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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黎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远征军

更新时间:2015-07-26 22:04:30
作者: 闻黎明 (进入专栏)  

  

   1944年国民政府发动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抗战胜利前夕为了军事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多年来,史学界围绕运动缘起、政策制定、编制概况、作用意义等,进行过广泛研究。本文的重点,在于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对象,就其在这次从军运动中产生过哪些问题、进行过哪些思考、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青年从军后接受的训练和承担的任务等问题,做以尽量细致的梳理。[1]这一考察,既有助于弥补目前研究的某些薄弱环节,亦有助于通过这面镜子探讨中国教育界在此次运动中的若干特点,从而加强对全国人民实践抗战建国大业的认识。

  

   一、动员措施与特点

  

   中国青年远征军,是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为适应军事形势需要而组建的一支特殊部队。这支以大、中学生为主体,装备现代化武器的军事力量,是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正面战场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在业已开展的青年学生从军动员基础上筹组的。

   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10月中旬,“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决定征集10万人组建中国青年远征军,为此成立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嗣后,随着《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专科以上学校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规程》等措施出台,有关方面还决定了各省的征集名额,其中云南省2400名(男青年2100名,女青年300名)[2],西南联大的征额为100人。[3]

   国民政府发动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既有战略反攻的考虑,也包含着应付紧急局势的性质。就西南联大所在的云南而言,1944年已不再是大后方了。豫湘桂大溃败以来,昆明街头处处可见从湘桂沦陷区疏散的难民[4],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形势的万分紧张。在此形势下,这年云南的双十节纪念主题紧紧围绕动员民众、保卫大西南。10月12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云南“握云贵的极峰,控中印半岛于一环抱”,今已成为国防工业重心,且为“仅存的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及中印公路之终点”,强调“谁控制云南,谁即控制西南及中印半岛”。[5]16日,《云南日报》复在社论中强调:云南“今日实已数面受敌”,保卫西南“是当前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6]11月24日,昆明《正义报》社论也重申龙云提醒云南要吸取广西教训,“不论男女老幼,不分本省人外省人”,人人要“准备作战”,“准备自卫”和“准备牺牲”。[7]

   西南联合大学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中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0月下旬,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后,学校三常委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即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热烈拥护,积极响应。该电在目前各种有关资料中均未收入,故有必要公布如下:

   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奉读钧座告青年书,不胜感奋,知识青年从军,增加抗战反攻力量,确立现代建军基础,关系抗战建国前途,万□重要,伯苓等当竭诚鼓励,尽力推动,并已集合全校教授,统筹推动办法。教授同人,切望此举发挥最大效果,曾贡献意见,以备采择。除另即奉陈外,谨肃电闻。[8]

   几乎在三常委致蒋介石电发出的同时,学校于10月30日召开校务会议。会上,梅贻琦介绍了代教授会草拟的从军运动建议书,议决以快邮代电寄出,同时交各报馆发表。[9]10天后,蒋介石为督促成立“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致电梅贻琦,指示该委员会需“克日成立”,由“校长兼任主任委员”,并要求速将“组织成立情况径行电报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备案”。[10]最高当局的训令,加速了学校从军征集工作的步骤。11月15日召开的常务委员会上,九项报告事项中有四项与从军征集工作直接相关。当时,有两名应征译员的学生离校出走,会议议决以“离职潜逃”之名,予以开除[11],显示了学校贯彻政府意旨的决心。

   西南联大的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也是在这次校务会上宣布成立的,梅贻琦任主任委员,杨石先、施嘉炀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查良钊、郑天挺、姚从吾、陈福田、郑华炽、袁复礼、李继侗、伍启元、宁榥、阎振兴、马大猷、陈雪屏,总干事为郑华炽。[12]这些人中,梅贻琦是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常委,杨石先为理学院院长(南开校长张伯苓不在昆明时,其是代表南开参与西南联大工作的主要成员之一)、施嘉炀为工学院院长,查良钊长期担任训导长,郑天挺担任过教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不在昆明时,由其代表北大参与西南联大工作),郑华炽是物理系主任。鉴于这次从军运动规定由国民党、三青团各负责征集5万人,故该委员会还吸收了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干事长、师范学院教育系兼公民训育系主任陈雪屏,和国民党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书记、历史系教授姚从吾。[13]如此庞大阵容,反映了学校对从军运动的高度重视。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组而成西南联大,在短短的六年历史上曾掀起过三次从军热潮。第一次出现在抗战初期,一些同学投笔从戎,或投身前线,或到敌后参加各种抗战工作。第二次出现于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为协助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部分外文系同学参加征调,担任英文翻译。第三次是为配合1943年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政府征调1944级体格检查合格的所有男同学,工作也是充任美军译员。这三次学生从军,第一次完全建立在自愿基础上,无须动员。第二、三次,因征调对象需熟练中英互译,故对象只是部分学生。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则不同,应征对象规定为凡年满18至35岁,受过中等程度以上文化教育,身体健康的青年,这就要求学校把征集范围扩大至全校所有学生。然而,同学们对这次从军运动的积极性,远不如前三次那么踊跃,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在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是否是当前最急需要工作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不尽一致。抗战时期的最高国策是“抗战建国”,“抗战”是手段,“建国”是目的。可是,国民党高喊多年的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一直停留在口号上,而一党专制所造成的各种腐败现象,却层出不穷,引起人们很大不满。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曾从政治开明的角度看待知识青年从军问题,认为目前“最要紧底是我们的政治上社会上,都需要立时有几件令人耳目一新底事”,这些事,包括抗战结束后的种种措施,“如开国民代表大会,施行宪政等”,而且这些“只是诺言还不够”,必须落到实处才行。只有这样,“易于疑”的青年人才能看到希望,“才能鼓舞他的精神”。[14]政治系教授张奚若的话更坦率,他希望同学们“不要盲从”,因为在政治未实现民主化之前,军队不可能国家化,这种现状下的建军,到头来只能被“独裁、低能、只顾一党之私”的私人利用,任何计划与好听的名词一到他们手里就全都会变质。[15]冯友兰、张奚若的认识,将青年从军与政治民主化联系在一起,反映了精英阶层从更高层次上对知识青年从军问题的思考。

