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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太平天国再评价——金田起义170周年之反思

更新时间:2021-08-19 10:44:58
作者: 夏春涛  

  

   摘要:百余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屡有变化。特别是近30年来,与过去溢美之词相反,出现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的偏向,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有论者甚至否定金田起义的正义性,从源头上否定太平天国。这是由多种因素叠加形成的,包括党情、国情的变化,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变化,历史理论研究的弱化;尤其是太平天国研究由盛转衰,使学界无法及时、积极地作出回应。因此,学界要避免太平天国研究从显学沦为绝学;要以科学态度研究和看待太平天国,摆脱神化或“妖魔化”的简单化模式。

   关键词:洪秀全  太平天国  金田起义  曾国藩  湘军

  

   2021年是金田起义170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于20世纪50年代,镶嵌于其基座的十幅汉白玉浮雕按时序以八大事件为题材,勾勒出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的主线,其第二块浮雕为“金田起义”。这代表了国家对太平天国的定位和评价。太平天国研究在新中国成为一门显学,取得巨大成绩,但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在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简单化、公式化、教条化倾向,一味美化太平天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后,学界出现不同声音,有学者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妖魔化”,一味美化曾国藩和湘军。这种声音日渐增多,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关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评价如此大起大落,在中国近代史各专题和人物研究中绝无仅有。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段历史?学界以往曾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解析。随着时下太平天国研究日趋寥落,相关思考和研究亟待加强。笔者尝试结合太平天国史学史和有关史实,对相关历史思潮、社会思潮的演变及最新动态进行梳理评析,谈点一得之见。

   一、金田起义之真相

   清政府指斥洪秀全等人“金田倡乱”。太平天国刊刻的书籍中提出并广泛使用了“金田起义”这一概念。《太平救世歌》《建天京于金陵论》《天情道理书》《行军总要》等书均采用这一概念,如《太平救世歌》有云:“故自扶真主金田起义以来,万民响应,四方乐从。”据时人记述,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在此建都后,不时搭台聚众“讲道理”,通常会讲到金田起义等开国史:“我辈金田起义始,谈何容易乃至斯。寒暑酷烈,山川险峨,千辛万苦成帝基。尔辈生逢太平日,举足便上天堂梯;夫死自有夫,妻死自有妻,无怨无恶无悲啼;妖魔扫尽享天福,自有天父天兄为提携。”新中国沿用“金田起义”概念,肯定洪秀全等人起兵造反的正义性。

   然而,近几十年来,不断出现否定金田起义的声音,认为洪秀全是“野心家”,聚众造反不是举义旗、起义兵,纯属发泄私愤。上海某大学中文系潘旭澜教授写了本随笔《太平杂说》,其中《科举怪胎》一文说,洪秀全1837年(道光十七年)第三次科考落榜,“已在内心深处做了造反的准备”;1843年第四次落榜,“失意的老童生洪火秀,就成了激烈的造反领袖洪秀全”,“十七年里四次挫折,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仇恨。使他仇恨的不是科举制度,而是他的落榜”。此说得到不少人附和,至今仍有人指斥洪秀全是“骗子”、彻头彻尾利欲熏心的“政治野心家”。这是釜底抽薪,从源头上否定了太平天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洪秀全在第四次科考落榜后,受基督教布道手册《劝世良言》影响,从此断了科举仕进念头,转而皈依上帝,毅然走上反清革命道路。这与“泄愤”说、“野心”说立论相反而预设前提一致,均认为洪秀全在对科考绝望后便确立了反清政治立场。但核诸史实可发现,此说并不能成立。

