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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华:古书自题书名“始于《吕览》,成于汉武”说析证

——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印证[①]

更新时间:2020-07-18 21:50:02
作者: 高新华 (进入专栏)  

  

   摘要:标题是古书体制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书名是古书标题最高的层级,但古书书名研究是学界古书体制研究的薄弱环节。余嘉锡曾提出古书自题书名“始于《吕览》,成于汉武”的观点,许多传世与出土文献都直接或间接地证明其说大致成立。虽然现在见到的出土文献尚没有明显的“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书名题写例证,然而某些西汉的简帛文献已有此端倪,而敦煌抄本可以证明六朝时书名的题写格式已与唐宋以至后世的格式并无二致。

  

   关键词:古书  书名  标题格式  出土文献

  

   本文发表于《图书馆杂志》2019年第4期。

  

   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近年来学界对“古书通例”的研究成为一个小小的热点。其中,关于古书标题的研讨也有不少学者涉足,除了一些偶有涉及的著作,专门的研究亦已出现。但是,在众多研究中,关于古书书名的探讨少之又少。此种情况并非说明人们对古书书名的题写情况已经非常清楚,相反,学界同仁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是模糊的,相关研究是缺乏的、有待深入的。

  

   古书书名是古书标题的最高层级,是“古书通例”、古代书籍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古代书籍的编写、使用、收藏、管理等各方面的发展演变过程,了解古代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结合出土文献的具体情形,对此问题作一个较全面的、初步的探讨。

  

   1、前人的相关讨论

  

   总结前人的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1、关于书名题写的起始时间

  

   首先是余嘉锡的意见,他认为:“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而官书命名之例,“其书不作于一时,不成于一手,非一家一人所得而私,不可题之以姓氏,故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如《孝经》。诸子私家著述则“多无大题,后世乃以人名其书”。“《汉志》于不知作者之书,乃别为之名”,如《儒家言》《杂阴阳》等,乃“刘向校雠之时,因其既无书名,姓氏又无可考,姑以其所学者题之耳”。此外,“自撰书名之所自始”,最早而可据者为《论语》,盖“门人论纂之时,已勒为成书。既裒然巨帙,不可无大名以总汇之也”。而《吕氏春秋》始为“自著书而自命之名”,西汉《淮南鸿烈》《太史公》亦如此,盖自撰书名,萌芽于《吕氏春秋》,而成于武帝之世。[1]210-217

  

   张舜徽在自题书名的起始问题上,对余氏《论语》《太史公》二例提出了反驳,[②]但并未对余氏“始于《吕览》、成于汉武”的观点提出质疑。[2]

  

   虽然现在有大量简帛文献破土而出,但涉及到古书书名的并不多,所以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仍不出余氏的范围。余嘉锡认为“古书多无大题”,李零更进一步主张普遍题写书题是隋唐以后之事,[3]27但他们都认为“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其他学者的研究则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如骈宇骞就认为,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以及睡虎地秦简的《效律》《语书》《封诊式》《日书》、马王堆帛书的《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皆为书题;此外,他在介绍《算数书》时还认为包山楚简的《疋狱》《受期》也都是书题。[4]

  

   总之,李零先生的意见,似乎与其《隋志》始普遍题写撰人的观点相一致,而骈宇骞先生的观点则与余嘉锡先生“始于《吕览》、成于汉武”的看法大体吻合,这是目前两个分歧较大的观点。

  

   1.2、对出土文献中古书书名的认定

  

   对古书标题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些专门的论著,像陈梦家的《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马先醒的《睡虎地秦简中的篇题及其位置》、高大伦的《简册制度中的几个问题的考辨》、池田知久的《郭店楚简〈五行〉研究》、张显成的《简帛标题初探》、骈宇骞的《出土简帛书籍题记述略》、冯胜君的《从出土文献谈先秦两汉古书的体例(文本书写篇)》、李锐的《新出简帛与古书书名研究——〈古书通例·古书书名之研究〉补》,以及林清源的专著《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程鹏万的博士论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等等,均对古书标题或古书书名问题发表过意见。上述学者的观点各有异同,而令人深感奇怪的是,对于出土文献中哪些可以视为书名、哪些仅可视作篇题,学者间的看法有时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例如,睡虎地秦简《语书》、《日书》、《封诊式》等标题,马先醒、池田知久称之为篇题,而高大伦、张显成、骈宇骞、李锐等则认为是书题。更有甚者,在同一著作之中,有时章、篇与篇、书混而不分,纷然淆乱。如睡虎地秦简的整理者对层级较高的大标题一般称为书题,而有的地方又称之为篇题;[5]张家山汉简的整理者在多数地方都称《二年律令》《奏谳书》等古书的标题为书题,但在228号简背的注释中却称“奏谳书”三字为篇题;[6]阎步克在介绍北京大学藏汉简《周驯》时“十四篇”“十四章”混称,[7]71-74亦显非疏忽所致。

