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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太平天国社会治理方略的近代化建构——《资政新篇》新解读

更新时间:2022-06-18 21:14:38
作者: 刘晨  

  

   内容提要:洪仁玕呈献《资政新篇》乃是为洪秀全提供治国方略,全篇构划了一幅具有太平天国特色的英美式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治理蓝图。在确立独尊上帝以振兴“天国”这个根本旨趣上,《资政新篇》和《天朝田亩制度》并不相悖,这是洪秀全允准刊布《资政新篇》的根源所在。《天朝田亩制度》自始至终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纲领,《资政新篇》虽是洪仁玕以“天国”首辅名义、以“諠谕”形式发布的一份重要文件,但尚不能把它视为太平天国后期事实上的纲领。因《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面相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盛赞洪秀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人物。美国学者马森(M. G. Mason)认为洪秀全等人是近代中国的改革者,“掀起了通过介绍西方思想与改革来‘拯救’中国的第一次运动”。但严格来讲,太平天国时代向西方学习的代表性人物是洪秀全的同高祖族弟洪仁玕。1859年5月,洪仁玕封王伊始,即将流亡期间开眼看世界的所见所思所感总结成稿,命名《资政新篇》,呈献洪秀全,条陈治国方略。这是一篇站在时代最前沿的文献,虽然洪仁玕的实际作为远不及同时代及稍晚的洋务派,但其思想要比洋务派先进得多。洪仁玕也因这样一篇只有8600余字的文献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后世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持严厉批判态度的人,对洪仁玕的评价却以正面居多,争议相对较小,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明确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时代主旨。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研究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热点,既往研究多关注《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等问题。而洪仁玕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他有关世界知识的来源在哪里?出身农民小知识分子的洪秀全何以会赞赏并刊布这份被后世认为代表近代文明的方案?太平天国群臣如何看待《资政新篇》?对于这些重要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回归文本本身的辨析,或能就先前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做出新的回应,并重新评价《资政新篇》以及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就较早把“近代化”改革方案公之于世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一、 洪仁玕新思想的知识来源

   洪仁玕早年与洪秀全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他自幼服膺儒学,热衷科考功名,但屡试不中,只好一面训蒙,一面应试。在洪秀全的影响下,洪仁玕最早皈依上帝,又随洪秀全至广州罗孝全(I. J. Roberts)的教堂问道,对洪秀全几乎亦步亦趋。洪仁玕因迫于家庭压力,中途返回官禄继续教书备考,没有随洪秀全离乡传道。金田起义后,清政府大肆搜捕洪氏宗族,洪仁玕这才不再犹豫,赴广西追赶太平军,却为时已晚,只得四处藏匿,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活。在此期间,洪仁玕在新安布吉由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施洗,加入巴色会,又以巴色会派遣的形式在伦敦会供职,接受了系统正规的基督教训练,成为一名比较纯正的基督徒。除了曾在上海、广州这两处商埠游历外,洪仁玕在香港生活近5年,服务于教会,与传教士朝夕聚晤。他在《资政新篇》中列举了与之“相善”的23个洋人,其中除英国驻华外交官“米士”(密迪乐,T. T. Meadows)和“威大人”(威妥玛,T. F. Wade)外,其余21人都是传教士,以英、美籍为主。被伦敦会香港分会接纳后,洪仁玕起初任湛约翰(John Chalmers)的中文教师,后被任命为该会布道师,同时担任理雅各(James Legge)译注中国典籍的助理,开始广泛参与伦敦会的各种活动。洪仁玕在香港还结识了不少华人精英,包括近代中文报业的创始人之一黄胜、中国第一位留洋学医的毕业生黄宽、中国首位留美毕业生容闳、华人牧师何进善等。他还曾到监狱、医院布道,在英华书院教孩子学中国文史。全新的生活圈,使曾作为小知识分子的洪仁玕眼界大开。

