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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柱:和平队与美国对第三世界外交的软实力

更新时间:2016-03-05 22:42:53
作者: 刘国柱 (进入专栏)  

  

   [摘 要] 和平队是美国政府应对苏联挑战的重要举措之一,肯尼迪建立和平队的初衷就是要利用美国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整体优势,同苏联争夺广大的中间地带,并通过和平队向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纳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期待的轨道。显然,和平队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美国政府对和平队的投资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基本上实现了成立和平队的目的。通过志愿者在受援国的工作,和平队为受援国带来了一些现实的或长远的利益;加深了受援国特别是受援国的基层民众对美国的了解;而通过志愿者这一媒介,同样增强了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除了上述美国政府公开宣称的目标外,和平队作为美国对外关系的“软权力”,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向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关键词] 和平队;志愿者;肯尼迪;第三世界国家;软实力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将国家实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硬实力”(hard power),指“一国进行购买和聚合的经济军事能力”;另一种是“软实力”(soft power),指一国“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感召而加以吸引的能力”[1]24。他认为,这两种实力均至关重要,在信息时代,“软实力”甚至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其实,不仅在信息时代,即使在冷战时期,尽管尚未有学者或政治家明确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但美国已有政治家认识到“软实力”的重要性,并将其运用到美国对外关系领域,和平队[①]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

  

   一、建立和平队的初衷

  

   和平队成立于1961年,它是肯尼迪在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并被视为1960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亮点。按照肯尼迪的构想,和平队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医生、护士、各种技术人员等“中等人力资源”,通过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发展,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展现美国文化的精华,改变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不良形象,增强美国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吸引力,并以此向这些国家传播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形象每况愈下。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特别是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和颠覆活动;以及美国外交官低劣的素质和不当行为。

  

   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显然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外交史学家斯帕尼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非白人的世界上,美国顽固地推行种族隔离和对南方和北方黑人的剥削,公然地违背了它如此经常标榜的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民主原则。不发达地区的人民不仅要求得到作为国家的平等地位,还要求有做人的平等权利;当他们听到美国实行种族隔离时,就会联想到过去只是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白人就把他们当作劣等民族一样来看待的历史。”[2]147帮助制定和平队第一个训练计划的斯洛尼·科芬在回顾1960年非洲之行时说:“小石城好象是美国最有名的城市。”同年秋天,他邀请一名加纳学生在耶鲁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其中谈到亚洲和非洲的外交官在美国经常被冒犯:房东拒绝出租房屋给他们,他们的家属被禁止进入海滩,学校不接收他们的孩子,商店不允许他们试衣服。这名加纳学生还特别提到,在联合国的非洲外交官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住所,苏联大使已经宣布为他们提供房屋。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访问美国的加纳财政部长在餐馆被拒绝提供服务,险些酿成外交争端。而随着非洲独立运动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在华盛顿和纽约建立大使馆或领事馆,但种族问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使很多非洲外交官对美国望而却步,一位多哥的外交官甚至要求总统将他派往德国而不是美国,以免冒丢掉性命的危险。和平队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向那些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展示,美国并不是一个“怪物”,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白人是可以在和谐与公正的氛围下,与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共同生活的[3]28-29。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坚持僵硬的冷战思维,不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经常打着“反共”的旗号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如中央情报局策划危地马拉和伊朗政变,派遣军队到黎巴嫩,帮助训练南越的反革命分子等,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反美浪潮此起彼伏,突出地体现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副总统尼克松访问拉丁美洲时的境遇。尼克松每到一个国家,都会遇到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迎接尼克松的除了官方预备的鲜花和美酒,更多的是来自民间反美示威群众的石块、唾沫、臭鸡蛋及烂番茄。尼克松拉美之行的境遇,是美国当时国际形象的一个缩影。对此,和平队的第一任行政长官萨金特·施莱弗曾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已经脱离了国际社会的主体,特别是在那些年轻的和没有经验、处于贫困和被压迫状态的国家里,“共产党人,尽管是虚伪的但确是有效的,赢得了同情和理解的名声,当共产主义在一些遥远的国家昂首挺胸时,它看起来就不再是一个外部事务了”[②]。

  

   美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的素质更是加深了人们对美国的恶感。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外交人员有50%不会说任何一种外语;1960年,美国新参加工作的外交人员70%没有受过外语培训。在新德里,没有一个美国外交人员能说印度土语,在巴黎,美国大使甚至不会说法语。而且,美国外交人员专业知识贫乏,对所在国的文化一窍不通,整天沉迷于上层社会的宴会和舞会。对此,50年代末风靡美国的《丑陋的美国人》一书作者呼吁,“我们需要一支精悍的力量,参加这个行列的人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经过仔细甄拔,工作勤奋、热爱事业的职业外交家。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舍弃舒适的生活和--在某些地区--宝贵的健康。他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去推行由一个头脑清醒的政府所制定的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他们必须精通驻在国的语言,他们必须比当地人更清楚这个国家的问题”[4]284。

