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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华:黄帝、黄老与道家正统

——早期道家思想源流论略

更新时间:2020-07-19 21:24:22
作者: 高新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晚周之际,黄帝成为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的依托对象,而思想史上依托黄帝立说,影响最大的还在道家,其在战国秦汉之际,则以黄老为称。黄帝黄老学派的依托对象,而黄老学之实质,则既非老学,更非黄学,而是类似于魏晋玄学的、兴盛于某个历史时期的独特思想流派。至于道家源流中,黄老、庄周,孰为正统,谁是旁出,人们则多受以今例古的惯性思维所左右,想当然地认为庄子是纯粹的道家,是嫡系正统。本文认为,就黄老、庄周各自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情况来看,结合战国秦汉之际的社会现实,应该承认,作为黄帝思想在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黄老思想才是道家思想的正统,老庄并称、庄子思想成为道家主流的情况,是魏晋玄学兴起以后才出现的。

  

   【关键词】黄帝;黄老;老庄;道家正统

  

   黄帝思想是极其庞杂的。黄帝本是传说中的帝王,即黄帝其人之有无尚待证明,而即便果有其人,其时尚无文字,整个社会的思想也不会太复杂,故真正的黄帝思想也不会太复杂。但今日所能考察之黄帝思想则极庞杂,诸子百家,医卜星相,阴阳兵法,莫不有黄帝的影子。说到底,这些所谓黄帝思想都应是后世,主要是战国秦汉以后的学者依托黄帝之所造作。在这庞杂的黄帝思想之中,在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宗,似应属道家者流。而在战国秦汉之际,此派思想则是直接以黄帝为名的黄老之学。

  

   黄老思想在战国秦汉之际极为兴盛,特别是汉初七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大大超越了后来独尊的儒术。近来新出土简帛文献中有不少可定为黄老学的著作,对于研讨黄老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全面认识黄老之所指,把握其思想实质,分析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厘清早期道家思想之源流,认识黄帝思想在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都是有益的。

  

   一  黄帝是黄老学的依托对象

  

   汉魏之后,黄帝之书渐次失传,人们沉浸于老庄玄学之中,对黄老治道殊少问津,至唐初修《隋书》时,《经籍志》“道家类”就已经没有一本托名黄帝的书了,其失传之迅速是惊人的。所以在晚清研讨诸子之学的热潮兴起之前,除了老子一直倍受关注[①],黄老思想竟至无闻。以致于在马王堆汉墓发掘之前,由于“黄帝无传书”[②],书缺有间使得学者在研究黄老之学时不免有盲人摸象之感,甚至有怀疑黄老之“黄”不是黄帝之说,如夏曾佑于1902年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黄老之疑义”一节以为黄老之“黄”指黄生[③],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则认为“黄”指黄石公[④]。

  

   赵钲铎的《黄老之研究》(《国学丛刊》1926年第1期),先列举了《史》《汉》中“黄老”并称的资料,又列举夏曾佑认“黄”为黄生的证据,认为“黄”指黄帝的旧说不可轻易否定。然后论黄老之异,大抵以为黄帝有为而老子无为。又指出黄、老所以并称,原因盖在于老子之学出于史官,而黄帝为史官之始。这是较谨慎的观点,其论黄生不足与老子并称及黄指黄帝之不可易,都是足资借鉴的。但说黄帝与老子并称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皆为史官,则似未尽然。因为黄帝为史官之始的传说,或为晚周以来一系列黄帝传说之一,似不足以构成黄老并称的原因,其根源还应从思想的角度来考察。

  

   道家类的黄帝书或多为老子后学假托黄帝立说的产物,此为当时风尚,与史官源流无涉。顾颉刚在其《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中论“老聃——他的学说与宋钘杨朱的异同,‘黄老’一名的由来”[⑤]一节,畅论老子通过拉拢黄帝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说老子拉拢黄帝,是因为疑古而将老子年代定得太晚之故。若说老子后学依托黄帝立言,从而终于形成黄老一派,似乎更能近得其实。后来唐兰撰成《老子时代新考》[⑥]一文,《伪托的〈黄帝书〉》、《“黄老”和“道家”》两节认为老子后学为干世主,遂伪托黄帝以入说,而“黄老”也就成了道家的代名词。顾、唐二人对“黄老”得名由来的论述,是有其合理性的。

  

   《史记·陈丞相世家》:“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汉书·外戚传》:“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论衡·自然》篇也说:“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无为,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王充说的黄老正与《史》、《汉》所载相符合,应该说,“黄、老”指黄帝和老子是代表了汉人对黄老的认识,足以祛“黄”者谓何之惑。

  

   晚周以来的托古之风制造出一大批署名黄帝的道家著作,以其旨近老子,实属同一派别,故有黄老之名。黄老之称在先秦是否已有是不得而知的,现有文献中最早记载黄老之名的是《史记》。仅《史记》及之后的《汉书》、《后汉书》的记载,自战国中期讫汉末就达五十余位[⑦],足见当时黄老之盛,其为时人所熟知,且在汉初七十年间执政坛之牛耳,断非史迁一人可杜撰,应该是确然无疑的。

  

   至于黄帝之书,应是道家学者(或为老子后学)将自己的学说托言黄帝,“高远其所从来”的结果,正如儒家言称尧舜、墨家祖述大禹一样。故《淮南子·修务》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闇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为学者蔽于论而尊其所闻,相与危坐而称之,正领而诵之,此见是非之分不明。

  

   这一方面是古代学者自神其教以干谒世主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古人是古非今的通病,不仅法家对此多有批判,汉人也有深刻认识,除上述《淮南子》中的揭示,王充也说过:“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辨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论衡·齐世》)

