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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黎明:李闻惨案之善后

更新时间:2015-11-19 22:30:43
作者: 闻黎明 (进入专栏)  

   1946年7月中旬发生的李闻惨案,是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接连出现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多年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思考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的原因时,都不同程度地认为这一事件是国民党失去人心的一个重要标志。①

   李闻惨案发生在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时刻。当时,虽然国共在关外展开激烈争夺,国民党军队在关内进攻中原解放区,但各方并未放弃和谈,美国亦加紧调停步骤。就在这一特定时刻,李闻惨案发生了,它立刻与战后中国是通过政治协商实现国内团结还是通过武力实现统一这一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引发长达一个半月的较量。今天,李闻惨案已过去65年,但就学术研究而言,尚有不少有待开拓的空间。②如惨案初期关于事件性质的论争,责任追究中不同力量的博弈,以及国内外舆论对美国援华政策的影响,还有蒋介石处置方针的形成与实施等,均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相信对这些问题的细致梳理,有助于加强认识李闻惨案从哪些方面给国民党统治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也有助于了解和把握不同社会矛盾在战后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演变。

   一、关于惨案性质的舆论较量

   1946年7月11日夜,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在战前就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这样一位知名人士被害,人们很自然将这一事件与战火日炽的国共之争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次针对主张和平民主人士的政治谋杀。这个推测已被事实证实,但最初的情形并非今天想象的那么简单,各种政治势力正是围绕李公朴被害的性质,展开了李闻惨案善后阶段的首次较量。

   李公朴被刺于7月11日夜10时许,当晚消息就已传开。但是,有地利之便且以报道快捷闻名于国内新闻界的中央社昆明分社与昆明《中央日报》,却不见任何动作。③昆明地方报纸似在观察中央社的反应,故也按兵不动。13日,南京《中央日报》以“中央社昆明十二日电”形式发布了一条经过精心处理的消息:“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女士暨公子,十一日晚十时许乘公共汽车回北门街寓所,至学院下车后,步行回至学院坡时,突闻枪声,李受伤倒地。警局闻警驰往侦查,凶手已于黑夜中逃逸,当场捕获嫌疑犯一名。李氏由其夫人车送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检治,以弹穿腹部,立即施用手术,灌输血浆,因失血过多,延至今晨五时三十分,不治身死。”④这则消息包括标点符号只有148字,并被置于国内版最下端的边沿位置,这好像只是告诉读者:李公朴死了。

   中央社总社的这一姿态,显然为李案确定了报道基调。此口一开,昆明各报才开始报道李案。由于李公朴长期生活在昆明,与上层社会接触广泛,地方人士急于了解事件详情的缘故,昆明《中央日报》对被刺现场、抢救过程、负伤位置、中弹数量、手术经过等,比南京《中央日报》有所增加。⑤云南省政府机关报《云南日报》则披露了更多细节,说李公朴送至医院后,“李氏神志尚清,医师于十一时半开刀,肠已被穿三孔,虽打麻醉剂仍大声呼痛,且血液逆流入胃,口吐鲜血不止,一时手术完毕,经打班尼西林及输血三百CC,虽稍安静,但终因流血太多,伤势过重,四时复吐血块,于今晨五时二十分不救逝于云大医院”。⑥新闻界和财政界人士主办的《正义报》也刊登了记者在医院的现场采访,还刊登了主治医师程一雄的谈话。⑦这些消息,反映了李公朴被刺在昆明引起的震动以及民众对这一事件的关注。

   李公朴被刺后的第一个悬念是遇害原因。这一与惨案性质紧密相关的问题,需要凶手落网才可能解开。可是,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暗杀,行刺地点大兴街岔街是条少有行人的偏僻小巷,加上暗杀使用的手枪紧贴在李公朴后腰,仅有“甚小之爆炸声”,连同行的夫人张曼筠也是在李公朴倒地并发出“我已中弹”后才发现。⑧随后而至的警察,见一身着草黄军服的人惊慌奔跑,遂将其作为嫌疑人解送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下简称“云南警备总部”)。经讯问,此人名李成业,当晚“由马市口乘公共汽车往大梅园巷访一陈姓友人,甫下车,骤闻枪声,为避免危险,惊忙奔驰”。⑨李成业是航空委员会第十修理工厂机械军士,与李公朴毫无关系,从其身上搜出的一把小刀,也难成有力证据,故旋被释放。⑩

