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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正龙:本质追寻和根基失落

——从知识背景看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

更新时间:2015-07-17 00:29:25
作者: 汪正龙  

   1.我们今天所谓的中国或西方文学理论,就其学术思想构成来说大致有两种存在形态。第一种是哲学家从各自哲学思想出发对文学和与文学相通的审美现象所作的理性概括,可称为艺术哲学,哲学与文论运思方式一致,颇具抽象性与个体性。西方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克罗齐、海德格尔、阿多诺等,中国古代的老庄、孔孟、朱熹、叶燮、王国维等的文论即属于此类;第二种姑且称为诗学,它依托于文本分析,是批评家或文学史家把文学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所形成的较为单纯的关于文学的知识系统。西方历来就存在着所谓范本与规则诗学,它致力于确定范本,总结经验,提取规则。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布瓦洛、戈特雪德、施泰格尔等的文论可作为代表,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路数,中国古代的大量诗论、文论亦可作如是观。此派文学理论由于和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关系特别紧密,在西方有时干脆被称为“文学科学”或“文学批评”。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和弗莱《批评的解剖》就直接以“批评”为各自的文论著作命名。中国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情况与之相近似。

   从著作史角度看,根据现有材料,俄国形式主义者托马舍夫斯基的《文学理论》(1925)是现代较早用“文学理论”的名称指称原属于诗学范围的关于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研究著作,而广为流传的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1942)则视“文学理论”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工具”,“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1],算得上现代诗学理论的佼佼者。饶有兴味的是,略早于该书的柯林伍德的《艺术原理》(1938)也差不多用同样的名称称呼其艺术哲学著作。最近几十年西方诗学和艺术哲学两大文学理论形态在相互靠拢。艺术哲学渐渐淡化纯理性思辨,开始注重从当代艺术的运行实际中概括出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如迪基的“惯例”论;与此相对应,诗学则从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成就中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比如近年来欧美流行的所谓文化批评,一面与比较文学、文学史、文学批评融为一体,一面又呈现出与哲学、历史、心理、政治、社会、文化等人文社会学科和各种边缘化社会运动合流的趋势,就其泛文化文本分析的操作方式看,可视为艺术哲学与诗学理论的某种结合形态,如新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等。

   由此可见,文学理论有两条基本的知识形成路径,即:依托于多样哲学思维的自上而下的哲学—艺术哲学,和受益于文本分析的自下而上的文学诗学—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大体说来,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形态是艺术哲学,而在现代西方诗学理论则居于压倒优势。

   或许是基于文学理论对文本分析或哲学思维的依赖性,西方迄今没有独立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专业甚至学科,在我们看来的所谓文学理论,被置于比较文学、文学史或哲学专业进行研究。应该说,这样做体现了文学理论对上述学科的整合特征,也有利于文学理论内部的良性分化。

   2.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一般笼统地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它的基本理论构架来自苏联,其主要理论资源是列宁的意识形态一反映论、马恩和近代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以及后人的阐释。应当说,进入八九十年代之后,伴随着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当代文论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不但某些原有问题的探讨有所推进,还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尤其在文学批评方面思维与范式均有较大的进展。但若从学科建设的宏观角度着眼,当代文论的总体思维模式和理论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变:单一的哲学思维和审美规范削弱了文学观念的丰富性和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特性;匮乏的文本分析造成理论、批评、创作和文学史研究的多维断裂,使当代文论难以形成有效的话语运作规则和知识构建方式;文学理论著作反复出现无个性的结构性雷同,缺乏知识增长性。

   当代文论的存在形态类似艺术哲学,却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哲学:它是从一个统一的形而上的预设前提—列宁的意识形态一反映论出发推演出关于文学的全面的理论体系。列宁把在马、恩那里原本作为否定性概念使用的意识形态(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改变为一个描述性的中性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队伍中去。列宁还着重申明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唯物、唯心两大哲学派别斗争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他并要求艺术家了解正在发生的革命,正视革命进程提出的历史的任务,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2]这样,唯物的哲学反映论、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革命学说、现实主义的美学规范和意识形态理论便达到了一致。列宁的上述理论奠定了苏联文学理论的主体框架。我国通用的教科书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就体现了上述四个方面的统一,颇能代表当代文论的思维理路。首先,它从艺术是用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的思想形式的意识形态属性出发,引申出文学的阶级性、党性、文学的上层建筑属性,文学对政治的依存性、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其次从哲学认识论的反映论入手,认为“创作过程是对生活的艺术的认识并表现的过程”,[3],从而作出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中如何反映现实的科学的学科定位,由此铺陈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正统性和文学的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后者又通过意识形态的个体化形式—世界观对生活对象选择与描写的决定性(“进步的思想立场和世界观使作家能够正确地认识现实生活,也就能够在作品中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4],与形象性—认识性、真实性—社会本质真实、典型性—社会集团特征的推论思路铆合起来,指向文学的意识形态一反映论本质。这种思维方式和论证框架至今还有很大影响:以意识形态一反映论为哲学依据、以现实主义美学规范为理论构架的文学理论仍然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主要模式。

