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闻黎明:从中国观点看清水安三

更新时间:2015-07-26 23:09:34
作者: 闻黎明 (进入专栏)  

  

   我第一次看到清水安三先生的这本书,是樱美林学园2002年发行的重印第三版,从版权页说明知道它是1988年改订增补第四版的再次印刷,听说以后又出版了第五版。一本书如此多次再版,既说明了樱美林学园师生们对学校创立者的崇敬,也说明社会对这部书的需求。

   本书日文原名『石ころの生涯』。“石ころ”一词,对根据汉字理解日语的中国人来说,难免会有些望文揣意。在日语中,“石ころ”的本意是“小石头”或“石头子”,用它比喻人生,含有“坚韧”、“顽强”的意思,这与汉语并无差别。不过,日语中的“石ころ”还含有“没有多少价值”的意思,清水先生用这个词比喻自己的一生,是日本民族特有的一种自谦,而书中所反映的,则是日本民族坚持、坚韧的性格,即只要认准一个目标,就顽强地追求它、拥抱它。相信凡是读了这本书的人,都会对这一点有同感。

   1891年出生在日本滋贺县高岛郡新仪村一个普通农家的清水安三先生,是位致力于贫民启蒙的教育家。中学时期,他受世风影响,接受洗礼,成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1910年,他考入同志社大学神学部,读书期间就参加了传道。上大学时,他读到刚刚出版的德富苏峰的《支那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中国唐代佛教大师鉴真和尚的事迹,遂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之后,他受一位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遗嘱的故事触动,决心来中国。

   1917年,年仅二十六岁的清水先生受日本组合基督教教会的派遣,以宣教师(传教士)身份来到沈阳。不久,便在小西门外开设了一所名叫“儿童馆”的小规模小学。教学中,清水先生深感自己的汉语水平有待提高,为了更好地学习中文,也为了向中国人传教,于1919年移居北京,落脚在霞公府内小纱帽胡同的日本同学会。

   清水先生到北京的当年,正逢中国北方大旱,许多地方绝产,一些国家的在华基督教会发起赈济,清水先生积极参加救援,在禄米仓一带从事灾童收容工作。这段时间,他目睹中国底层民众的凄惨生活,产生了救济贫民儿童的愿望。1921年,他从灾童收容所得到300日元酬金,自己又拿出200日元,在朝阳门外灾民集中的碑楼胡同8号租了两间民房,于5月28日创办起“崇贞工读女学校”(简称“崇贞女校”),专门招收贫苦人家的女孩子。办学过程中,清水先生感到自己的学识还需要补充,于是远赴美国奥柏林大学神学部留学。清水先生在美国留学了两年,毕业后马上返回北京,继续主持崇贞女校。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1936年学校已扩充有六年制小学部和三年制初中部,校址也迁到芳草地,改名为“崇贞学园”,成为日本人在北京主持的唯一具备一定规模的教会学校。崇贞学园在北京开办的二十五年间,共招收学生千人以上,其中毕业者达五百余人。

   教育,是外国基督教徒在中国的主要传教形式之一,办学经费除教会资助和教徒捐款外,还来自于学费。但是,崇贞女校免收学费和授课费,仅收少许杂费(小学20钱,中学1元)。清水先生是虔诚的基督信徒,但他在北京办学,并没得到日本基督教会的多少资助。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清水先生曾组织学生养鸡、刺绣换取补贴,为此受到兼职校同志社大学的处分。但是,这并没动摇他在教育事业上坚持平等博爱的信念。

   清水先生坚持“学而事人”的办学宗旨,提倡教育面向实际,把培养学生的重点放在学生走入社会后自食其力的能力方面。作为女子学校,清水先生十分强调女权,强调男女平等。“教育平等是平权,空说解放亦徒然,富贵责任男女均,庆祝崇贞万万春”,“女儿身体更宜强,体操唱歌乐洋洋,强国要基在少年,不让男子著先鞭”。校歌中这些歌词,反映了平等、自强、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让清水先生在中国找到了知音,南开学校创建者、周恩来的老师张伯苓先生曾给予崇贞学园很高评价,还欣然担任了学校的董事长。

   清水先生还是一位和平主义者。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的日本人开会通过要求日军出兵中国的决议,会上只有清水先生一人表示反对。在日本蚕食中国东北的时候,军国主义甚嚣尘上,使清水先生忧心忡忡。他说:“我有一颗十分爱日本民族的心,但同时又有一种把中国的忧患当成自己忧患的心情。”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他访问了蒋介石、宋美龄、胡适等人,听取他们对改善中日关系的意见。那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评论,公开表达了一个正直日本人伸张正义的态度。清水先生的评论引起日本国内军部的忌恨,刊登这些文章的日文《北京周报》,便是在军部压力下被迫停刊。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计划空袭北京城。消息传来,许多人劝清水先生外出躲避。他回答说:让我这个当老师的死里逃生,我不能这样做,我也干脆就死在这里,要让人们看看,我是如何被日军杀死的!