  

   在谈到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战后良好的生活条件使得美国人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美国人不能食用当地的食物,也不能过当地人的生活,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特殊的生活方式招致了当地人的不满。而这一点却正是共产党人的强项,他们与美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汤因比认为,“如果今天在国外代表美国的是征服美国西部的那一代美国人,这一差距将会弥合”[5]77。

  

   肯尼迪在竞选中也激烈地抨击那些真正“丑陋的美国人”,谴责这些人“缺乏同情心……却被派往海外,在那些标志着疾病、贫穷文盲和无知的国家里代表我们,可是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并不与我们一致,也不去对它们作斗争”[6]85。肯尼迪希望改变美国对外关系队伍的人员结构,让那些能够体现美国优良特性的人充实到美国外交队伍中,重新树立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良好形象。正如他所说的,“在我看来,和平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强调我们美国特性中十分不同的另一方面……这是美国特性中十分重要和真诚的部分,这些特性激发了我们很多国际政策”[③]。因此,肯尼迪对和平队寄予厚望。正如他在接见第一批即将踏上异国他乡土地的志愿者时所说的:“有数以亿计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地,你们将只与其中一小部分接触。但是,在那些国家里,对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们的强烈印象,取决于他们的判断,取决于你们的表现。你们将成为青年美国人特殊组织的一员,如果你们在对自由承担义务、增进各地人民的利益、为你们的国家和它最好的传统及所代表的一切感到自豪等方面能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其影响将会是深远的。”[④]

  

   另外,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和平队还具有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展现和输出美国价值观念的功能。和平队的首任长官萨金特·施莱弗认为,在核武器时代,战争可能带来的破坏限制了对军事力量的使用,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发现和使用一只使我们最强大的力量--美国思想和理想的力量-我们民主生活的生命力:庞大的私人志愿组织网络,从父母-教师协会到红十字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工作,我们的工会组织,我们的服务俱乐部,我们的商业企业,我们的镇、市、县和州政府的全部力量,以及我们的联邦项目如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的个人自由、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这些奠定美国的力量,这些民主行动的力量至今尚未被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充分认识或被我们充分介绍”[7]7。

  

   和平队就是要向世界展示美国的这些“软”性实力: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平队志愿者……以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行动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代表着我们的社会。”也正因为如此,国务卿腊斯克非常贴切地形容和平队:“和平队不是对外政策的工具,因为那样对待它将湮灭它在对外政策上的贡献。”[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肯尼迪总统高级幕僚小施莱辛格在谈到和平队的作用时也说:“看到那些志愿人员把谦逊、友好、勤恳和乐观精神的榜样传到穷乡僻壤去,人们会问,对于迄今尚未接近过民主思想的地方,他们难道不会带去民主社会的某些模糊的概念吗?对于未来的尼雷尔们和塞古·杜尔们,也许还有未来的恩克鲁玛们和卡斯特罗们,难道不会从他们的生气勃勃和献身精神中受到启发吗?”[8]609

  

   作为民主党内的自由派政治家,施莱弗十分重视公众外交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谈到美国的冷战对手时说:“对于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哲学的、政治的和文化思想的力量促进共产党帝国内部的和平演变。为实现拯救所有遭受共产主义统治的人民这一根本目标,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机会缓和国际紧张状态,同共产主义世界建立一种新型的公众与公众之间的联系,通过政府间富于建设性的谈判达成协议。”[7]28-29在另外一个场合,施莱弗又谈到,“枪炮并不能改变世界,这是这个血腥的世纪所得出的伟大结论之一。美元也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单纯的良好愿望同样不能。今天能够改变世界的与过去已经改变世界的是同样一种事物:一种思想,以及对这种思想承担义务的、具有奉献精神的个体的服务……和平队就是奉献于这种精神的一个群体” [7]48。

  

施莱弗同样笃信美国的榜样作用有着强烈的天赋使命思想,他认为,那些奔向海外的和平队志愿者并不仅仅是作为志愿的和熟练的工人,“而是作为最强大思想的代表和活生生的典范:自由的和承担义务的男男女女可以跨越甚至超越文化和语言的界限、风格迥异的传统和财富的巨大不平衡、古老的敌对和新兴的民族主义” [7]50。(提供引文具体的页码)在1963年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中,施莱弗多次强调,“引导我们和平队志愿者前进的精神同他们所具备的技能同样重要……他们不仅是被要求去帮助那些年轻国家的人民取得经济独立;他们还被邀请去重申我们对所有人民所承担的基本义务--一个公正和自由的社会;他们还被邀请去展示我们民主社会的革命天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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