  

   即便专门研究古书标题的学者,在此问题上也表现出极为审慎的立场。林清源在其专著《简牍帛书标题格式研究》中,“为了避免无谓的纠葛”,便采用了李零先生的意见,以“篇”为最高层级的标题,而没有使用“书题”一词。[③][8]出于同样的原因,程鹏万在其博士论文中也避免使用“书题”,甚至不用“篇题”“章题”之称,只用“标题”“大题”“小题”的称谓。[9]

  

   不论是章、篇混称,篇、书不分,还是对“书题”使用的审慎态度,实际上都反映了当前学术界对古书标题题写情况、层级关系的认识还不够清晰的状况。

  

   2、从传世文献推测书名题写之始

  

   战国古书就有题写书名现象,在传世文献中还可以找到一些证据。《韩非子·难三》[④][10]曾引《管子》中《权修》《牧民》两篇的文字:

  

   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

  

   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

  

   如果古书不题写书名,韩非何以知此言为管子所说?因为这两篇在《管子》属“经言”部分,通篇没有管仲的名讳,韩非很可能是通过《管子》的书名认为这是管仲之言的。在《难三》篇中,韩非还引用了老子的话:“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这里的“老子”固然可能是指人,更可能是指《老子》这部书,因为这句话见于今本《老子》第六十五章,而韩非是今知最早做过“解老”的工作的,他对《老子》的研读一定用功甚深。

  

   另外,刘向《战国策叙录》言:“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本号”无疑指本有之书名,可见《战国策》不仅有书名,而且很多很杂乱。正如余嘉锡所说:“所传之本多寡不一,编次者亦不一,则其书名不能尽同。刘向校书之时,乃斟酌义例以题其书。”[1]218这些书名绝不可能仅出于口传而不题写在书上,否则刘向恐怕无从得知《战国策》的诸多异名,也难以辨清诸种异名与异本之间的对应关系。从他所说的以“赵”为“肖”、以“齐”为“立”之类的情况看,恐怕这些书中还有不少是古文旧书,极可能是从战国流传下来的古本。[⑤]

  

   《史记》中也记载了不少战国时期的书名。如《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载:“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这是与《吕氏春秋》大致同时的书,虽得之世人,但其得名至迟不会晚于汉初。《孙子吴起列传》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魏公子列传》说:“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司马穰苴列传》说:“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似乎《司马穰苴兵法》之称出自齐威王君臣。这些都是司马迁之前就有的书名。

  

   另外,考察六经由类名向专名的演变时间,也有助于判定书名题写的起始时间。

  

   李零先生有个说法非常好,他说:“六艺之书,如《易》《书》《诗》《礼》《乐》《春秋》,本来都是种类名而不是书名。《国语·楚语上》记楚庄王请人教太子,申叔时建议的九门课程有‘春秋’‘世’(世系,如《世本》)、‘诗’‘礼’‘乐’‘令’(官法、时令,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国之令典’、《国语·齐语》管仲‘作内政以寄军令’)、‘语’(事语,如《国语》《战国策》)、‘故志’(史记,如《书·仲虺之诰》,战国诸子或称之为‘志’)、‘训典’(如《书》之《尧典》《舜典》),就是这些种类。”[3]28由于六艺乃周官之旧典,是传统官学内容,而后世百家之学皆自官学出,所以后者在各方面都继承、学习前者,在标题的命名上亦复如此。

  

官学产生的书籍,出于实用的目的需要区分类别。以较早的《尚书》为例,所谓“举事以为题”或“以事与义题篇”,实际上就是以不同的“言说”行为方式来规定篇章的类型(即文体),[11]再缀以特定的人或事来实现对此篇此章的特指。例如,《尚书》的六体:典、谟、诰、命、训、誓,除“典”之外,其余五种都是指在不同场合发生的言说行为,此文体即因这种特定的言说方式而命名。《尚书》的许多篇章,即在此言说动词首缀以特定的人、地、事、物等,如《皋陶谟》《洛诰》《康诰》《文侯之命》《汤誓》《伊训》等等。这些特定的篇章既分属于一些特定言说方式的小类,又具有共同特征,即都属于记录言说行为的文字,所以古人把它们收集起来,统谓之“书”。这个《书》的名称已经带有特指的因素,与泛称的“著于竹帛”(许慎《说文解字·序》)之义有了区别。过去学者对《尚书》之“书”的解释仍沿袭了“著于竹帛”即“书写”的本义,认为是史官或臣下所书之义。[⑥][12]4但《书》的特指已是很显然的,史官载笔书写记录的君主言行并不都叫做“书”,有相当一部分是收入《春秋》《国语》等史书中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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