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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正龙:文学反映论:缘起、争论与前景

更新时间:2020-08-21 08:27:56
作者: 汪正龙  

   内容提要:反映论与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兴起有关。文学反映论从整体上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一种认识活动,20世纪在苏联、东欧、中国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模式,也经历了曲折的演变历程。文学反映论既有局限性,也包含一些合理因素。在反思反映论的同时需要对反映论的历史功过以及列宁的反映论进行全面的评价,并对文学反映论的前景进行重新思考。

   关 键 词:反映论 认识论 生产论 创造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17ZDA269)。

   作者简介:汪正龙,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文学反映论导源于哲学反映论,主张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是一种曾经在苏联、东欧和中国影响很大的文学观念,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一种模式。如何评价文学反映论的历史功过近年来在学界有很大的争议。本文拟对文学反映论的缘起、演变、争论与前景做一番考察。

  

   一、反映论的缘起及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表现

   提起反映论,人们常常把它和模仿论联系在一起。其实反映论虽然与模仿论有关联,但主要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产物。古希腊的模仿论在大的方面不同于反映论。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对人的行动、性格和感受的模仿,而模仿是人从孩提时代就具有的本能,但是亚里士多德同时又把文艺的模仿和认知联系起来,认为我们观看逼真的模仿会感到愉快,是因为我们在求知、在推理①。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批判了其师柏拉图的模仿论,认为模仿可以通过个别表达一般,“对理念进行模仿,是怎么一回事情呢?用不着去模仿另外的东西,相似的事物照样可以存在和生成……模式和模仿品是同一的。这样看来,实体不能离开以它为实体的东西而存在”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模仿以认识论的色彩,或者说,模仿或多或少具有反映的因素。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从总体上又不能归结为反映论,因为在他那里,模仿主要是一种行为,还带有社会学或人类学因素,例如他在《尼各马罗伦理学》中写道:“坏人的友爱是坏事(因为他们做事情不稳定,又共同地做坏的事情,他们会在相互模仿中变得更坏)。”③

   应该说,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兴起促成了反映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暗示了理智是心灵之眼,“真正说来,我们只是通过在我们心里的理智功能,而不是通过想象,也不是通过感官来领会客体”④。在洛克那里,人类的知识以经验为基础,没有感觉、经验之前的心理状态是“白板”(tabula rasa),知识揭示的是人和对象的关系,“知识是由于一种特殊的镜式本质而成立的,而镜式本质使人类能够反映自然”⑤。这种对镜式本质的追求正是文学反映论的哲学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古老的模仿论慢慢向反映论转化,例如,启蒙运动时期狄德罗的文艺观就具有反映论的色彩,“艺术中的美和哲学中的美有着共同的基础。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判断符合事物的实际。模仿的美是什么?就是形象与实体相符合。”⑥

   马克思的学说与反映论有一种复杂的关系。应当说,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里面包含了反映论的因素,这一点特别体现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中。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此书提及反映的地方不下二十处,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的性质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而社会存在的变化也表现为社会意识的变化,“人们是什么,人们的关系是什么,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马克思还批评青年黑格尔派“这些哲学评论家们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的贫乏”;“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⑦。但是马克思认为反映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比如在谈到近代的享乐哲学时说:“享乐哲学是随同封建主义崩溃以及封建地主贵族变成君主专制时期贪图享乐和挥金如土的宫廷贵族而产生的。在宫廷贵族那里,享乐哲学还保持着那种反映在回忆录、诗歌、小说等等中的直接的素朴的人生观的形式。只有在革命资产阶级的某些著作家那里,它才成为真正的哲学。这些著作家一方面按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生活方式来说是同各种宫廷贵族有关系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赞同从资产阶级的较一般的存在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较一般的资产阶级思想方法。”⑧马克思又认为社会意识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实践沟通主客体,包含了对反映论的突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社会结构分为四个层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形式都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形式”⑩,它们受到特定生产方式的制约。虽然马克思把艺术归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但是当马克思谈论艺术创作时,常常不是运用反映论,而是用生产论,从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艺术视为生产的“特殊形式”(11),到晚期的《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等,基本都是如此。这是尤其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

