,习惯自然,再加上专一的工夫,可以到圣人的地步。所以人善是人为的。孟子反对,他却注重它。他论王霸的分别,也从功利着眼。孟子注重圣王的道德,他却注重圣王的威权。他说生民之初,纵欲相争,乱得一团糟,圣王建立社会国家,是为明分、息争的。礼是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作用便在明分;光是调和情感的,作用便在息争。他这样从功利主义出发,给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理论的根据。

   儒士多半是上层社会的失业小流民;儒家所拥护的制度,所讲、所行的道德,也是上层社会所讲、所行的。还有原来农工的下层失业流民,却多半成为武士。武士是以帮人打仗为职业的专家。墨翟便是出于武士。墨家的创始者墨翟,鲁国人,后来做到宋国的大夫,但出身大概是很微贱的。“墨”原是作苦工的犯人的意思,大概是个浑名;“翟”是名字。墨家本是贱者,也就不辞用那个浑名自称他们的学派。墨家是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首领叫作“巨子”;墨子大约就是第一任“巨子”。他们不但是打仗的专家,并且是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墨家和别的武士不同,他们是有主义的,他们虽以帮人打仗为生,却反对侵略的打仗;他们只帮被侵略的弱小国家做防卫的工作。《墨子》里只讲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方面,特意不讲。这是他们的“非攻”主义。他们说天下大害,在于人的互争;天下人都该视人如己,互相帮助,不但利他,而且利己。这是“兼爱”主义。墨家更注重功利,凡与国家人民有利的事物,才认为有价值。国家人民,利在富庶,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别的都是无益或有害。他们是平民的代言人,所以反对贵族的周代的和制度。他们主张“节葬”、“短丧”、“节用”、“非乐”,都和儒家相反。他们说他们是以节俭勤苦的夏禹为法的。他们又相信有上帝和鬼神,能够赏善罚恶;这也是下层社会的旧信仰。儒家和墨家其实都是守旧的;不过,一个守原来上层社会的旧,一个守原来下层社会的旧罢了。

   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道家出于隐士。孔子一生曾遇到好些“避世”之士,他们着实讥评孔子。这些人都有有知识学问的。他们看见时世太乱,难以挽救,便消极起来,对于世事,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讥评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⑥,费力不讨好;他们自己便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后来有个杨朱,也是这一流人,他却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了,建立"为我"的学说。他主张“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⑦;将天下给他,换他上腿上一根汗毛,他是不干的。天下虽大,是外物;一根毛虽小,却是自己的一部分。所谓“真”,便是自然。杨朱所说的只是教人因生命的自然,不加伤害;“避世”便是“全生保真”的路。不过世事变化地穷,避世未必就能避害,杨朱的教义到这里却穷了。老子、庄子的学说似乎便是从这里出发,加以扩充的。杨朱实在是道家的先锋。

   老子相传姓李名耳,楚国隐士。楚人是南方新兴的民族,受周文化的影响很少,他们往往有极新的思想。孔子遇到那些隐士,也都在楚国,这似乎不是偶然的。庄子名周,宋国人,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老学以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遵循一定的公律,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也如此。这叫作“常”。顺应这些公律,便不须避害,自然能避害。所以说,“知常曰明”⑧。事物变化的最大公律是物极则反。处世接物,最好先从反面下手。“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⑨“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⑩这样以退为进,便不至于有什么冲突了。因为物极则反,所以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制度,推行起来,结果往往和原来目的相反。“法令滋彰,盗贼多有。”⑾治天下本求有所作为,但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不如排除一切制度,顺就自然,无为而为,不治而治。那就无不为,无不治了。自然就是“道”,就是天地万物气以生的总原理。物得道而生,是道的具体表现。一物所以生的原理叫作“德”,“德”是“得”的意思。所以宇宙万物都是自然的。这是老学的根本思想,也是庄学的根本思想。但庄学比老学更进一步。他们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天地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不齐是自然的。一切但须顺其自然,所有的分别,所有的标准,都是不必要的。社会上、政治上的制度,便教不齐的齐起来,只徒然伤害人性罢了。所以圣人是要不得的;儒、墨是“不知耻”的⑿。按庄学说,凡天下之物都无不好,凡天下的意见,都无不对;无所谓物我,无所谓是非。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变化,都是可喜的。明白这些个,便能与自然打成一片,成为“无人而不自得”的至人了。老、庄两派,汉代总称为道家。

   庄学排除是非,是当时“辩者”的影响。“辩者”汉代称为晚家,出于讼师。辩者的一个首领郑国邓析,便是春秋末年著名的讼师。另一个首领梁相惠施,也是法律行家。邓析的本事在对于法令能够咬文嚼字的取巧,“以是为非,以非为是。”⒀语言文字往往是多义的;他能够分析语言文字的意义,利用来作种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这样发展了辩者的学说。当时的辩者有惠施和公孙龙两派。惠施派说,世间各个体的物,各有许多性质;但这些性质,都因比较而言,所以不是绝对的。各物都有相同之处,也都有相异之处。从同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同;从异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无不相异。同异都是相对的,这叫作“合同异”⒁。

   公孙龙,赵人,他这一派不重个体而重根本,他说概念有独立分离的存在。譬如一块坚而白的石头,看的时候只见白,没有坚,摸的时候只觉坚,不见白。所以白性与坚性两者是分离的。况且天下白的东西很多,坚的东西也很多,有白而不坚的,也有坚而不白的。也可见白性与坚性是分离的。白性使物白,坚性使物坚;这些虽然必须因具体的物而见,但实在有着独立的存在,不过是潜存罢了。这叫作“离坚白”⒂。这种讨论与一般人感觉和常识相反,所以当时以为“怪说”“琦辞”,“辩而无用”。⒃但这种纯理论的兴趣,在哲学上是有它的价值的。至于辩者对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却近于墨家。

   儒、墨、道各家有一个共通的态度,就是托古立言;他们都假托古圣贤之言以自重。孔子托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尧、舜,老、庄托于传说中尧、舜以前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不托古而变古的只有法家。法家出于“法术之士”⒄,法术之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贵族政治崩坏的结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是君主的集权。这时候国家的范围,一天一天扩大,社会的组织也一天一天复杂。人治、礼治,都不适用了。法术之士便创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帮助当时的君主整理国政,作他们的参谋。这就是法治。当时现实政治和各方面的趋势是变古--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法术之士便拥护这种趋势,加以理论化。

他们中间有重势、重术、重法三派,而韩非子集成其大成。他本是韩国的贵族,学于荀子。他采取荀学、老学、和辩者的理论,创立他的一家言;他说势、术、法三者都是“帝王之具”⒅,缺一不可。势的表现是赏罚,赏罚严,才可以推行法和术。因为人性穷竟是恶的,术是君主驾御臣下的技巧。综核名实是一个例。譬如教人作某官,按那官的名位,该能作出某些成绩来;君主就可以照着去考核,看他名实能相副否。又如臣下有所建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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