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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华:孔融诗作考

更新时间:2020-07-19 21:26:17
作者: 高新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建安是中国诗史上的辉煌时期,孔融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文人,却常被视为“异类”。对孔融诗歌的研究,历来不甚受重视,以致其为数不多的诗篇尚多争议。深入分析汉末的历史时代背景,从历史学、版本学、文字学等多角度分析孔融诗歌,并确定其篇目,是进一步研究孔融及其时代文学的基础。

  

   【关键词】  孔融 诗歌 建安

  

   孔融是建安七子之首,然而其年辈较高,比曹操尚长二岁,加之他和曹氏集团的关系亦相对疏远,以至不少人视之为“另类”[①]。孔融在历史上的影响,本不以文学显,而于其诗歌,研究者更是乏人。孔融诗歌的数量虽不多,但他有意识地做了多方面的尝试,理应引起诗史研究者的重视。隶于孔融名下的诗作,现存极少,而争议颇多。今考证之于下,以为进一步研讨之基础,管蠡之见,祈请方家不吝赐教。

  

   隶于孔融名下之诗,凡见于《古文苑》(章樵注本卷八、韩元吉本卷四)、冯惟讷《诗纪》、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及今人俞绍初辑校的《建安七子集》之《孔融集》者,及见于《后汉书》、《魏书》、《文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以及明人所辑各种总集[②]者,有《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以下简称《离合诗》)、《临终诗》、《杂诗》二首、《六言诗》三首、《失题》一首及句“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其中唯《离合诗》、《临终诗》,诸本皆以为孔融作,无异议。其他各诗,则众说不一。笔者不揣谫陋,试考之于下。

  

   《杂诗》二首,逯钦立先生定为《李陵录别诗》,原因是“《文选》三十四《七启》注、四十四《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注、四十四《为袁绍檄豫州》注、五十八《辨亡论》注均引作李陵诗”[③]。而作孔融诗者,最早见《古文苑》卷四,逯先生以为,“《古文苑》乃唐人所藏残书,宋时由一编次为九卷,且讹缺已甚,不可完全据信。今此诗之句,李善数引皆作李陵,必有根据。今即依李注将此诗编李陵录别中”。“远送新行客”一首下,逯先生又案曰:“此伤子之诗,亦原属李集。《文镜秘府论》引或曰云:‘五言之作,《召南·行露》,已有滥觞。汉武帝时屡见全什,非本李少卿也。少卿以伤子为宗,文体未备,意悲辞切。若偶中音响,《十九首》之流也。’据此,本篇与前诗一致,实具出李集。原本《古文苑》此二诗与李陵录别诗等均在第四卷,李陵以后,即为孔融,以相毗近,故易有此窜乱耳。”[④]逯先生的分析虽不无道理,但漏洞亦很明显。《古文苑》虽历受质疑,但至少在宋代已成书[⑤],亦非全不可信,宋人所见终较后世为多,此其一也。《文镜秘府论》所引或曰云:“少卿以伤子为宗,文体未备,意悲辞切。”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细审其他李陵诗,皆以伤别为宗,而非伤子,文体未备,殆指此而言。而此二诗一首抒写怀抱,一首悼子。《文镜秘府论》所谓伤子之“子”,当是“别”字之误,盖以草书“别”字写作[⑥],与“子”相近易误;且《文镜秘府论》固有作“别”字之版本,当据改[⑦],此其二也。其三,“岩岩钟山首”一诗抒写怀抱,风格豪迈激昂,希望能不拘小节而建功立业,又称“吕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杂以嘲谑,非常符合孔融的思想、风格,绝不似李陵诗。综上,此二诗仍当归孔融为近是。

  

   关于《六言诗》三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六言诗之名见于本传,今所传三章,词多凡近,又皆盛称曹操功德,断以融之生平,可信其义不出此,即使旧本有之,亦必黄初间购求遗文,赝托融作,以重曹操,未可定为真本也。”朱嘉征《乐府广序》引章升道云:“文举平生,讥嘲曹公如小儿耳,六言诗似非真。”但朱嘉征并不这样认为,他说:“《魏书》称曹公初仕汉,约己奉公,谦恭下士,文举亦应俯首。观其《论盛孝章书》可见矣。”[⑧]笔者以为朱嘉征所论为是。建安元年,当曹操初迎献帝都许,实众望之所归,且曹操又最能得人,荀彧、程昱等早已为谋臣,此时如荀攸、孔融乃至刘备等纷纷前来投靠[⑨],又表荐糜竺,征辟王朗,说曹操“谦恭下士”,实不为过。曹操之节俭也是非常著名的,其《内诫令》自言“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⑩],确是“约己奉公”。再以当时形势而论,曹操虽得“挟天子”,但在建安元年尚不足以“令诸侯”,周围吕布、二袁、刘表、张绣环伺,远有孙策、刘焉、马腾、韩遂,以及盘踞辽东的公孙氏,还有黄巾余众、杨奉、张杨等势力,天下扰乱,而曹操实力尚弱,故当袁绍以班爵在曹操之下为耻时,曹操只好以大将军让袁绍。其时曹操的行为还是相当收敛的,所以,当初孔融不肯协附袁、曹,但汉帝都许之后肯赴任,一方面是忠于汉室的表现,一方面或许对曹操心存希冀。《后汉书》本传说孔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所以不肯协附,似可商榷。孔融至许都后,曾向曹操荐举过边让、祢衡等,建安二年,当祢衡得罪曹操之后,“孔融退而数之曰:‘正平大雅,固当尔邪?’因宣操区区之意,衡许往。融复见操,说衡狂疾,今求得自谢”[11]云云,孔融对于祢衡,尚且十分希望能得到曹操重用,何况他自身呢?可见至少在建安之初的二三年内,孔融与曹操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后人也许在感情上希望有些能抵制曹操篡汉的英雄存在,故往往强调孔融与曹操作对,似乎孔融自建安元年入许到十三年被杀,一直以讥嘲曹操为事,是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12]。不可不注意的是,即便孔融嘲讽曹操之时,也有依恃与曹操有旧的成分。由此看来,《六言诗》三首从董卓作乱写到献帝都许,当是孔融初到许都时所作,诗中对曹操寄予了中兴汉室的厚望。

