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藻（1701～1766），字赢海，号苏村，山东巨野人。清代巨野属兖州府，所以可以说和牛运震为同乡。
刘藻本来叫刘玉麟，字麟兆，刘藻这个名字是乾隆元年博学鸿辞考试中式之后，乾隆皇帝亲自为他改的。“藻”字有词彩华丽的意思，看来皇帝很欣赏他的文釆。
刘藻的一生可说十分顺利（除了最后几个月），处处有贵人相助。他在雍正四年（1726）26岁时中举。中举后在观城县任训导，不知道其间是否进京参加会试，反正他不是进士。雍正十一年（1733），河东总督王士俊聘他为省城泺源书院山长。一年后，山东巡抚岳濬又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考试。
被推荐参加博学鸿辞考试的山东省只有四人，滋阳牛运震，曲阜颜懋伦，馆陶耿贤举，巨野刘玉麟。当时牛运震已中了进士，颜懋伦是拔贡，耿贤举和刘玉麟是举人。考试的结果，只有刘玉麟一人成功过关，取二等第三名，授翰林院检讨。
牛运震与刘藻的订交，应在共同参加鸿博之试时或者更早。乾隆三年（1738）春，牛运震进京谒选，住在天坛附近，和刘藻、颜懋侨、黄孙懋、仲永檀、吴绍诗等山东老乡在一起，经常在陶然亭聚会，流连诗酒，引得“都中争羡，啧啧人口”。
当年秋天，牛运震去甘肃任县令，一去十年。刘藻则正被乾隆皇帝所宠信，历任右中允侍读，上书房行走，太常寺少卿，内阁学士，任顺天乡试正考官，直至提督江苏学政，官越做越大。
乾隆四年（1739），牛运震给刘藻写了一封信，详叙自己在秦安一年的情况，即《空山堂文集》卷一的《与刘侍讲藻书》。
在这封一千多字的信中，牛运震系统地向刘藻介绍了自己的感想、打算、原则，以及做了些什么，下一步的打算等，说是一篇工作回报也未尝不可。是了解牛运震初入仕途时情况的重要资料。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牛运震正雄心勃勃也踏踏实实地实现自己的循吏梦。他审理积案，勘查田亩，整顿保甲，突发水灾时抢险赈济……整天忙得马不停蹄。
刘藻此时的生存状态与牛运震有天渊之别。他当时所任各职，其实就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正如牛运震所说，“托身清华之地”，“执掌纶诰”，“焜耀兰台”。
而刘藻正是由于经常和皇帝零距离接触，博得了皇帝极大好感。这从亲自为他改名已可看出。此后连续提升，乾隆六年（1741）升任内阁学士，督江苏学政。上任不久，发生了淮安高邮秀才闹赈事件。他应负责任，被降职。但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皇帝对他的看法：有人送他一坛糟鱼，送礼人走后才发现鱼下有白银四百两。他立刻托人退还。这事被皇帝知道了，大为称赞。从此仍然圣眷不衰。
刘藻父亲去世很早，《观城县志》记他“少孤，事母至孝。母手书至，必焚香启之，或有谴责之语，即长跪自罚，香尽乃起……”所以，在乾隆十二年时，他上表要求回乡奉养老母。乾隆皇帝对他的请求十分支持，不仅批准，而且为褒奖其孝，还赐人参二斤。
而此时的牛运震，已因为在秦安县及徽县任上的突出表现，被调任平番县知县。
《空山堂文集》卷二《与刘苏村启》，约作于乾隆十一年（1746），是收到刘藻信的回复。说“东去人旋，领悉年伯起居佳适；兼接手教，奖诲交至，甚感甚感！……前寄去拟作五首并在甘近诗，特以请正，非敢夸扬；不意来评推誉过分，殊深惭歉，但念前辈知己，必不我欺……承惠赠大作四首，古健闳雅，在尊集中亦属超品。而奖藉属望之意，溢于声韵之外，尤非鄙下所敢当。更求另赐大书一幅，以为拱璧之珍……呈二作及在秦立石纪事之文数首，冀有以教我也。”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两人在当时是经常有书信来往的，他们互赠作品，切磋交流。在没有现代邮政的时代，这是很难得的，大概是因为刘藻在京城做官，驿递往来比较方便之故。
史载刘藻有《笃庆堂集》，恐未能刻印，刘藻赠牛运震诗现已不可得见。《空山堂诗集》卷四有《拟陶五首》，或许是信中所说的“拟作五首”；“在秦立石纪事之文”应即今《空山堂文集》卷十二《宦稿》中的《禁革陋规碑》《留谕秦安百姓》《留谕秦安士子》等。
