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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峥:天国的诱惑——金田起义的蒙昧与荒唐

更新时间:2011-05-06 12:11:30
作者: 吕峥  

  

  160年前,1851年的1月1日,拜上帝会众首领为洪秀全38岁的生日祝寿。这一天,在广西金田村的地主韦昌辉家里,洪秀全宣称本日为“太平天国元年”。两天后,洪秀全发布檄文,拜上帝会的所有成员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从东山大湟江口出发,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史称“金田起义”。从此,“太平军”这个马克思眼中的“魔鬼的化身”,开始了它征战东南、封土称皇的行程,其荒诞不经与倒行逆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奇观。

  

  屡试不第的洪秀全创造“独尊上帝”的学说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广州的街道上,一个在岭南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的男子(约1.78米)正盯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蜡黄的脸上堆满了阴郁。

  这个凸颧凹目的30岁男子就是洪秀全。

  1814年1月1日,洪秀全出生在广州花县,本名洪火秀,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四。由于儿时聪颖好学,洪秀全深得其父洪镜扬喜爱,七岁即被送入私塾念书。

  自道光九年开始,16岁的洪秀全就接连应试,梦想着一天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然而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前后应试四次。15年间终日苦读,却屡败屡试,屡试屡败。一股怨毒之火,逐渐在胸中升腾。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如疯似狂。回到家,他终日困兽般地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狂怒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个花县的落第青年,日后竟成为挖开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其实早在道光十六年,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他人生的转折点就已经出现。一日闲逛,洪秀全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是基督教徒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一个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

  马礼逊是个有冒险精神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1823年,梁发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从那时起,梁发再也不用挥汗如雨地搬雕版印东西,而是穿上半土不洋的衣服,暗中宣教,并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1832年,梁发写成《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署名“学善者”。

  《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圣经》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为梁发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删掉了原书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劝世良言》中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鼓励读者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书中唯一稍显激烈的,是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对儒教也略有微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而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这是与《劝世良言》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洪秀全捧着《劝世良言》猛读了一通,却完全无助于科考。第四次科场失意后,他病倒了,高烧四十多度,连续四天,眼前出现了不少幻象。

  大病初愈的洪秀全在莲花塘村谋了一个塾师的职位,挣点粮食糊口。这期间,郁郁寡欢的他又拿出了《劝世良言》,仔细研读,逐渐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粗略的理论体系。

  虽然这套体系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但由于对教义不通,连《圣经》都没读过,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出有“上帝”的语句来附会自己的理论。

  《诗经》中有“上帝临汝”,《易经》中有“荐之上帝”,《书经》中有“唯皇上帝”,但都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相去甚远。而洪秀全却能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上帝。”同时,他大肆编排第三次赶考后发高烧见幻象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次“死过去”其实是去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同时,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派身上。

  对这样一个山寨版的“基督教”,英国人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一书中哭笑不得道:“教皇如果有权治他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洪秀全却不理会这些质疑,他与儿时玩伴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一起,开始紧锣密鼓地把造神当成事业来做,发展徒众,宣扬“教义”,结会礼拜。日积月累,花县地区聚集了不少教徒。\r

  有了信徒,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妖剑”,歌以咏志: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效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杨秀清急中生智,搭救冯云山

  

  唾沫四溅地“宣教”之余,洪秀全还不遗余力地到处砸孔圣人的牌位。此举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广州开化较早,人民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但在心理上仍然对孔儒推崇备至。洪秀全此举引起了众人的反感,最终导致他丢掉了塾师的饭碗。

  丢了工作的洪秀全并不气馁,同冯云山及几个年轻人离开老家,踏上了在珠三角地区游走布道的征途。

  可惜,几个月的游历除了沿途倒卖笔砚挣了些小钱,传教的成绩很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其中还有不少是冲着可以打折买纸砚而口头表示加入的。失望之余,一行人决定去广西发展。

  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了贵县的赐谷村。之所以选择在此落脚,皆因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引发众怒,仅住了几个月就呆不下去,二人不得不黯然离开了赐谷村。

  洪秀全回到花县,仍以塾师的身份混饭吃。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奋笔疾书,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文章,内容多为劝人向善的民歌体打油诗。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洪秀全只斥佛老为“邪教”,反倒说了一些孔孟之道的“好话”。吃一堑长一智,洪秀全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难以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了“利用”。

  就在洪秀全埋头搞创作的同时,当年选择留在广西的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愈发显著,不仅徒党日多,还有了“拜上帝会”的正式名称。紫荆山是广西最落后的山区之一,岩壑深广,特别适合打游击。

