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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正龙:谈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批评

更新时间:2015-07-17 00:28:14
作者: 汪正龙  

   一、作为社会文化批判概念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概念首创于法国哲学家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的《意识形态的要》(四卷本1801—1815)一书,其法语词“idéologie”可以直译为“观念学”。在托拉西那里,意识态是哲学上的基础科学,它致力于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性质。拿破仑执政时期,在托拉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主张共和的“意识形态家”(idéologues)团体,他们相信只有理性不是暴力才能解决社会重建问题。拿破仑在否定的意义上嘲笑这些人为“不切实际的”空谈家。

   马克思是继托拉西之后重点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思想家。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创德语词“Ideologie”(意识形态)概念,把意识形态看做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形式。马克思认为,之所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因为占据了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资料的生产。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掩盖或扭曲现实关系,在整个社会生活里完成一种特殊的欺骗或神秘化功能,为既有的社会秩序服务。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并万古长存,总要制造各种各样的幻想,把自己打扮成全体民众的代表,“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维护现行统治的虚假的思想体系,或者说是使得社会控制关系合法化的某种固有的、非透明的逻辑程序。它具有虚假性、实践性、整体性和阶级性,反映了一定的物质状况和阶级利益。意识形态概念与异化、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等相关概念一起,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政治文化批判的核心范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社会结构分为四个层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形式都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形式”[2],它们受到特定生产方式的制约。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3],与物质生产常常存在不平衡关系。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包含了两种大相径庭的意义,“一方面,意识形态是有目的,有功能,也有实践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似乎仅仅是一堆幻象,一堆观念,它们已经与现实没有联系,过着一种与现实隔绝的明显自律的生活。”[4]实际上,这正是意识形态的两面性,即一方面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方式有着对应关系,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

   由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人们的思想意识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其物质生活状况和利益相联系,后来列宁便强调意识形态与生产方式的对应性,将在马克思那里主要作为否定性概念来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改造成描述性的中性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也从其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意识形态是“用来表示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以及世界观和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正因为“一个对历史怎么看,怎样从特定的事实解释全局都有赖于这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因此,“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因素是这样发现的:政治思想与社会生活在整体上紧密联系在一起。”[5]

   自葛兰西之后,西方意识形态概念在含义上开始从抽象思想体系向日常体验和话语实践层面转化。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认为意识形态是“含蓄地表现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常识和民间传说等,它能“‘组织’人民群众,并创造出这样的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行斗争。”[6]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认为正是意识形态创造了主体并使他们行动。他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便也同意识形态问题息息相关。他之所谓“霸权”意指统治的权力赢得它所征服的人们赞同其统治的方式,也就是说霸权的实现是一个协商和获得共识的过程。霸权包括意识形态,但涵盖了国家机器以及介于国家与经济中间的机构如新闻媒体、学校、教会、社会团体等范围。根据葛兰西的观点,赢得霸权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确立道德、政治和智力的领导,其办法是将自己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社会的构造,从而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社会的利益,“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敌对集团,它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7]也就是说,国家的统治表现在由军队、政府、法律机关构成的政治社会和非强制的市民社会,后者行使着文化霸权的功能。阿尔都塞更是把意识形态普遍化,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存在于特定社会历史中“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类通过并依赖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中体验自己的行动”[8]。意识形态是对生存条件的想象的反映,规约并支配着每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正因为意识形态是对幻想现实的反映,它便不同于作为真实现实的反映的科学,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功能。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他借鉴了拉康关于镜像阶段的婴儿如何通过身份确认而形成自我的精神分析理论,指认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像性关系的一种表征”,并且认为“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物质性的存在。……一种意识形态永远存在于一种机器及其实践中。这种存在是物质的。”[9]意识形态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想象性关系而作用于主体,参与主体的建构过程,因此,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是无形的,甚至无意识的。受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影响,美国伯明翰学派从威廉斯开始,便摈弃了过去那种将文化当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骗局的简单化的说法,把意识形态看作“意义和观念的一般生产过程”[10],意识形态成了社会多元决定中的思想观念的生产形式。