   洪仁玕所交往的传教士和香港华人精英,是晚清输入西学、传播新学的主体,他们传播的思想和知识包括基督教、西方文化和时兴的科学技术等内容,是洪仁玕了解和接受西学的一个重要渠道。洪仁玕自述,在上海“在夷馆学习天文历数”,在香港“洋人馆内教书,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皆通晓”。当时伦敦会在香港的英华书院和在上海的墨海书馆积极开展出版事业,出版有大量基督教布道书籍、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医学等知识的中文报刊书籍等。洪仁玕与藏书颇多又勤于著述的理雅各交好,两人建立起了一种亲密无间的私人友谊。理雅各说他拥有除洪仁玕之外,对其他人不可能有的好感和尊敬之情,洪仁玕很可能对理雅各及其他传教士或伦敦会所藏书刊有所阅览。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关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介绍、各项制度和政策的建议,大多在《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传教士著述中依稀可见。洪仁玕还亲眼目睹了香港的发展变化,耳濡目染了英国殖民者在香港移植的近代文明。对洪仁玕来说,香港社会就是近代世界文明的一个缩影。\r

   可以说,在传教士身边作为基督教徒的经历,以及在当时中国接触西方信息最便利的香港和上海的学习、见闻,是洪仁玕获取新知识的主要信息源。通过栖身教会,洪仁玕涉猎了基督教以外的其他西学领域,由一名传统小知识分子转型为讲求实务、热衷西学的早期新型知识分子。洪仁玕甫至南京,迅即呈献《资政新篇》,自称“恭录己所窥见之治法,为前古罕有者”。“前古罕有者”正是该篇命名为“新”的寓意所在。倘若没有这段开眼看世界的流亡经历,洪仁玕绝对无法倡议《资政新篇》。

   洪仁玕跋涉千里,蹉跎多日,历尽艰辛始抵天京。洪氏兄弟阔别重逢,洪秀全大喜过望,认定洪仁玕“志同南王,历久弥坚,确乎爷爷生定家军师,板荡忠臣,可为万世法”。早在流亡时期,洪仁玕就抱定潜心学习以待日后辅佐天王的决心。后来他坦言栖身香港“本为避祸隐身,并用意在夷人风土,并不为名利计”,“我想学了本事将来辅佐他,就回广东到香港洋人馆内教书”。在《资政新篇》开篇諠谕中,洪仁玕说:“照得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本军师恭膺圣命,总理朝纲,爰综致治大略,编成资政新篇一则,恭献圣鉴。”可见撰此“大略”乃为“资政”,初衷即为洪秀全提供治国方略。

   洪仁玕撰写《资政新篇》还有更深层次的意蕴。《资政新篇》“法法类”首先阐述立法的指导思想,即从世界发展大势和各国概况说明基督教的历史作用。洪仁玕指出英吉利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花旗邦“礼义富足,以其为最”,两国“皆以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立教,而花旗之信行较实,英邦之智强颇著”;日耳曼邦“信奉天父上帝、耶稣基督尤慎”;瑞邦(瑞典)、丁邦(丹麦)、罗邦(挪威)“纯守耶稣基督之教”;佛兰西邦“亦是信上帝、耶稣基督之邦”。他还列举俄国彼得一世改革的例子,说明学习外国邦法、技艺使国家走上振兴之路的道理:“俄罗斯邦,其地最广”,“百余年前亦未信天兄,屡为英、佛、瑞、罗、日耳曼等国所迫,故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艺”,“及归邦之日,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暹罗邦“与英邦通商”,“今亦变为富智之邦”。日本邦“与花旗邦通商”,“将来亦必出于巧焉”。接着,洪仁玕列举了反面例子,土耳其邦“不知变通,故邦势不振”,波斯邦“亦信妖佛焉。今虽名为波斯人,其地实归于别邦”,马来邦、秘鲁邦、澳大利邦、新嘉波、天竺邦等“皆信佛教,拜偶像,故其邦多衰弱不振”。而谈到中国时,洪仁玕慨叹:“前之中国不如是焉,毫无设法修葺补理,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不过中国从前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暂为失色,良可慨已”,告诫国人中国并非“东洋之冠”,并语重心长地警告:“倘中邦人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后期太平天国党争内讧严重,这里的“鹬蚌相持,渔人得利”或是隐射当时人心冷淡,地方将领各自为政的涣散政局。

