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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海内天国史掠影

更新时间:2019-07-27 23:44:40
作者: 朱维铮 (进入专栏)  

   太平天国于1846年败亡。从此满清朝野说到它,总是一片骂声。

   并非对太平天国的否定,都是谩骂。这个天国的缔造者们,言辞的崇高与行为的凶暴,平等的许诺与特权的森严,恰成反比,越来越使渴望解脱重重压迫的贫民失望。直到民国,苏南农村说到“长毛”,仍然鲜有好话。

   然而检索太平天国败亡前后的满清官私文献,谩骂是存在的。比如痛诋拜上帝会是“邪教”,骂得对吗?当然洪秀全自称上帝次子,杨秀清常演天父附体,都很荒唐,但较诸满清列帝无不自称天子,既尊孔拜佛又特信萨满巫术,谁更荒唐?比如詈骂太平天国制造等级特权,虽不能说错,但较诸满洲不仅坚持八旗权贵生而就有特权,而且将全部旗人都变成寄生群体,以致八旗子弟早就成为社会蠧虫的代称,谁更该骂?

   因此,太平天国走向自我毁灭,是一回事,而满清统治者在谩骂太平天国的同时,不骂自己,或者说得好听点,拒绝“接受历史教训”,相反越发讳疾忌医,又是一回事。这一点,容后别论。

   于是,时过一世,即太平天国败亡后三十年,它的造反史忽然走出尘封的记忆,被人当作辉煌的革命先例,就引人注目。从这个角度重提旧事的,首先是孙文孙逸仙,也即又过一世,被尊为民国“国父”的孙中山。

   相传孙中山少时就自居“第二洪秀全”,后受西式教育,信基督教。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实行全盘西化。遭拒后发愤“排满革命”,秘密组织兴中会,并入洪门任“洪棍”,即后来改称红帮的老大。他屡谋在两广举义,被清廷通缉,因而1903年章太炎便称颂他“揜迹郑、洪为民辟”。 他成为反清革命的盟主,意外地使洪秀全也洗刷了邪教头目的污名。

   民国十四年(1925)孙中山死后,国共两党由合作到分裂,导因之一就是怎么看待农民运动。认定中国革命实质是农民战争的毛泽东,为了证明农民运动“好得很”,向孙中山遗教求助,自然要肯定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他其实不那么欣赏洪秀全。如在皖南事变后,他得知阳翰笙的话剧《天国春秋》借历史映射现实,就批评道:“杨秀清的地位非常重要,掌握天国的军政大权。韦昌辉杀杨是得到洪秀全的支持的,洪秀全有很大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见《毛泽东与中国文学》,页251,重庆出版社,2000。)不消说,他在公开的论说中,对洪秀全总是表彰有加,力倡构造从陈胜到洪秀全的一条农民战争史主线。

   毛泽东早就倡导“革命的实用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毛泽东选集》改为“革命的功利主义”)。那以后按照这个“既定方针”,袭取朱元璋做皇帝后的故伎,拿是否为我所用当尺度,不断给知识分子“洗澡”, 而且水温越来越高,直到鼓动现代的义和团和红灯照,对没有改造好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乱棍交加。而文史学者每每首当其冲。效应当然极好,即如批二胡(胡适、胡风)之后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从业者多半将如何“为政治服务”作为首要考虑,唯恐揣摩圣意有误。

   至于所谓敏感问题,尤其是涉及是否服用西方输入的“精神鸦片”,比如拜上帝会的宗教性质之类,实在回避不了,就宁可“弯弯绕”。前揭罗尔纲的晚年巨著《太平天国史》,所列二十志,首篇“上帝教”,“总说”劈头就强调,拜上帝会是太平天国的宗教组织,“本书记载,在把它作为一个组织看时,称作拜上帝会,在把它作为一个宗教看时,称为上帝教”(该书页651)。据此界定,似乎既往论著大都失误了,因为彼等总说政教合一、假神谕定国是,表征天国历史局限性。这类意见何以不当?我对罗著读来读去,发现其说实在自相抵啎,既欲证明拜上帝会是披着“上帝教”外衣的革命组织,却又力证这个上帝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工具”,“实与基督教不同”,那不等于说拜上帝会与上帝教具有同一性么?于是只好引用元杂剧家的话,形容读后的感受:“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

   我很同情罗尔纲。他把范文澜的半部《中国近代史》,当作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楷模,却信从范文澜力证毛泽东的史论,最与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合拍。他于一九三七年出版《太平天国史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不料引起他的老师胡适不快,批评“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见《胡适的日记》1937年2月21日)。后来他仍与时俱进,在批胡适后特别重视贯彻斯大林、毛泽东都强调的“以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教义。

   难道斯大林主义真是马克思的发展么?例如马克思生前一再指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后来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有题作《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的长篇论文予以证实。然而毛泽东依据斯大林的教条,将所谓阶级斗争观点——“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就叫做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直排本,页1491。)——说成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髓,显然不合乎历史实相。很不幸,范文澜相信斯大林、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源于马克思又高于马克思,还不辞辛苦地据以改写中国史,先立论、后求证。他早年的朴学训练,使他重视言必有据,但既然入以论带史的窠臼,著史的总趋向,只可能是要材料强就我笵,逻辑与历史不相应。罗尔纲追步范文澜,考史很细,构建体系却务必体现农民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乃至陷入辩护论,也招来左右夹击。是以我为罗尔纲惜,呕心沥血四十年,作成的《太平天国史》,根基很深,而搭盖的楼层经不起风雨。

   由此又不得不说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另一面。近些年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异说迭出,越来越趋向对它否定。有歧见是好事,如马克思所说,“真理是通过争论确立的”。但前提应是厘清历史实相,也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可惜近年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异说,或斥其信仰为“邪教”,或骂它破坏文化为“焚书坑儒”,或谓它不配称作“农民战争”,却都止于詈骂,所谓论证都不过按照非此即彼的直线逻辑,你说是而我说非。那底蕴还在趋时,或者说跟风。难道揣摩风向,就算“与时俱进”吗?假如真信由汉河间王到清钱大昕都强调的治学必须“实事求是”,那么空言说史与臆度注经,同样破坏无征不信的传统,用曾经时髦的话说,适足以“添乱”而已。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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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读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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