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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华:李斯《谏逐客书》写作背景考

更新时间:2020-07-18 21:51:47
作者: 高新华 (进入专栏)  

    

  

  

  

   鲁迅称:“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又说:“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①]其《谏逐客书》,便是奏议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而且其事关系到当时的逐客事件,往大里讲,也可以说事关秦统一大业和此后中华民族的命运,所以此文既是秦代文学及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但是,《谏逐客书》写作的时间和背景,历来却含糊不清,甚至一直夹杂着某些错误说法。本文不揣谫陋,在排比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参考各家说法,力图对此问题加以澄清,以就正于文史方家焉。

  

一 传统的观点与各种异说

  

   《史记》对李斯《谏逐客书》背景的不同记载,是造成此问题含混不清的直接原因。对秦逐客及李斯上书谏阻之事,《史记》有两次记载而前后有别,一次是在《秦始皇本纪》[②]:

  

   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毒免。桓齮为将军。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

  

   一次是在《李斯列传》: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

  

   张守节《史记正义》系此事亦在始皇十年(前237),时间上似乎并无矛盾,然而其导火索显然不同:《秦始皇本纪》叙述此事在九年嫪毐事件和十年吕不韦免相、迎回太后之后,虽未明言,而给人的暗示,其导火索显然是嫪毐、吕不韦(特别是后者)本身即非秦人,且重用诸侯门客而擅权所致;《李斯列传》则明确说导火索是韩人郑国为秦修筑郑国渠以疲秦被发觉,秦宗室大臣群起建议秦王逐客。然而《秦始皇本纪》中的缘由仅仅是从上下文较易获得的一种推测,故通常的理解,还是容易将二者结合起来,目前常见的各种文学史著作都认为郑国渠的阴谋是秦王逐客的导火索[③],而持此说的史学著作也不在少数[④]。

  

   但我们不可不注意一个事实,即郑国渠的开始修筑是在秦始皇元年(前246),这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有明确记载:

  

   始皇帝元年:击取晋阳。作郑国渠(《史记•六国年表》)

  

   由于《李斯列传》将逐客之举与郑国渠的阴谋相联系,以致有的学者遂定郑国渠的修筑始于秦始皇十年[⑤],或者径谓郑国于元年始来修渠、至十年犹未完工之时而阴谋败露[⑥]。

  

   然则郑国渠是始于始皇元年还是十年?还是始于元年至十年方始败露?

  

二 郑国渠与逐客令之间的“裂痕”

  

   郑国渠的开凿应始于始皇元年,这并非因为《六国年表》的记载更为可靠,而是因为始于十年之说完全出于其与逐客之举相关联的推测,并无文献依据,此其一;其二,《汉书•沟洫志》记载:“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元鼎六年为公元前111年,上推百三十六年,恰为公元前246年,即始皇元年;赵蕤《长短经·七雄略》注曰:“韩惠王闻秦好事,欲罢其人,无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来间秦……”按,韩惠王即韩桓惠王,公元前272——239年在位,若郑国至秦为始皇十年(前237),韩惠王已去世两年,这可以反证郑国来秦不可能在始皇十年,此其三。以上三点可证《六国年表》的记载是准确的。

  

   然则郑国渠是否始于始皇元年至十年方始败露呢?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联系其他史料,此说也有疑点。《史记》中提及郑国渠的还有一处,即《河渠书》,记载其原委始末最详:

  

   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这里的“中作而觉”与《李斯列传》的“已而觉”都是指郑国阴谋败露之事,“已而”在古汉语中是“随后、旋即”之义,通常不会有十年之久;且即便郑国渠的修筑确实经历了十年以上,此时也已近尾声,亦不宜用“中作”、“已而”等词。再者,郑国是靠自己游说保住了性命,并非依靠李斯的上书。还有一点是学者们没有注意到的,即此段文字中郑国所面对的,都是“秦”而非“秦王”,这极可能是因为其事发生于始皇九年未亲政之前,更可能是在始皇即位不久的二三年内。

  

   总之,由于时间上的差距,郑国渠与逐客令之间的确存在不易弥合的“裂痕”,所以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有不少,如梁章钜在《文选旁证》卷三十二引孙志祖说:

  

   逐客之议,因嫪毐,不因郑国。郑国事在始皇初年。《大事记》云是时不韦专国,亦客也。孰[敢]言逐客乎?《本纪》载于不韦免相后,得之矣。[⑦]

  

   又如《剑桥中国秦汉史》说:

  

   司马迁把逐客之令与一个“水利设计者”郑国的阴谋联系起来,这几乎肯定是错误的;郑国也从韩来秦,据说是为了诱使秦将其物质和精力耗费在建造一条灌溉河渠上。当“阴谋”被发现时,河渠已完成了一半;据《史记》李斯传记载,这个发现是下逐客令的直接原因。然而此渠本身在以后完成了。……这一异想天开的故事因以下的事实而更不可信:河渠在公元前246年开工,而逐客令是在公元前237年颁布的。逐客令事件与嫪毐于公元前238年被处死及吕不韦于公元前237罢相之事(两人都非秦人)年代上的一致有力地说明,是这些事件而不是建渠之事,促成了逐客令的颁布。[⑧]