   洪仁玕流亡期间开眼看世界的媒介是基督教,而基督教几乎无一例外地为西方国家所信奉。所以他认为各国兴衰与是否信奉(包括是否纯正信奉)基督教有着直接关联,提出学习并效法英美等先进的基督教国家。洪仁玕呼吁“扩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倡言“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渴望中国也能走上富强之路,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与番人并雄”。在字里行间都渗透着洪仁玕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说明他在近代中国衰败沉沦的屈辱记忆中萌生了朦胧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爱国”意识。这里他要效忠的“国”已不仅仅是指太平天国,而是整个“中国”“中邦”。\r

   这种“爱国”意识的启蒙最早正源于洪仁玕在香港寄人篱下期间所受到的种种刺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凌辱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意识。1857年12月,英法联军侵占广州,理雅各携洪仁玕到广州开设医院和礼拜堂。对于英军的侵略,理雅各兴奋地称,“这是中国往日的悲哀,她无法抵御这些庞然大物”,“带着满足感四处奔走”,“有时我想象大英帝国站在山顶,自豪地鸟瞰这座由她的子孙建立起来的奢华城市”,并赞美指挥占领广州的额尔金(James B. Elgin)是“伟大杰出的人物”。传教士以英军的侵略为荣,这些言行为洪仁玕亲眼所见。尽管理雅各、湛约翰自称对洪仁玕十分尊重,理雅各甚至说洪仁玕是他唯一可以在散步时互相用手臂搂着对方脖子的中国人。但在洪仁玕面前,传教士们不时流露出的殖民主义者的傲慢心态,深深地伤害了洪仁玕的自尊心,加之洪仁玕亲眼目睹了列强在华的侵略行径和广州人民强烈的排外运动,这势必进一步刺激他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所以洪仁玕对英国人并不抱好感。他说英国人是“骄傲成性”,在自述中称“有两个夷长理雅各、詹马士二人在那里,名为叫人学好,其实为他国中办事”,可谓一语中的。\r

   理雅各和湛约翰对洪仁玕去南京的动机均有观察。理雅各认为,在香港期间洪仁玕内心对叛乱者的感情一直没有觉醒。这份感情可能饱含爱国心,甚至比爱国心更高级,当1856年英国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时这种感情再次觉醒了,额尔金指挥占领广州的军事行动使这种感情更为炽烈。洪仁玕不止一次委托理雅各向额尔金转交请愿书,希望通过热心的请求使英国政府接受他的意见,不过理雅各并未帮忙。关于洪仁玕在信中表达的意见,湛约翰在报告中说洪仁玕想尽快说服南京的领袖和外国人合作。他还一再向湛约翰表示前往南京修正太平天国宗教错误的强烈愿望。湛约翰认为,去南京向朋友们传播自己获得的先进知识是洪仁玕多年的愿望,只要他到达太平天国领袖身边,就能从基督教和外国人的立场出发,纠正他们的许多谬误。向太平天国传播他多年来掌握的“先进知识”确是洪仁玕的夙愿。从他到达太平天国后所实行的改革看,纠正太平天国宗教谬误乃是其既有想法,实现太平天国和英美列强的友好往来也表现为他的外交新思维。但这种强烈表白背后,其实是希望港英当局和传教士能够“放行”。在这之前,列强相继派公使团去南京访问,但英国政府采取所谓的“中立”政策,在当时并不允许传教士等非正式使节单独前往南京。洪仁玕的远行确需资助,湛约翰开始坚决不同意。经过反复“表白”,湛约翰同意了洪仁玕的申请,并许诺今后10个月内每月发给他的家人7个鹰洋,背后的经济原因显而易见。不过湛约翰还是观察到,“他的宗教热情和爱国心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洪仁玕“爱国心”的觉醒,他才会在《资政新篇》中表达出对波斯那样“其地实归于别邦,亦恬不为耻”的国家的痛心和羞耻。这些最终促使他毅然投奔太平天国。\r

   二、 太平天国版的英美式基督教国家治理方略

   《资政新篇》分为“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洪仁玕对此分别作了阐述。\r

“用人察失类”置于诸策之首,因为“奉行者”的素质是立法的保障。这里主要讲“禁朋党之弊”,防止君权下夺,所谏之策针对当时太平天国的现实政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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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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