  

   《失题》一首最早见于《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十六之“宾客”类,其次见《古诗纪》。亦见《李太白集》,题为《赠刘都使》[13],《失题》仅为其中四句。故清人宋长白《柳亭诗话》云:“太白《赠刘都使》诗‘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后人误指为孔北海作。”[14]宋长白所说的“后人”可能指冯惟讷。冯氏认为此四句为孔融诗,盖源于《锦绣万花谷》,不过他可能还见到过他书或别本的《锦绣万花谷》,因为他注有异文:“几,一作成。”[15]明末清初多有以此为孔融诗者,如朱嘉征《汉魏诗集广序》、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陈祚明且以为:“豪举可见。此五言绝句之祖。”[16]然而《锦绣万花谷》系出宋代,编者已不可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该书“所录大抵琐屑丛碎,参错失伦,故颇为陈振孙所讥……又创立名目,博引繁称,俱不免榛楛杂陈,有乖体要”[17]。可见该书错误本就很多,又查《锦绣万花谷》,此诗之上便是李白《门有车马客行》,然亦仅截取四句,小字注曰“李白”。“归家酒债多”四句之后则为“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两句,小字注曰“并孔融”。以“归家酒债多”四句为孔融作,极可能始于《锦绣万花谷》,盖编者因毗邻而致误耳。读李白《赠刘都使》,前后音义绵贯,绝无借用前人成句之痕迹。且此四句格律谨严,故被陈祚明误称作“五言绝句之祖”,这在汉末是不太容易见到的,而于盛唐则司空见惯。故此四句当非孔融诗,而是太白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未收此诗,盖亦以为李白所作也。

  

   “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二句,出处最早者当为《艺文类聚》卷二十六所引西晋张璠《汉纪》,其次为范晔《后汉书》融本传,而逯钦立先生以魏收《魏书》为最早出处是一疏漏。对此,祝鼎铭《读〈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杂札》[18]已有论述,但祝文以此二句为孔融叹语,以为不当视之为诗,尚可商榷。笔者以为,此二句虽非完帙,然已具备了诗的基本因素,对仗工稳,格律谨严,在建安时期是相当难得的,故仍可视之为诗。

  

   综上,可以视为孔融诗歌者,有《离合作郡姓名字诗》、《临终诗》、《杂诗》二首、《六言诗》三首及句“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孔融诗歌数量不多,但是体裁不少,四言、五言、六言皆备。其中《离合诗》是孔融的创体,六朝多有仿作,如西晋潘岳、宋孝武帝刘骏、梁代萧巡、陈代沈炯等,但都不能像孔融这样写得自然流畅。

  

   《临终诗》亦可谓首创,后来嵇康写《幽愤诗》,便是青出于蓝之作了。

  

   《六言诗》三首则是今所能见最早的完整六言诗。南朝任昉《文章缘起》认为,六言诗始自西汉末年谷永,但谷永诗现已失传。《文选》李善注引了两句东方朔的六言诗:“合樽促席相娱”、“计策弃捐不收”,较谷永更早,可惜仅存此二句。故最早的完整六言诗当属孔融此作。

  

   《杂诗》两首虽非孔融的创造,但也参与了建安风骨的缔造的,是引领风骚的作品。

  

   孔融存诗共七首半,而多具开创意义,可见孔融在诗歌领域是有意识地进行了各种尝试和探索的。因此,应该把孔融看作建安时期的重要诗人,他在诗史上的贡献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

  

   作者按:本文发表于《长安学刊》2014年第4期。

  

   [①] 如有人主张应将其排除在建安七子之外,自唐皎然即认为“邺中七子,陈王最高”(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换“建安”为“邺中”,以曹植代孔融,其意“皎然”;明代胡应麟亦云:“文举自是汉臣,与王、刘年辈迥绝,列之邺下,其义未安。”(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第134页。)皎然、胡应麟之外,明代许学夷《诗学辨体》、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亦有植无融,清代承此说者也不乏人。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即言:“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这是将孔融与其它“六子”相区别的典型观点。其实,不单鲁迅,自高敏在1980年《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发表《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一文,遂引发了关于“七子”成员的争论,矛盾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孔融身上。这方面的争论可以参看均地《对〈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的异议》(《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3期)、张虎刚《“建安七子”何来孔融?》(《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等等。

  

   [②] 如钟惺《古诗归》、陆时雍《古诗镜》、麻孟睿《古逸诗载》、梅鼎祚《汉魏诗乘》、刘成德《汉魏诗集》等。

  

   [③] 按:《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当为卷四十三、《辨亡论》当为卷五十三。又,四篇之李善注所引李陵诗句均为“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其何由致误,则不得而知。

  

   [④]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2页。

  

[⑤] 王晓鹃考证,“《古文苑》的成书时间,大致在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之间”(《〈古文苑〉成书年代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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