   就哲学基本倾向而言,恩格斯其实更明显地表达了反映论思想。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12)恩格斯的反映论思想是苏联、东欧反映论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从基本的理论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批评传统中的反映论是由列宁奠定的。列宁在与马赫主义者论战的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论证了物质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的反映论。他说:“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但是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13)我们看到,这个物质定义,包括此书对反映论的论证忽视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人的意识对客观实在的反作用,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列宁不仅从哲学上论证了反映论,还运用反映论进行文学批评,例如对托尔斯泰的评论。他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14)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还明确地把反映论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认为托氏的创作“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15)。这就使文学反映论、唯物主义认识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挂起钩来,影响到苏联、东欧及中国的文学反映论以及文艺批评模式建构。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虽然部分继承了列宁的反映论,但是他凸显了文学反映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强调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6)。因此,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反映论。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传统中的反映论问题

   虽然列宁奠定了反映论的基本理论框架,但是文学反映论在苏联的兴起和繁盛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和曲折的发展过程,其中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与卢那察尔斯基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再现说也是文学反映论的一个重要源头。别林斯基说:“诗歌是现实的再现。它不虚构现实所没有的东西。”(17)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则提出:“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生活中引人兴趣的一切事物;说明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18)由于苏联建国后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不恰当地抬高为马克思主义之前人类思想的高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再现说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文学反映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直接继承了恩格斯的反映论,开始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理分析文学作品,例如他在评论易卜生的戏剧时说:“文学和艺术是社会生活的镜子……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19)在评论俄国古代民谣时他又说:“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问题在于这种歌词中反映的生活,乃是农民的生活,而不是猎人的生活。”(20)应该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再现说和普列汉诺夫的反映论突出了客体的优先性和主体对客体的摹写,还带有明显的机械唯物论的色彩。其后,作为苏联文艺界的早期领导者,卢那察尔斯基也大力倡导反映论,“艺术反映生活,组织这种反映,在生活的现实中和生活的期望中把生活理想化,或者直接修饰日常生活,从而组织日常生活”(21)。当然,作为一个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完全等同于现实主义或者反映论批评。一方面,他把马克思主义批评归结为社会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既从其中或多或少现实主义地反映一定的生活情况(这方面文学将提供丰富的材料)的观点,也从其中所反映和说明作者个人及他所代表的阶级,以及他主要为之写作的那个阶级通过作者个人所反映和说明的那些倾向、那些情绪、那些理想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艺术作品。”另一方面,他也留意到艺术自身的规律:“他对文学感兴趣的,可以不是其中反映着生活的完全独特的镜子,而是独立的社会现象,就是自问:在艺术中对语言的需要是怎样产生的,这种语言艺术是怎样反映的、怎样发展的,它如何作用于社会,就是说在社会中起着什么作用?”(22)也就是说,文学既有对现实的反映问题,也有艺术表现的特殊性问题。这说明,当时的文学反映论还处于学术探讨阶段,还没有完全被教条化。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占据统治地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把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阐发的反映论简单化、绝对化,例如初版于1939年的《简明哲学词典》将反映论定义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根据反映论,人的感觉、概念和全部科学认识都是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的反映”,并认为这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23)。与此同时,苏联文艺界大力推崇现实主义,并把现实主义与反映论联系在一起,如杰尼索娃在为苏联百科全书撰写的“现实主义”条目中,认为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与“力求通过艺术形象来真实地反映生活、反对各种各样的歪曲和虚伪性的斗争相联系的”;“无论是客观内容或多种多样的生活形式,现实主义都是力求真实地去反映的”(24)。这种文学反映论把文学归结为单纯的认识活动,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在1934年的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规定为苏联作家的创作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淡化了文学的写实性诉求,强化了从思想上改造与教育劳动人民这一社会政治功能,如同高尔基所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有反映劳动实践所产生的各种社会主义创造的事实时,才会在文学中出现。”(25)表现在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被置于反映论之前,例如苏联1948年出版的权威文学理论教科书——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写道:“在阶级社会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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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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