   虽然意识形态概念发生了从作为“思想体系”到作为被体验的、惯常的社会实践的含义转变,但从整体上看,它仍然具有相当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色彩。在葛兰西、阿尔都塞那里是这样,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也是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继承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将意识形态看作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形式。他们所说的意识形态除了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政治、道德、法律、艺术等领域之外,甚至还涵盖了科学技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副标题就是《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在该书中马尔库塞宣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思想、文化、技术、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并使艺术整合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之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励人们尽情享受生活,并使其思维同质化,压制了人们内心中批判性、反抗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也同一般意识形态一样,具有工具性和奴役性,因此科学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使统治合法化的各种思想意识的运作机制与程序。

   晚近西方意识形态学说依然一方面重视意识形态的日常性和体验性,一方面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在《意识形态导论》一书中,伊格尔顿列举了意识形态的16种含义,从“社会生活中意义、符号、价值的生产过程”、“特定社会群体或阶级的观念体系”、“有助于使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力合法化的虚假的观念”,到“必要的社会幻觉”、“个体与社会结构相联系必不可少的中介”等等。不过,伊格尔顿承认,意识形态“通常指的是符号、意义和价值观用以表现一种支配性社会权力的方式,但是,它也能够表示话语和政治利益之间任何意味深长的连接。”[11]按照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的观点,意识形态的实质是某种真理外表下所暗含的社会控制内容与其表述者主观立场之间的联系方式。[12]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重点便是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的控制形式,“意识形态并不仅仅向人们提供用于指导世界观的信仰体系,它还在各种社会行为者创造其赖以生存的知识世界的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此外,意识形态还能掩盖或转化存在于行为者体验的社会现实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互相竞争的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由此而形成社会现实中的集体意识。……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构建和重建社会的一种方式,而个人意识和这一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3]  

  

   二、作为文学批评范式的意识形态批评

  

   早期的文学意识形态批评常常关注文学的社会政治内容,或者说,关注文学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之后,最早将审美与文学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人物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沃罗夫斯基。他1910年在《马克西姆•高尔基》一文中,在否定的意义上批评高尔基的《母亲》中对无产阶级人物的描写表达的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是对生活作出诗意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意识尚未成熟的幻想化的表现。[14]可见,沃罗夫斯基是将意识形态看做关于现实的歪曲了的表象。其后,波兰美学家英伽登1937年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一书里,提到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意义。他把文学作品的意义层面区分为语音层、意义单位层、被表现的客体层、图式化方面层与形而上学层,并认为,如果我们阅读作品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客体层次上,它们在‘意识形态’意义以及审美相关价值的复调性方面就显得非常空洞和贫乏。”[15]他这里的意识形态意义实际是指文学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和读者对作品所作的社会政治解读。

   普列汉诺夫说过,没有一部完全缺乏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如果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同意齐泽克的观点,把意识形态当作某种真理外表下所暗含的社会控制内容与其表述者主观立场之间的联系方式,那么,不仅法捷耶夫歌颂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反法西斯战争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是意识形态性的,连索尔仁尼琴反对苏联斯大林体制对无辜人的镇压的《古拉格群岛》也是意识形态性的。列宁之所以称托尔斯泰为1905年“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16],是因为他从托氏创作的作品中看到了宗法制俄国社会的特点与宗法农民的思想体系,从而指出了俄国革命者研究托尔斯泰的必要性。因此,社会政治、道德对文学的渗透与制约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影响文学的表现。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主要是社会政治、思想观念对作家创作的渗透和某种文学体制对文学发展的规约。作家生活于一定的时代,各种哲学的、美学的、道德的、政治的、宗教的观念必然同作家产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哲学观、美学观、道德观、政治观、宗教观等会直接间接地在作品中表露出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如杜甫的作品便有浓厚的忠君思想,清代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所渲染的名教纲常、荣华富贵、一夫多妻等思想,无不表露了封建的意识形态观念。麦尔维尔的《白鲸》中流露的白人种族优异论和对美国式民主的称颂使其打上了美帝国意识形态的烙印。

其次,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还致力于勘察和辨析文学的意识形态意义与其实现之间的关系。作品建构的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文本空间,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有可能与作品现实的意义表达效果之间出现差异或不一致现象。乔纳森•卡勒说,“语言既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宣言——是说话者据此而思考的范畴,又是对它质疑或推翻它的基地。”[17]恩格斯在1888年《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认为“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恩格斯曾经以巴尔扎克为例,指出他的同情心虽然是在贵族一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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