  冯云山也是个落第书生,但他却熟读经史,博览百家,既有政治头脑,又有组织才干,在太平天国草创时期可谓最核心的策划者,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洪秀全。

  1847年秋,当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时,发现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教徒,十分欢喜。在这些新人中,有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皆成为日后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为了扩大影响,冯云山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民间,“甘王”是妇孺皆知的祭祀对象。历史上的“甘王”是五代时的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称为“甘王庙”。

  1847年10月,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手持利器,冲入甘王庙,捣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布“甘王”为邪神。

  象州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算账,街头突然摔倒了一个十二岁的本地男孩。他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到洪秀全一笔丰厚的赏赐。

  得意之余,洪秀全等人接连开展毁像活动,在紫荆山四处寻庙找像,一经发现,便予以捣毁。广西迷信这些“神圣”,当地人发现毁庙者没有遭到报应时,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选择了加入“拜上帝会”。

  然而,砸庙终究还是砸出了事。1847年底,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逮捕了冯云山。很快,冯云山的表兄卢六又纠集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王作新不依不饶,向桂平县县衙告状,称冯云山非法集会,结盟惑众,捣毁社稷神明。作为主控方,王作新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共建筑在清朝确属犯罪。冯云山和卢六被押解到了官衙,“拜上帝会”一时群龙无首,陷入到空前的危机中。

  洪秀全返回广东,准备向两广总督耆英请愿。他天真地认为既然耆英承诺过允许信仰自由,那么释放冯云山并不是没有可能。可惜,现实永远不像官方允诺的那样美好。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小人物看穿了事实的真相,他挺身而出,拯救了拜上帝会。这个人就是杨秀清。

  杨秀清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多亏伯父抚养长大。成人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极其困苦。他身材矮瘦,胡须稀疏,且瞎了一只眼睛。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

  冯云山被羁押期间,拜上帝会人心涣散,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848年3月3日,心急如焚的杨秀清突然自称“天父”附体,玩起了降神的把戏。他咣当一声当众晕倒,又猛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也稳住了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依葫芦画瓢,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同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同时,杨秀清主张以行贿为主,组织营救冯云山。他下令烧炭的教徒,每卖一百斤木炭就抽一部分炭税上缴“圣库”,叫做“科炭”,作为营救冯云山的专款。

  5月,桂平知县在收受了杨秀清的贿赂后,以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为由,派差役将其押解回广东花县,交原籍地方官管束,随后便被开释。冯云山的成功营救被视为太平天国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杨秀清,此时的太平天国或许已经夭折。因此,当太平天国打到南京后,在“科炭救冯”中有名的人都官升一级。

  

  “来土之争”点燃金田起义

  

  事定之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对杨萧二人犯了难:如果承认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会友们对此坚信不疑,也就意味着这二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可能;但是如果拒绝承认,搞不好会使会员产生内讧。思来想去,觉得杨秀清和萧朝贵当时也没什么野心,洪冯二人便决定接受这一事实。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和“哥降节”,就是“纪念”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人的“下凡”。

  到了1850年,洪秀全在拜上帝会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也知晓些治病偏方,逐渐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也举族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提供了极大的物质保障。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迁延日久的“来土之争”成为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一直以来,在广西的部分地区都存有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的人;所谓“土人”,主要指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支持“来人”,也有些支持“土人”。

  广西作为“化外之地”,民间械斗一直很流行。特别是在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和湖南的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又经常暗中怂恿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梁子越结越深。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经年累月,无数的人便死于这种大规模的仇杀当中。

  在此背景下,“金田起义”发生。从1850年7月开始,那些在“来土之争“中失利的客家人群,扶老携幼,奔向了金田村。人潮涌动,清朝的地方政府却不以为意,没想到这些人会造反,以为他们只是逃难。

  拜上帝会却看准了时机,一边在韦昌辉家开炉炼铁,铸造兵器,一边通知各地会众云集金田,准备起事。与此同时,洪秀全宣称将降下瘟疫,唯有信教者可得救,杨秀清亦说我将遣大灾降世,过了八月,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只有坚信我的人才能得救。

  1851年1月11日,趁着给洪秀全做寿,金田起义爆发。一万多人云集在金田村,举行拜旗仪式,倒在地上的太平天国大旗奇迹般地“自动”竖起,迎风飘扬。当然,这也是起义策划者们精心导演的。

  拜旗仪式过后,群情激昂,在洪秀全的带领下,教众们前往犀牛潭,这里储存着隐藏好的武器。神秘的宗教力量再次发挥了作用,当许多人还没有掂量清楚大刀与锄头的区别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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