  

   《汉志》所载,道家类中与黄帝君臣相关者共五种:《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然而这些典籍失传已久,其中唯《黄帝铭》尚有《金人铭》、《巾几铭》等约略可考,但黄帝之时尚无文字,遑论箴铭,其为后世依托无疑。此类箴铭文字是后世(可能是战国时)学者托名黄帝的托古作品;还有一类,则可视为后世学者根据黄帝传说追记的述古之作。如新出马王堆汉墓帛书有四篇与《老子》(乙本)合抄的作品,唐兰先生推测可能即《汉志》所载之《黄帝四经》,虽然不能证实,但学界多遵从其说。但四篇之中,唯《十大经》记述了黄帝的言行,其余三篇则未见“黄帝”二字,若此四篇果为《黄帝四经》,则《十大经》为述古之作,《经法》等三篇为托古之作。依托之作,大体不出此两种情形。

  

   二  黄老学既非“黄学”亦非“老学”

  

   黄老不仅指黄帝和老子两个人,更重要的,是指黄老学派,以及黄老学派的思想,即黄老学。

  

   然而,由于黄、老分指黄帝、老子两人,黄老学顾名思义即黄帝和老子之学,那么,是否黄老学是黄学与老学的简单相加呢?若不然,其实质是黄学?老学?抑或是一种既不可称为黄学、又不可称为老学的新学派?在这个问题上,学界的观点是存在歧异的。

  

   余明光坚持认为,黄老之学的实质是黄学而非老学,不可以“老”代“黄”,黄、老混同是《史记》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谬误。余明光论证,黄学、老学是同源异流的两派,虽有相通之处,但区别是主要的,它们都是对上古天道观念的继承,其产生的时间皆在战国中期,很难说谁继承谁的问题[⑧]。但也有学者持完全相反的意见,丁原明就认为,黄老的实质是“老”而非“黄”。其理由主要是,黄帝是传说中半人半神的人物,并且假托黄帝之名著书的学派,据《汉书·艺文志》,除了道家,还有阴阳家、兵家、小说家以及天文、历谱、五行、杂占、方术、神仙、医学等各个领域,共十二类二十六种,而道家仅五种,如此庞杂的黄帝书,既非“黄学”或“黄帝学”所能概括,将道家类的黄帝书单独拿出来名曰黄学亦属不妥;再者,以马王堆《黄帝四经》为黄学代表作也是成问题的,因为四种著作中仅《十大经》记述了黄帝言行,其他三种则无“黄帝”之文。所以,丁氏认为:“黄老学基本内容的构成是‘老’,是‘道’,是它在吸取百家之学的基础上对老子学说所作出的新诠释,而不在于它有没有关于黄帝的文字。换言之,在黄老学的这个客体结构中,‘黄’是形式,‘老’(‘道’)是内容;‘黄’是现象,‘老’(‘道’)是本质。它们是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统一。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具有确定内容的黄老学分解成黄帝学与老学两个部分。”[⑨]陈鼓应也从托名黄帝的著作内容庞杂无统的角度,认为“黄学”之称欠妥[⑩]。丁、陈二人的观点大致是持平公允之论,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黄老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又增加了许多老学所不能包括的新内容,即丁氏所谓“新诠释”,二者是存在区别的(参看下文“黄老与老庄关系”部分),所以认为黄老的实质是“老”也不妥当。

  

   从“老学”的角度讲,则有必要区分广义、狭义及不同时代“老学”的特点。从最广义的“老学”看,如果我们承认《老子》时代较早,可能是春秋末或战国初之作,则后世道家以至道教莫非《老子》后学,无论黄老、庄周、杨朱,还是道教、玄学,统统可称为某时代之“老学”。但狭义的“老学”,应指对老子其人其书及其思想的研讨,主要是围绕《老子》之书展开的研究,故亦不妨称为“《老子》学”。任何时代对《老子》的关注都会因时而异,易言之,一旦《老子》进入流传环节,由于接受者的主观参与,纯粹的、原初意义的“老学”就已不可能存在。固然如此,每一时代还是要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者和研究著作方堪称之为“学”。“老学”在先秦之时,《汉志》固已记载文子、蜎渊、关尹、列御寇等四人为老子弟子,传抄之证据则见于近出之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种,注解留存者则有《韩非子》之《解老》、《喻老》;及至汉代,《汉志》则载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等四种,已明确尊之为“经”,西汉末则有严遵之《指归》。虽然儒术的独尊抑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但治《老子》之学者仍史不绝书,特别是东汉中后期,思想开始出现融冰之象,鸿儒如马融就曾注过《老子》(《后汉书·马融传》),据《隋书·经籍志》,又有汉长陵三老毌丘望之《老子注》二卷,可能与《高士传》所载安丘望之《老子章句》不无关系,而敦煌文献之《老子想尔注》要亦汉代之作。虽然两汉注《老子》者可能难与儒家经典比肩,但为数亦已不少。其在汉初,或有黄老色彩,西汉中期之后则渐与养生、道教思想相融合。然而必须承认,这不同时代的“老学”,又可统摄于一个“《老子》学”之下,即都是对《老子》本文的阐发和传承。由此我们必须承认,“黄老学”当然包括对《老子》的解释和阐发,但“黄老学”已非“老学”,它既非“老学”的一个分支,亦非“老学”的一个特殊阶段,而是以包括《老子》、黄帝书在内的众多典籍为基础的,拥有众多学者,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的独立学派。此种情形,与后来的“玄学”差相仿佛。

  

将“黄老”的实质看作“黄学”或“黄帝学”也是不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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