写此信后不久，牛运震进入了他人生的下行通道，被劾，罢官，最终于乾隆十四年（1749）秋离甘返里，从此株守田园。而此时的刘藻，也以内阁学士的身份奉旨回乡奉母，安居于巨野故里。此后两人间的交往，不必再靠书信。
乾隆十七年（1752）秋，牛运震曾去巨野拜访刘藻。《空山堂诗集》卷六有《秋日遇苏村学士村居阻雨夜话感旧有作》五律六首。
兴来竟何事，匹马忽西行。相见秋风里，萧萧落叶声。检书怀往迹，把酒话生平。却叹经年别，空堂无限情。
到门天已暮，坐久雨方深。往复千年事，寥落此夜心。蛩声集幽砌，花气散疎林。又看重阳近，对君淒满襟。
迢递关山路，霜天落木虛。一官万里外，回首五年馀。亲老无由养，途穷仗授书。从公问身世，踌躇意何如。
高斋终日雨，听我诵新诗。独鹤窥池水，残灯照案棋。济南明月夜，燕市晚风时。回忆成哀怨，凄然更语谁？
海内谁知己？苏村尚有人。论文同气概，投老独风尘。牢落京华思，萧条江海身。那能更拘束，长啸看吾真。
清宴留人住，况如秋雨何！难拋书卷去，回看菊花多。常拟听鸡舞，能忘听剑歌？湖山更有约，风雨可重过。
诗写得平易而生动，情景交融，读来如观看白描画卷，使人仿佛跟随作者，走进访友的场景。诗从匹马西行写起，写到相见后的感慨，继而写雨夜深谈，诵读新作，回忆交往……层层推进。诗中颇多“淒满襟”“哀怨”“凄然”“牢落”之类字眼，既反映了作者真实的感情，也表现出两人间知无不言的亲密。
第三首写己身之遭遇，有“一官万里外，回首五年馀”，从乾隆十七年倒推五年，是乾隆十二年（1747），此年自己在平番任职，却已发生了被劾事（《颜氏家藏尺牍》卷四载颜懋伦作于乾隆十二年腊月的《致木斋书》，已有“闻足下有事去官，方当就理”的话。故蒋致中《牛空山先生年谱》将被劾定为乾隆十三年，未免笼统）。下边接着说“亲老无由养，途穷仗授书”，不知是否有意，却恰与刘藻的奉旨养母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首由当前的“听我诵新诗”，联想到往年的“济南明月夜，燕市晚风时”，济南或为在应鸿博之试前同在省城预考，燕市则说共登陶然亭事。
第五首说刘藻是自己的海內知己，两人志趣相同，但遭逢有异，刘藻圣眷正渥，前途无量；而自己则投老于风尘之中。“那能更拘束，长啸看吾真”是说现在恢复了自由之身，今后就可以做一个无拘无束的葛天氏之民了。表现了牛运震豁达的一面。
第六首的“常拟听鸡舞”，是用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能忘听剑歌”，是用《战国策》冯煖弹长铗高唱的事——这和第五首的“看吾真”联系起来看，可以理解为此时牛运震已经下决心从罢官的阴影中走出来，要准备重新开始生活了。
第六首末联说“湖山更有约”，指的则是他和刘藻等筹备的一次旅行计划。
牛运震在《与苏村刘学士》中提到了“蜀山之约”。这封信中说，“傅金樵至，悉年伯近况，并订蜀山之约。积思久，亟欲一见……”
“蜀山之约”，指他们打算游蜀山湖。
蜀山湖在今山东汶上县境，是明代大运河南旺分水工程中的“水柜”。万历《汶上县志·方域志》：“邑之湖为南旺，即古之大野泽也。中为长堤，漕渠贯之，划而为三，在漕渠之西曰西湖，其东曰蜀山湖，周围六十五里……”在当时烟波浩淼，苇海菱荡，是很好的游览之地。现已大部分成为农田。
他们这个计划中的参与者，除刘藻和牛运震外，还有曲阜颜懋侨和懋企兄弟，曹县袁自钫（雨樵），称为五客。《空山堂文集》卷十一《书袁雨樵湖山五客集后》：“余与苏村刘学士约为蜀山湖之游，期以癸酉暮春。余拉幼客幼民而西，苏村则要雨樵东也……”他们是计划以兖州为集合地，因为蜀山湖在兖州城西北方向，从这里出游最为方便。看来为这事，他们已经酝酿了很久，袁自钫甚至已经准备好了赋诗联句的卷册。但这次令人无限神往的诗人之旅终于没有成为事实。
没成为事实的原因有刘藻和袁自钫的“以事牵”，更重要的是二颜兄弟的去世。两人相隔仅四十天相继而亡，距他们预定的癸酉（乾隆十八年1753）暮春仅三个多月。这给活着的人的打击太过沉重……
有一次，牛运震独自驾一叶小舟，在济宁城西的马场湖上漂流。面对万项烟波，思绪万千，不禁联想起这次未竟之游，“日落烟深，芦苇风起，飒飒如有人，呼之欲出……”令他黯然神伤，罢棹而返。
在此后的几年里，牛运震曾两赴山西，主太原三立书院，蒲州河东书院，后又主兖州少陵书院，教书育人，枕经葄史，勤奋著书。与刘藻及袁自钫、颜懋伦、傅金樵等人等也时有过从。曾有《题苏武牧羊图为苏村刘学士》，颜懋伦也有《苏村晤刘宗伯书赠》，后者有云“相见故人头白早，论诗不异定交初”，略可见两人交往。