   唯一线索的中断使李公朴被刺真相不免扑朔迷离,也使民盟云南省支部(下简称“云南民盟”)在事件性质的认定上不得不小心翼翼。7月12日,云南民盟为李公朴被刺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在讨论抗议书时,围绕要不要点名国民党特务的问题出现了两种意见,一部分主张“应当毫不含糊地在声明中明确指出是国民党特务杀害的”,也有人虽然“承认是国民党特务杀害的,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主张在措词上写得比较笼统些、温和些,以免过分刺激”。(11)最终,该支部公布事件经过时,只是指出这是“反动派可耻的暴行”,李公朴“被反动派暗算了”。(12)“反动派”一词在这里固有所指,但毕竟没有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划上等号。15日,闻一多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发表《最后一次的讲演》,可能受此决议约束,使用的也是“反动派”三字。

   在信息闭塞的情况下,民盟中央对这个问题也和云南民盟一样谨慎。梁漱溟曾说:“当李公朴暗杀案发生时,社会上或者还有些人不完全相信他是会牺牲在当前政治斗争上的、他是被国民党特务杀了的”,因此“我个人曾经说过只是向社会申诉,不向政府提出抗议的话”。(13)14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的临时紧急会议上,决议的前两项,即为要求政府“彻底查究本案政治背景”和要求云南省政府“就近严查本案政治背景”。(14)这里所说的“政治背景”,是根据国民党一贯镇压民主运动所做出的基本推断,说明民盟中央意识到这一事件必有政治因素,但为了证实这一点,还需要“彻底查究”。

   民盟的这种态度,在当时环境下既是不得已的,也是必要的。李公朴遇难后,昆明学联主办的《学生报》立即发行了号外,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也在近日楼一带张贴标语,矛头直指维持全省治安的云南警备总部。一手制造刺杀案的云南警备总部总司令霍揆彰,气势汹汹地指责这是云南民盟背后指使,甚至刊登了一封致云南民盟的公函。函中声称:“本(十三)日据报,街头张贴之标语壁报,有以学联会署名,有以学生自治会署名,其中关于李公朴先生被害之事之记载,竟有诬蔑本部者。事关诽谤公署名誉,法有惩处明文,该类壁报标语是否与贵同盟有关,或为贵同盟所主使,应请注意,并希查明见复为荷。”云南民盟当即复函:“敝同盟自有政治立场,与尊重法治之主张,贵部所见标语壁报,既有署名团体,是否为该团体所张贴虽不可知,但其与本同盟无关,至极明显”,要求其“负责更正,以正视听”。(15)云南警备总部与云南民盟的往来公函,是复杂形势下双方较量的第一个回合,云南民盟虽然遭到直接打击,但在反击时,仍保持着克制态度。

   后人很少注意民盟在初期的这种谨慎,自然也容易忽视中共南方局的对策。7月13日,《新华日报》在国内版正中位置用黑边粗框形式刊登云南民盟为李公朴殉难发布的讣告,以此表明中共的态度。在同日发表的《李公朴先生小史》中,《新华日报》特别指出当年2月李公朴在重庆较场口惨案中遭到毒打,而今天更是“竟遭毒手”。(16)较场口惨案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一手制造的,把两次惨案联系起来,言外之意不解自明。不过,中共南方局在强调“公朴先生的被枪杀,并不是偶然的事,这里面藏着暗杀的阴谋”的同时,也用了“公朴先生所遭到的枪弹来自何方,是任何人都会清楚的”这种难以挑剔、点到为止的措辞。(17)与身处国统区的南方局不同,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不受任何束缚,7月13日《解放日报》在头版位置刊登新华社消息的第一句话,就点名李公朴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18)15日,该报在为李公朴殉难发表的专题社论中,再次直书李公朴之死是“蒋记特务的无耻罪行”。(19)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报纸也表现了鲜明立场,晋冀鲁豫边区的《人民日报》更是使用了《蒋介石加紧法西斯恐怖,国特杀死李公朴》的标题。