   清水先生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八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他结识了周作人、鲁迅、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一批中国朋友。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清水先生访问他多达二十余次。他称李大钊胸怀宽大、平易近人,对日本人能够加以区别,并无日本国内宣扬的那种排日情结,即使谈到革命,也没有过激语气。清水先生与李大钊的关系建立在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的基础上。他得知李大钊关心日本舆论,就为他订阅了日本激进评论家堺利彦主编的《平民新闻》。而清水先生请求李大钊帮助逃亡到中国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时,李大钊也为佐野学做了取道天津前往苏联的安排。李大钊就义那天,清水先生放声痛哭,一夜未眠,在悲痛中写下《李大钊之死》。1981年,清水先生已经九十岁了,还写了《回忆李大钊》,表达对这位伟人的怀念。清水先生的次子清水畏三先生曾对我说,在清水先生的印象中,李大钊仿佛是位村长,认为这样的人日本也有,但对鲁迅的感觉则不同,说日本没有那样的人,也出不了那样的人。一次,我陪同清水先生的嫡孙清水贤一先生参观鲁迅博物馆,博物馆陈列室里展出着鲁迅日记,清水贤一特别翻出内中的一页让我看,上面是清水安三来访的记录。据日本学者考证,第一个向日本介绍鲁迅的是青木正儿,清水先生则是仅次于青木正儿评论鲁迅的作者。清水先生非常敬仰鲁迅,一直珍藏着鲁迅送给他的书法作品,到了晚年,还写了《值得爱戴的大家:鲁迅》和《回忆鲁迅》。文章发表后,觉得言犹未尽,又写了《怀念鲁迅》。清水先生对鲁迅的感情,直接影响到樱美林大学的师资队伍上,这所学校的中文系曾聚集了数位鲁迅研究家,其中有中国学者很熟悉的丸山升教授和藤井省三教授。

   《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是清水先生1977年的一部言论集,这部书不仅是他对自己生平的回顾与总结,也是了解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一面窗户。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它反映的是一个日本人怎样看待和认识中国,对于研究者来说,它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更是显而易见。

   本书编者清水畏三先生是清水先生的次子,曾担任樱美林学园理事长和樱美林大学教授。多年来,他致力于收集父亲的资料,是清水安三研究的组织者与专门家。本书中译本的出版,还得力于现任樱美林学园理事长、樱美林大学校长佐藤东洋士教授。这位父母都是崇贞学园教师、本人出生在北京什刹海边鸦儿胡同的学者,对中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建立在樱美林大学渊野边校区的樱美林孔子学院——东京地区第一所孔子学院那宏伟的大楼,就是由他主持的推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最好见证。

   清水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在中国创办的学校,今日已成为北京名校之一。抗战结束后,崇贞学园被当作敌产没收,学校被改名为北平女子第四中学,全国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市第四女子中学、朝阳中学,1991年命名为北京市陈经纶中学,2002年成为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清水先生只身回到东京后不久,就创办了樱美林学园。“樱美林”含有双重用意,它既是清水先生留学美国奥柏林大学的谐音,“樱”字又表达着对和平的祈望。樱美林学园是清水先生在日本创办的一所从幼稚园、中学,到大学、研究生院的新型学校,但他仍然把崇贞女校成立的那天作为樱美林学园的创始日。今年,是樱美林学园创立90周年,值此之际,《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在中国出版,是对清水先生的最好纪念。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清水先生,在今天的陈经纶中学校园里,耸立着清水安三的雕像,耸立着他的“学而事人”题字碑。这些,都是对这位为中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教育家的怀念和礼赞。“樱美林学园创始人清水安三先生以‘学而事人’为座右铭,强调不应单纯为学习而学习,而应为服务大众而学习”,“我衷心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成为中日两国的栋梁之材,将来为两国的发展、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作贡献,造福两国人民,造福亚洲和世界”。这是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先生在今年5月27日樱美林大学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一段讲话。这段话,指出了清水先生在中国从事教育事业的理念,也对中日两国人民不断发展友好关系提出了期望。

2011年9月8日于北京学院路寓所

   (本文为《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一个基督徒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传奇经历》一书之序,该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本文责编:lijie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0787.html
文章来源:《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一个基督徒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传奇经历》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