   1837年落榜的确对洪秀全刺激很大,他为此卧病月余,梦中产生升天幻象。病愈后,其生活恢复原貌,继续当乡村塾师,同时仍心系功名。倘若洪秀全确实“已在内心深处做了造反的准备”,他断然不会六年后又去参加科考。1843年第四次落榜使31岁的洪秀全感到绝望,但并没有因此而决意反清。他撤去书塾中孔子牌位,转而皈依上帝,这在时人眼里是“从番”、离经叛道,但本身并不具有政治内涵。事实上,洪秀全的上帝信仰全属无师自通,他所理解的上帝信仰是个混合体,对儒家孔学和正统基督教而言都是“异端”:有西方基督教元素(如上帝六日创世、洪水泛滥与挪亚方舟),有中国先秦儒家典籍中“上帝”“天”的特征(如洪氏一再强调“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并掺杂着洪氏的心理暗示(发觉《劝世良言》内容与其病中升天梦境相吻合,进而认为自己与上帝关系特殊,乃至后来自称是上帝次子、耶稣胞弟)。洪秀全在家乡广东花县积极宣传上帝信仰,复与冯云山等结伴出游布道,先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后长途跋涉至广西浔州府,落脚贵县赐谷村表兄家发展信徒。他劝人独尊上帝、不拜偶像,虽惊世骇俗,但并无挑战现实政治秩序的意图和举动。同期,他撰写了不少宗教宣传品,留传至今的有《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其基调与《劝世良言》相同,主要劝人拜上帝、做正人、行善事,弃邪从正。如《原道救世歌》举例说:“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总之贫富天排定,从吾所好自徜徉。孔颜疏水箪瓢乐,知命安贫意气扬。”苦口婆心劝人知命安贫,哪有丝毫鼓动造反的影子?1847年春,洪秀全专程来到省城广州,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J. Roberts)接受正规的基督教启蒙教育,每天在教堂《圣经》班听讲两小时。他一心想加入教会,但功亏一篑,因提出入教后的生活保障问题而被视为动机不纯,导致受洗一事搁置。洪秀全在广州前后盘桓三个多月,因入教受阻,这才改赴广西与冯云山会合。总之,确凿事实证明,洪秀全在连番落榜后并没有变成“激烈的造反领袖”。

   洪秀全的思想是渐变而不是骤变,其转折点在二次入桂。广西是道光末年华南社会问题最复杂、社会矛盾最尖锐的一个省份,山多地少,耕作粗放,素称“地瘠民贫”,财政不能自给,需清廷拨款或外省接济。随着耕地开发接近极限而人口仍持续增加,地少人多问题日趋突出。据统计,清顺治年间广西全省人均耕地约14亩,乾隆后期锐减至1.5亩左右,到咸丰元年(1851)已不及1.2亩,低于全国1.78亩的人均耕地数。为扩大耕地,人们开垦河滩、砍伐森林,使生态环境越发脆弱,水旱灾害频发。例如,道光初年,宜北县连续两年干旱,五谷无收,人民饿殍。道光十四年(1834)起,宾州在五年内迭遭蝗灾、地震、旱灾和水灾,哀鸿遍野。这是天灾,更是人祸,与官府不关心民瘼有直接关联。广西吏治腐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官员不作为。广西穷,县的辖境大、官员少,且官员队伍不稳定,外省人一般不愿到所谓“瘴乡”做官,来了也想调走。广西巡抚邹鸣鹤在1851年9月8日奏报说,广西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此弊积渐甚久”。二是官员贪墨成风,残民以逞。以贵县为例,“清道光间,吏治日偷,闾阎疲弊。知县杨曾惠恬嬉贪黩,又复久于其任”。官府横征暴敛加之土地兼并,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游民、流民。此外,广西还存在民族问题(汉、壮、瑶、苗等共同开发广西,同时也存在利益冲突)、土客问题(土著与客家人之间大规模械斗)。广西官员少、驻军少、经费少,官府控制力弱,却集民生、民族、土客三大问题于一身,这在南方各省极为罕见。围绕耕地的争夺是民族、土客纷争的焦点。因此,民族问题、土客问题说到底也是民生问题,是其特殊表现形式。民不堪命,必然铤而走险,主要表现为民间秘密拜会结盟现象屡禁不止,天地会迅速滋蔓,啸聚山林行劫掳掠者增多,社会秩序大乱。洪秀全1847年夏二次入桂期间便在途中遇劫。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导致民变蜂起。同年秋,湖南新宁县瑶民雷再浩聚众起事,在湘桂边境与清军交战两月。次年春,壮民陈亚贵在广西武宣县率众起事,联合天地会首领覃香晚攻打修仁、荔浦县城。以此为标志,广西下层民众从原先的打家劫舍向攻城劫狱过渡。全省天地会起事此起彼伏,纷纷打出“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官留民”等旗号。反清武装多达数十支,人数从数百到数千人不等,“有自行旋起旋散者,有兵勇击败而散、兵勇撤而复起者,有此股甫经扑灭、彼股又另起事者,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正是在此形势刺激下,洪秀全萌生反清之意,断然表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