   不难看出,在李公朴被刺内情未明之时,尽管任何重大事件都不可能与政治无关,但国民党控制的舆论工具对“政治”二字讳莫如深,报道文字只局限于时间、地点、简单经过等新闻要素。昆明地方报纸虽然加入了不少细节,却也未能越出中央社的口径底线。与此闪烁其辞形成对比的是,《新华日报》以敏锐的政治嗅觉,用谁都能够理解的话语,提醒人们国民党摆脱不了干系,而《解放日报》更是毫不含糊地指出制造这一事件的就是国民党特务。

   上述反映不同政治立场的推断,源于各自全局性的观察与把握。不过,正如梁漱溟最初怀疑的那样,也有人根据国共双方和谈继续进行、美国积极斡旋调停的形势,认为国民党果真在这种时刻杀害不同政见的党派领袖,岂不公然对抗民意,授人以柄,这未免过于愚蠢了。这时,上海《文汇报》披露的李案发生之背景的两篇文章,对人们认识事件性质产生了引导作用。这两篇文章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生、时任昆明《朝报》记者的刘时平撰写的。刘时平在李公朴被刺当晚便得到消息,次日清晨随第一批同学赶至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目睹了李公朴逝世的过程。出于对国民党颠倒黑白、造谣中伤的义愤,他在昆明学联帮助下,13日下午飞到上海,当晚便写下这两篇文章。(20)这两篇同时刊登于7月14日的文章,一为介绍李公朴被刺在昆明引起的震动,说:“李氏逝世后,当地《学生报》发行号外,立即抢购一空,各方闻讯后,赴医院凭吊者为数极多,学生痛哭失声,各大学教授愤恨万状。”(21)另一篇文章,揭露了早在6月间昆明就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连云贵监察使张维翰的办公处,六十军军长安恩溥、前昆明警备司令禄国藩的公馆,和原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主持的省立昆华图书馆,也遭到搜查。一时间,“昆明谣言纷纷,一说要打了,一说要杀了,于是街头巷耳,谈虎变色”。(22)如果说张维翰、安恩溥、禄国藩处所被搜查,与滇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为反对内战在辽宁海城率部起义有关的话,那么搜查省立昆华图书馆,则直接与李公朴被刺后的形势相关。6月17日,云南省教育厅以“包匿联大学生印刷荒谬标语”为由搜查省立昆华图书馆,结果一无所获。图书馆馆长龚自知是龙云集团的核心人物,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三青团云南省支团监察委员,对这样一位上层人士下手绝非寻常。龚自知不堪忍受,在《云南日报》发表公开声明,一时全城沸沸扬扬。(23)在云南消息一时难以传到内地的时候,《文汇报》两篇文章中列举的事实,使人们很自然地将李公朴之死置于这种环境下进行联想。

   关于李公朴被刺性质的论争只持续了三天,就因紧接其后的闻一多被刺而不解自明。7月14日,民盟中央成立李公朴治丧委员会,30位委员中包括云南省支部的闻一多、潘光旦、楚图南、费孝通。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会议第二天,身为治丧委员会委员的闻一多竟也在昆明遭到暗杀,同行的18岁长子、西南联大外文系一年级学生闻立鹤,也身中数枪,生命垂危。

   与李公朴被刺不同,闻一多遇刺的时间是下午5时许,这是光天化日,可谓明杀而非暗杀。闻一多的遇害地点,离西南联大西仓坡教职员宿舍大门仅五六步远,如果不是蓄意杀害,何来堵在家门前动手。西仓坡虽是小巷,但贯通东西,来往行人不断,小巷东口的“西仓”是座粮库,有士兵多人把守;西行下坡,对面的翠湖即云南警备总部所在地。而且,小巷西口的钱局街及与其相交的文林街,均有警察派出所,距联大宿舍不过一二百米。还有,刺杀时枪声很大,连隔着几条街的云南大学也听到了。(24)更有甚之的是,行凶者有恃无恐,连弹壳也没有捡回。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让执政当局无论怎样避重就轻都难以掩盖,使中共严正指出的“杀人犯正是蒋记法西斯统治集团”的判断(25),成为难以动摇的共识。

社会舆论对李闻惨案的谴责,已人所共知,无需重复。(26)需要强调的是,闻一多被刺后,不管国民党是否情愿,也不能不承认“一般论者,鲜有不以为此两案难脱政治关系”。(27)可是,他们对“政治”的解释与人们的认识背道而驰。南京《中央日报》说这是“共党决意扩大战乱”,“鬼鬼祟祟地兴风作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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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京)201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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