   3.这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本’质主义的思维特征。其一,它认定语言与其表述的对象没有间隔,凭借对社会生活本质的客观描写,文学可以通过艺术形象显现真理,用它所赞同的别林斯基的话说,“在真实的图画里面显示”,[5]社会真理;其二,它把列宁提出的作家要反映时代社会的本质方面的“本质论”与所谓的客观现实生活相扭结,以图沟通个体与历史、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现象的东西作为规律性的东西呈现出来,一般的东西凸现于个别事物之中,达到客观社会生活及其本质妙合无垠的表现。事实上,文本世界是一个相对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它与外在实体的关系具有含混性,能指常常只涉及其他能指,并在其相互关系中产生艺术意味,而不必应对外部世界。这类现实主义理论则把艺术的表象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相类同,把艺术意味与社会运动的认识本质相类同。它吸取了近代现实主义的某些范畴如形象性、真实性、典型性和摹仿一再现理论,又撇下近代现实主义所标举的形象与个性的丰富生动性及再现社会生活的巨大容量,而对上述范畴加以本质化改造,高张共性、必然性和社会政治理想。

   文学的形象性在这套现实主义话语系统中相对位居次要的位置,艺术形象仅仅是显示社会真理的表象,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本质才是文学的基本特征。为了体现本质它较为看重表象生活的设置,致力于张扬重大题材、工农兵斗争生活,压制对日常生活、普通小人物悲欢离合命运的描写,作家独有的艺术感觉、生命体验和文体风格被当作意义的从属等级不为重视。真实性则位列承上启下的中间层次。按照这套现实主义话语体系,真实性有下述的涵义:客观性、现实具体性、合理性与完整性。客观性是作家对待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的态度的体现,要求以客观的社会生活为艺术描写对象;现实具体性指生活表象描写应当以生活本身的直观形态呈现于读者面前,要求有意义的细节描写,具备艺术的似真性;合理性是把艺术品对社会真理的形象显现与社会真理本身相对照,看两者是否相互符合;而完整性衡量的是社会真理在某一部文学作品那一段相对完整的客观生活描写中与显现之的艺术形象体系交融契合的程度。真实性作为以具体个别的感性生活显现社会真理所达到的程度,似乎内在地实现了艺术时空的二度转换。从时间上说,通过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揭示革命运动的实践性与理想性,把指向未来的社会实践及其理念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形态加以展现;从空间上看,它舍万变而取一宗,把社会革命运动当作艺术的中心表象加以彰显。其结果社会政治理性充当科学理性取代了艺术自身的意味。

   典型性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叙事的最高境界,是以生动鲜明的个别艺术形象充分地表现社会普遍性,既具有突出的性格特征又具普遍的社会意义的人物形象就是典型人物。典型人物是个性与共性、现实与未来、生活与真理的完美结合。是深刻揭示出一定时期社会生活本质以至历史发展趋向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因为把典型化理解为将现实生活材料提升到普遍的、类本质的高度,典型化往往被看作概括化、本质化,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常沦为以个别形象为外显,以探层理念为内核的类型化人物。至于摹仿一再现理论更是有意识地被纳入本质化轨道,以着意发掘和展现社会运动的超验结构和规律为本。

   在这个改造过程中,近代现实主义和马、恩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遭受了损害。近代现实主义虽普遍看重文学的认识功能,但除深受黑格尔影响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艺观之外,均推崇艺术的独创性和个性化人物创造,通过对艺术想象经验的原形化叙述,表现各种现实关系。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当代性和历史感为准的,故而高尔基说,“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6]现实主义的典型性是在人与社会的多样统一中把握社会关系的丰富复杂性,而并非只是一个劲地向理念和未来倾斜。对现实主义的本质化规定对于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本质化、理念化倾向和曾经流行一时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塑造模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可否认,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以认识论哲学思维为依据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但把马、恩的文艺观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悉数归结为上述现实主义,惜守“古典遗产和革命之间的一致性”[7],以十九世纪经典现实主义的眼光分析和评判纷繁多变的文学现象,在各种文学思潮和美学风格争奇斗妍的二十世纪,当代文论日益与时代相隔膜,丧失了理论发言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无对象的言说。

   4.今天已经不难看出当代文论预设前提和论证逻辑的空虚性,其中很多推理包含着既无理论依据,又无经验凭据的先验偏见。只有重新勘察其思想前提和论证程序,并代之以更为恰当的前提与论证,当代文学理论方能获得实实在在的进展,然而探究造成上述局面的缘由却殊非易事。苏联政权巩固后的意识形态重建和无学术规范的政治化人文社会科学设置是外在原因。据卢卡契回忆,当时人们不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社会政治经济理论,还视之为“一个广博的世界观。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也必定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它既不是从康德那儿,也不是从任何别的地方继承而来的。”[8]凸显马列主义与别种学说的异质性,从经典作家著作中推导出以马克思主义为名号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时成为热潮。苏联第一部通用文学理论教科书—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其首要任务被规定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教化:“如何用苏联文学作品对民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并且如何把人类储藏在文学里面的巨大精神食粮尽量输送给最广泛的群众”,[9]。大学语言文学系的文艺学专业也由此在四十年代末诞生了。文艺学专业下辖三个学科: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因为文学理论体现了对文学各学科作出一般理论概括并给予指导的导师姿态,又由于文学批评缺乏自治性,前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文学理论事实上被等同于“文艺学”或“文艺学概论”,缺乏有效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以为支撑。

同样的事情在历史境遇相似的新中国再一次发生。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真理自居,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既主宰了人们的行为,又产生出诸多假设性的普遍范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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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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