   现今教科书及相关工具书有种流行说法,说林则徐奉旨赴广西镇压太平军。《太平天国大辞典》“林则徐”词条即云:“1850年10月中旬,咸丰帝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驰往广西弹压洪秀全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太平杂说》沿袭此说并加以铺陈,说林则徐“受命去消弭洪秀全等人的造反”;为其在赴任途中病逝扼腕,认为“如果老天爷给林则徐以必要的时间,太平军公开造反就不一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较快被瓦解或击败”。这纯属误解。此时,把广西官府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是天地会武装,金田村根本不在清政府视野之内。洪秀全等人为避免过早惊动官府,刻意保持低调。金田团营进入高潮时,萧朝贵特意以天兄下凡名义叮嘱洪秀全:“千祈秘密,不可出名先,现不可扯旗,恐好多兄弟不得团圆矣。”无论是林则徐,还是其继任者、前两江总督李星沅,其目标都是天地会。1850年12月8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报:“查桂平县属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这是清方文书中首次提到金田村。1851年1月21日,即起义群众在金田庆贺洪秀全38岁生日、正式誓师起义十天后,李星沅奏称:“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近日恃众抗拒,水陆鸱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文中“上帝会”写作“尚弟会”。清政府直到此时才明白,金田村会众“实为群盗之尤”,是比天地会威胁更大、更难对付的对手。

   金田起义前夕,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天地会暴动此起彼伏,先后攻破14座城池,全省已成一片“火海”,社会近乎解体。官、绅、民均感到朝不谋夕,即所谓“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这在南方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在籍翰林院侍讲、奉旨协办全省团练事务的龙启瑞叹曰:“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非得良药重剂,内扶元气,外拔毒根,则因循敷衍,断难痊愈,终必有溃烂不可收之一日。”广西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策源地,其根源在于它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清政府统治力量最薄弱的一个省份。

   关于广西民变蜂起的局面,鸿胪寺卿吕贤基分析说:“今日胁从之民,皆前日之赤子也,其势迫于无可奈何,遂苟且以延残喘耳。”钦差大臣赛尚阿在密访广西官习民情后亦云:“州县各官,胆大贪婪,任听家丁者,十居八九。百姓受其欺凌,终无了期,往往铤而走险。奴才日接呈词数十张,多系控告书差家丁舞弊者。……粤西之匪蓄谋已非一日,缘大吏因循州县逼迫所致。”二人均承认官逼民反这一事实。忠王李秀成就此回忆说:“自教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廿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伙),团练与团练一和(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一个“逼”字,勾勒得十分传神。

   总之,广西局面失控、金田起义爆发绝不是洪秀全蓄意“煽动”的结果,而是官逼民反,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根源。正如罗尔纲所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没有洪秀全、冯云山,肯定同样要发生大革命。但如果不是洪秀全、冯云山领导这次革命,可能不是这个面貌。金田起义的正义性不容否定。

   二、百余年来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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