刘藻奉母直到其母去世及守制，共居家九年之久。其间曾应邀主编了《曹州府志》。
乾隆二十一年（1756）刘藻守制期满后，又开始了一轮不断擢升的过程。初授陕西布政使，又任湖北布政使、升云南巡抚、贵州巡抚、加太子太保，调湖广总督。十年里可谓春风得意，风光无限。
《高宗实录》载有乾隆皇帝十五年的一条上谕，似乎可以解释刘藻为什么这样深得皇帝眷顾：
原任宗人府府丞刘藻，因闻皇长子定安亲王之事，来京面请朕安，并请赴皇长子丧次叩谒。刘藻系母老奏明在籍终养之员，离京千有余里，即具奏差人请安，未为失礼。而伊于孝贤皇后大丧及此番皇长子丧事，俱亲赴阙廷。深知君臣一体、休戚相关之大义。伊在上书房行走，才及数年，尚有不忍恝然之谊。以视张廷玉之身为第一大臣，自朕在书房即侍讲读，继又为皇长子师傅，行走至三十年之久，而漠然惟知自便者，与之并较，其相去何如也？……
这里说的安定亲王是指皇长子永璜，乾隆十五年三月薨；孝贤皇后是乾隆的正妃，乾隆十三年春随皇帝东巡时薨于德州船上。刘藻也曾去德州觐见皇帝，帝赐他五言律诗一首，其中有“灾后民何苦，详陈疾苦形”句，是要刘藻回乡后，要经常向朝廷回报所见社会情况。随后他又亲赴京参加皇后葬礼。连同皇子的葬礼，三年中他两度赴京，这令皇帝深为感动，对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当然，这条上谕的真正用意，在于用对刘藻的表扬来批评张廷玉。关于这点，此处可不讨论。不过乾隆帝对刘藻的好感，也确是出自内心，溢于言表。
并且，刘藻的做人做官，也确是规规矩矩兢兢业业的。这一点也不能否认。
但是，巡抚和总督这样的职务，是综管一省或数省军政要务的封疆大吏，职责重大。 而事实上刘藻并不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才，尤其不能面对复杂多变的军事战争环境，十分容易受人蒙蔽，以致出现決策错误。乾隆三十一年（1766），因谎报军情被揭穿，皇帝还以“藻本书生，军行机宜，非其所习，朕不责以所不能”为之解脱，降为湖北巡抚。并命他在新总督未到前暂为代理，但他受不了委屈，竟因之而自刎。这下真正惹恼了皇帝，上谕说：“刘藻办理莽匪一案，种种错谬，不可胜举。朕因其本系书生，不娴军旅，所以加恩保全者倍至……今伊无故自刎，罪愆实由自取。不可不加以严惩！”
圣眷一直极为优隆的刘藻，最终竟落了个如此的下场！
当然，这都是牛运震去世多年以后的事了。
刘藻这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局，其实也不奇怪。乾隆皇帝对他，似乎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好感，这种好感不一定来自客观冷静的观察，而是纯粹的主观感受。——刘藻没有突出的政绩事例或诗文流传下来，后人无从判断他是否有真正过人的水平和才能。但从王士俊到岳濬再到皇帝，都能一见便产生好感，似乎可以说明他无论是形貌气度还是待人接物等方面有某种魅力。为他改名字，不同于古代皇帝对功臣的赐姓名，因为当时刘藻还无寸功可言；倒使人想到主人给书僮、丫环甚至宠物的重新命名——这样说未免对先贤失敬，但在皇帝甚至满人眼里，汉人本来就是奴才。改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他要把刘藻当作最宠爱的贴身侍从。刘藻的官越做越大，犯了错误也能得到原谅，掩盖了他自身素质上的弱点，但是皇帝认为不断升他的官就是对他的最大爱护，全不想他是否有做封疆大吏的能力。在皇帝和他之间，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和沟通，他也只能被动地承受一次次地擢升。在刘藻心中，未必不希望皇帝对他稍微疏远些，或者让他终身做一个翰林。他在高邮秀才闹赈事件后的请求回家奉母，可以视为出于这种考虑。但乾隆皇帝想不到这一点。当时官员处理政务，主要依靠幕僚，官员本身的能力有时并不很重要。在充斥着种种黑幕和潜规则官场，凭着皇帝对他的特殊眷顾以及他自身的操守，维持了十年未出问题，这已是他的人生大幸；但一旦遇到突发事件，他就立刻显出了进退失据的窘态，屡屡失误，令皇帝大发脾气，终于走到不可收拾。
对皇帝来说，这真是“爱之而适足以害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