   第二,担心青年远征军被利用为加深国内政争的工具,也是影响从军运动的一个障碍。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全国各个阶层的团结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可是,随着抗战的深入,国共分歧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任何举措都难免受到质疑,而装备了最新式武器的青年远征军,更是容易被怀疑有可能演变成加强国民党力量的工具。这种意识在素有“民主堡垒”称号的西南联大甚为流行,显然阻碍着学生们的报名热情。

   第三,不能不说待遇问题也是一个难于启齿却欲罢不能的心结。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前一年,政府征调西南联大学生担任美军译员,他们在军委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受训时,每月津贴300元[16],结业后授予同中尉至同中校军衔,月薪450元至750元。[17]1944年10月,青年远征军开始动员的当月,政府增加译员津贴,每月薪津数额为:一级21400元,二级12283,三级11586元,四级9890元,五级译员9592元。此外,按年龄大小,每人每月还可领取四至八斗的眷属津贴米,按昆明区规定价格,每斗折合代金370元。[18]而加入青年远征军的西南联大同学,1945年2月2日领到的第一个月津贴只有区区50元。[19]此后,这一差距愈拉愈大,1945年3月1日起,译员津贴增加为受训期间每月8000元,[20]结业后在国内服务者一级月支15000元,二级13000元,三级11000元,四级9000元,五级8000元;国外服务者,分别为印币350、220、190、160、140盾(相当国币13000至6000元)。[21]而与译员征调同步征募的青年远征军,即使到了印度,每月津贴也不过1800元[22],与一般授予三级译员的西南联大同学相比,相差高达9200元。同为一校学生,同为参加抗战,待遇如此悬殊,难怪让人大惑不解。

   以上三个问题,前两个是全局性的,后一个为经费来源不同所造成,均非西南联大之力可以解决。因此,学校只能想方设法在允许范围之内,开展动员工作。

   西南联大的第一个努力,是通过启发教育,提高学生对建立新军与加强抗战关系的认识。目前有关论述介绍西南联大从军动员措施时,大都提到11月29日的全校动员大会,却很少提及大会前的五次演讲,而这些安排实际是全校动员的前期铺垫。第一次演讲于10月20日举行,演讲者为原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的叶公超,讲题为“战时之英国”。从讲题推知,其内容应当包括英国战时动员,借以激励同学从军。第二次演讲于10月22日举行,讲演者为新编第一军高级参谋蒋镇澜。这次演讲未见报道,但不外乎第二次印缅作战的发动、进展、预测等态势。第三次是西南联大举行建校纪念周活动期间的11月13日,时逢三青团中央干事刘健群因公抵昆,学校请他做了题为“太平洋战局”的报告。第四次是11月17日举行的,由生于夏威夷,对美国战时动员了如指掌的外文系教授陈福田演讲“美国之战时青年”。[23]第五次演讲在两周后的11月28日,演讲者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霍揆彰的演讲亦未见记载,但应与22日接受昆明新闻采访时所讲之在腾冲、龙陵击溃敌日军五十六师团与第二师团的战况大致相同[24],目的与蒋镇澜演讲一样,亦是旨在激励同学们的报国热忱。这五次演讲,内容既有缅北、滇西、太平洋战场,也有英美国家的战时社会介绍,时间上也紧密衔接,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一次集中轰炸。

经过一番认真准备,西南联大罕见地停课两小时,进行全校总动员。11月29日下午,师生们齐集新校舍最大的集会场地北区东饭厅,聆听教授会指定的数位教授讲演。会上,梅贻琦首先致辞,劝勉同学们多加思忖,说:“假使现在不从军,则20年后将会感觉空虚。”继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治系教授钱端升向同学说:“现代战争是为现代化武器与现代化生产的战争,凡此均需现代化头脑现代化技术,此则非知识青年不为功也,故必须知识青年参加。现今最简要者,即期望知识青年直接参加战争,从军是也。”冯友兰教授的讲话,大意也是从现代武器必须由具有现代知识的青年掌握才能发挥作用。他说:“过去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对拼的时期、艰苦的时期,已经由我们老百姓去担当了,际今最后关头而又有新式武器、新式装备可供应之时,知识青年应避免其应尽责任么?”另一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经济系教授周炳琳,则从青年对国家的责任讲起,认为同学们经常在壁报上发表意见和呼吁,现在该是行动的时候了。法律系教授燕树棠的讲演,内容也体现了这种精神。西南联大对这次动员大会寄以了很大希望,但会场反应并不强烈。这一沉默中,令没有安排发言的闻一多坐立不安,于是即席做了一番欲在鼓动人心的发言。报载其言云:“现在抗战已至最艰苦的阶段,知识青年此时实深应自动放弃不当兵的‘特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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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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