  

   此外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⑨],但笔者大致同意《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观点:逐客令与郑国渠无关,主要是嫪毐叛乱、吕不韦免相引发的。钱穆也敏锐地意识到:“始皇十年,不韦免。是岁,秦议一切逐客。《史记·李斯传》谓由郑国渠事,然当与吕不韦狱有关,实秦人对东方客卿擅权之一种反动也。”[⑩]然而《剑桥中国秦汉史》和钱穆都没有详细论证,下面试证成之。

  

三 《李斯列传》的疏漏

  

   综观上述所有观点和争议,一切根源可以说都聚焦于《李斯列传》,因为这是唯一将郑国渠与逐客令相关联的“原点”。然而要证明《李斯列传》的记载有误,除了前述郑国渠与逐客令的时间差距无法弥合外,也的确难以找到非常坚实的证据。不过,《李斯列传》的疏漏非止一处,似乎可以帮助说明这一疏漏的可能性。

  

   有学者注意到,李斯上书之后,司马迁还有一段记载:“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梁玉绳言:“始皇十年有逐客令,至并天下,才十七年。”王叔岷据此说:“案本《传》逐客之议,载在郑国为渠后。郑国为渠,在始皇初年,(前已有说。)至并天下,正二十余年也。据《始皇纪》,逐客在十年,(如梁说。)则与此不合。”[11]言下之意,似乎认为逐客令确应在始皇初年。王建成也注意到始皇十年与此“二十余年”的矛盾,并据《六国年表》在秦王政元年到十七年(是年秦灭韩)之间,秦仅在秦王政三年即公元前244年“击韩,取十三城”,将郑国渠阴谋败露、秦下逐客令定在秦王政三年即公元前244年;至于始皇十年的“大索,逐客”,王建成认为是由于嫪毐、吕不韦事件引起的,并且李斯可能再次上书[12]。这些都是在相信《李斯列传》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或弥缝。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恰是《李斯列传》的一处疏漏,因为秦始皇继承王位之时年甫十三岁,《秦始皇本纪》明言:“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是当时秦始皇并未亲政,确如前引孙志祖所言,是“不韦专国”。此种情形,恐怕要至始皇九年举行冠礼之后,才会从根本上改变。冠礼是古代男子的成人礼,周代男子一般二十而冠,但秦俗似有不同,秦王的冠礼可能在二十二岁举行。梁玉绳《史记志疑》曰:“始皇年十三而立,则当于七年冠,此书于九年,是二十二矣,疑误。或曰:《秦纪》于惠文、昭襄两王皆于二十二岁冠,盖秦变礼也。”[13]梁氏以常理推测,认为秦始皇九年行冠礼可能是误记,但三位秦王都在二十二岁行冠礼,误记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而且,梁氏忽视了秦始皇在行冠礼时爆发了嫪毐叛乱,行冠礼之地在秦祖庙所在地——雍,嫪毐预谋进攻的宫殿蕲年宫正在雍,大概是秦始皇当时驻跸之所。这一叛乱事件的时间地点与王举行冠礼、即将亲政的时地若合符契,是不会有误的。再者,《穰侯列传》记载:“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秦昭王即位时的情势与始皇很相似,也是有权臣执政,而太后权势也不小(始皇时太后的权力从嫪毐权倾朝野即可见一斑)。所不同者,虽然《穰侯列传》也说“昭王少”,但吕祖谦《大事记解题》云:“按《秦记》,惠文王、昭襄王皆生十九年而立,若二十而冠,则当在元年,而《本纪》皆书于三年。”[14]是昭襄王即位时已十九岁,而《穰侯列传》仍说“昭王少”者,以未行冠礼之故也。可见在行冠礼之前皆可谓之“少”,而对于国君而言,则极易被权臣架空。具体到秦始皇身上更是如此,因为在其父庄襄王时,吕不韦已位极人臣,被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始皇继位,更是尊为相国,号称“仲父”,达到了权力的顶点。这种情况虽因后来嫪毐的出现而有所改变,但始皇始终无权的情形则是一贯的。嫪毐为太后亲幸之后,始皇八年,“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大小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秦始皇本纪》)可见直到此时秦始皇本人犹未掌握实权,而吕不韦的权力也有所旁落。

  

然则自秦始皇即位至九年加冠礼之前的这段时间,秦国的权力先是掌握在吕不韦手中,最后一年左右又操控于嫪毐之手,所以在这段时间是不可能发布逐客令的,因为吕、嫪二人本身也是客卿。这也就难怪前引《河渠书》郑国渠事件中始终面对的是“秦”而非“秦王”了。另一方面,也就令我们怀疑《李斯列传》的如下记载也可能是不实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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