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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正龙:文艺学研究三十年

更新时间:2015-07-17 00:32:22
作者: 汪正龙  

   一、认识论文艺学、审美论文艺学与文化研究:新时期文艺学的发展轨迹

   解放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认识论文艺学在我国居于主宰地位,其标志为文艺反映论。新时期文艺学厘清了文艺反映论的两个来源。其一是前苏联文学理论教科书沿袭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主张,认为文学要再现生活,描写生活,这种说法把反映理解为文学对生活的从属关系,忽视了文学的创造本性,带有费尔巴哈旧式唯物主义的痕迹;其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学是植根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式的主张。在建国以来的文艺学研究中,人们常常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表述简单化地理解为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导致对“写本质”的强调。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人们对反映论提出了质疑,认为文学的本质应该是创造,是表现。而且从文学的性质和功能来说,反映论也过于狭隘。“单纯地从认识论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把文学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当然没错,但是,……对文学本质的规定,还可以从其他角度,例如,从哲学角度来看,文学是克服异化,使人性暂时获得复归的一种手段;从价值学来看,可以说,文学是人的人格和思想感情的表现;从心理学来看,可以说,文学是苦闷和欢乐的象征,是人的内心活动的升华;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在特定时代环境中,也可以说,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只是暂时的);从审美的角度看,它是有缺陷的世界的一种理想之光。”因此一些学者主张用审美反映取代反映论的说法。童庆炳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论断只是阐明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而不是特殊本质,“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审美是文学的特质。”钱中文也认为,反映论作为一种哲学学说,应用于说明文学容易导致把创作的源泉与对象相混同。从源泉上说生活是源泉有它的道理,但文学的对象则不能说是生活,而是主观性的心理现实,所以他认为“在文艺理论中,要以审美反映代替反映论。”这样,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艺反映论慢慢过渡为审美反映论,但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反映论或认识论文艺学的基本框架。

   80-9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被介绍到我国,审美、形式、虚构渐渐被视为文学的内在性质。而随着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和形式美学研究的兴起,审美论文艺学逐渐替代了认识论文艺学。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钱中文、童庆炳等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和倡导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说,该观点是对他们先前提出的审美反映论的推进和发展。钱中文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看成审美性的表现,“因为文学的审美特性并非外加,它是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固有的本性,它来自文学的独特对象、创作主体和把握它的特有的方式之中。没有审美特性,根本不可能存在文学这种意识形态,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过是文学审美特性的一般表现。”而童庆炳则将“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融合结构,“现实的审美价值具有一种溶解和综合的特性,它就像有溶解力的水一样,可以把认识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等都溶解于其中,综合于其中。”从他们的论述当中不难发现,审美意识形态这个说法,是以对人类意识向审美意识的发展和对文学的审美属性的指认为核心的。从精神实质上看,审美意识形态论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和形式主义的审美形式批评,包含了把文学的审美属性和人文社会属性加以统一的理论旨趣。它和同期兴盛起来的叙事学、文体学、文学语言研究等形式美学研究交相辉映,标志着我国当代文艺学从认识论文艺学向审美论文艺学的迈进。

   90年代至今文化研究的兴起,是文艺学研究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这一方面与晚近西方学术的综合化趋势对我国学界的影响有关,同时也与90年代以来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的兴起、社会文化问题的凸显有关。文化研究在中国刚开始的时候,其论域还只是后现代主义研究、大众文化等有限的话题。21世纪以来,广告、时尚、全球化、现代性、知识分子、新兴媒介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都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之一陶东风认为,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发展,审美已经超出纯艺术/审美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如今,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而“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突出问题之一表现在不能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尤其是大众的日常文化/艺术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他指出,文艺学对审美自主性的坚守,使之无法应对文化与艺术的市场化、商业化和日常生活中的泛文艺/审美现象,这正是当前文艺学的困境所在。文学理论必须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进行越界与扩容。金元浦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文学的各种相关要素在不同时期的组合是不同的,20世纪是文学重新划定边界的世纪,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学科的越界、扩容、交错与重组,因此“文化研究”就成了文学理论适时而出的学术策略。而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朱立元等人坚持用审美主义或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说明和解释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和审美经验。童庆炳认为,文学理论研究的边界固然要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地变化,但不能脱离流动的文学事实、文学经验与文学问题。王元骧认为,审美主义是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进程的一部分。他强调审美维度与文学审美研究的重要性,反对把审美与感官满足与享受等同起来。朱立元承认我国文艺学确实对中外文学新思潮、新特点有所疏离,对信息时代的大众文艺、网络文学研究不够,当代文艺学的革新和建设要从研究文学现状和文学问题入手,但是西方文化研究本身极其复杂,在西方已呈衰落之势,“引进文化研究理论是无的放失,并没有针对文艺学的现实问题。”文艺学研究无须也不应该放弃文学问题。有人甚至从话语权的转移与争夺来看待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艺学的边界之争,因为老一辈学者多以文学研究为主,“毫无疑问是该场域中‘文化资本’雄厚的人。”

   就文学研究而言,中青年学者既然在学术积淀、知识累积上无法与中老年学者相比,便瞩意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兴盛涉及到先到者与后来者在文艺学场域中的力量分化、对比与转换。可见,传统的以文学为依托的文学理论研究与90年代以来偏重文化研究的“泛文艺学”研究冲突日益加剧,文艺学研究队伍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即分裂为坚守以文学研究为中心的学者群和倡导、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群两个相互冲突的阵营。文艺学研究在整体态势上有从认识论文艺学,到审美论文艺学,再到文化研究的趋势。

   文化研究扩大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从文学与多种文化现象的相互作用的现实境况中不断地激活理论,生长问题,给中国文艺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文化研究漫无边界的跨学科化又有消解文学研究的危险,更对审美论文艺学所固守的关于艺术静观、非功利的自律性美学原则构成了挑战。中国的文化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引进,反本质主义思维流行的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展开的,呈现出明显的反基础、反预设的解构倾向,其发展前景难以预料。

   二、范式革命:观念和方法更新中的文艺学研究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曾经提出过科学研究的“范式”概念。从库恩的具体论述看,所谓范式大致包括两个层次:科学研究活动的世界观、理论和方法、工具。他认为科学革命就是范式的革命,“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如果把库恩的范式比做文艺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的话,可以说,建国头30年,文艺学观念和方法比较单一化,认识论文艺学和极左的工具论文艺学以及与之对应的研究方法长期在文艺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制约了文艺学的发展。改革开放30年,对各种思想禁锢的突破,新思潮、新学术的引进,解放了思想,实现了范式的转变,即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多样化,促进了文艺学研究的繁荣。

   新时期文艺学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于对先前文艺学范式的再思考。在认识论文艺学中,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成为关注对象,现实主义成为基本创作方法和美学规范,常常与唯物主义反映论、政治上的进步、以现实为对象、艺术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写真实也被视为现实主义文艺的基本原则受到肯定和强调。周宪认为,19世纪现实主义和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思潮有关,推而言之,和朴素实在论有关,即强调事物独立于主体心灵之外的客观实在性和主体与客观事物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而20世纪心理学的进展,科技革命的新挑战,推翻了这种绝对客观性、真实性的信条,即便是现实主义文学,也只是追求有限的客观性,即泛客观性。在朱立元看来,真实性不唯现实主义文学所独有。他主张从多侧面、多角度看待真实性问题,认为真实性涵盖了不同的层次,虽然是对艺术的普遍要求,但在不同的艺术类型中又有不同的表现。艺术真实既体现了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与反映关系,更体现了创作主体与客观社会生活、鉴赏主体与鉴赏对象之间的审美关系。(15)上述见解动摇了认识论文艺学及与之相伴随的现实主义、写真实的范式认知模式。而工具论文艺学则与认识论文艺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把文学反映生活理解为反映本质(时代本质、社会本质、阶级本质等)时,认识论文艺学很容易蜕变为工具论文艺学。解放以来,尤其是极左思潮盛行时期,我们倡导“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要求文艺反映和描写阶级斗争。这种“工具论”将文艺等同于政治,取消了文艺的人文属性与审美属性。1979年初,《戏剧艺术》发表陈恭敏的文章《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文,在肯定反映论的前提下,率先向工具论反难。其后,《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指出工具论忽视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没有反映文艺的特殊规律。由此引发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现在看来,由于当时急于破除旧的范式,该讨论虽然对批判极左文艺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角度还比较单一,未能清晰地区分个人政治、群体政治和国家政治在文学中的体现,对文艺与政治的多方面的复杂关系理解得不够全面。

基于对认识论文艺学和工具论文艺学范式的弊端的意识,新时期文艺学发展在离弃先前范式的冲动作用下,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艺术成为最受青睐的文学观念。前者在人性、人道主义讨论和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中得到体现,后者在文学研究方法论探讨和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建构中大显身手。1979年至80年代初的人性、人道主义大讨论肯定了人性、人道主义及其对文学的积极意义,使人们认识到人性与阶级性不能等同,人性大于阶级性,文学常常倾向于表现“共同人性”。如同钱谷融所说:“文学既以人为对象,既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就应该发扬人性、提高人性,就应该以合乎人道主义的精神为原则。”“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基础。”钱中文认为,这场讨论的一个结果,是多数学者认识到除了阶级性之外,还有共同人性。问题不仅仅在于承认共同人性,还在于如何描写和评价共同人性,“只有那些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健康的、符合生活逻辑的人性共同形态的作品,才能给人以审美享受。”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以“自我实现”为特征,突出“内宇宙”的自我需要和情感活动,高度重视人的精神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提出文学应该成为“人的心灵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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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 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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