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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5-12-17 00:08:36
作者: 闻黎明 (进入专栏)  

   提要:抗日战争时期知识青年的从军运动,是中国教育界献身抗战建国事业的壮举。目前,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44年国民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对于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从军活动,关注的还很不够。这里,旨在对全国高等学府中学生数量最多、师资最强大、学科最齐全的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从军运动,做以尽量全面的梳理。同时,拟就不同阶段的从军意识、动员方式、服务特征等问题进行必要考察。这既有助于表现这所大学战时从军活动的全貌,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抗战与建国关系的思考与实践。

   关键词:西南联大 战时从军 战地服务 译员征调 青年远征军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从军运动,既是这所战时高等学府引以自豪的一页,也是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保家卫国、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尊严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史学界对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研究,大多围绕1944年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内容基本停留在国民政府开展这次运动的背景、动机、实施及其意义等方面。但是,知识青年从军贯穿了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全面考察不同阶段的从军活动及其特征,显然很有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在全国高等学府中学生数量最多、师资最强大、学科最齐全的西南联合大学为对象,对其不同时期的从军运动做以尽量完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被动员方如何认识、如何响应、如何实践等问题做以初步探讨。相信这有助于进一步表现这一群体的爱国情操和献身精神,也有助于加深认识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对战时从军与国家现代化关系的思考和实践。

  

   一 湘江岸边的从军热潮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爆发后,由平津沦陷地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的一所战时高等学府。这所学校最初设在长沙,名“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全校的第一次从军热潮,就出现在湘江岸边的长沙。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战火遍燃的1937年11月1日开学的,当时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开学不到两周,日军就占领了上海,接着又占领了南京。都沦陷的消息传到学校,师生们心情难以平静,大家齐集学校所在的圣经学校广场慷慨陈词,高唱抗战歌曲,“到前线去”、“参军去”的口号响彻校园。投身前线,参加抗战,当时是摆在每一个青年面前的急迫问题。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说中,号召青年“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①]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徐特立,也在临时大学发表过同样内容的演说。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面前,长沙临时大学同学表现出极大的抗战热情。“这次对外全面抗战,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神圣”,青年人尤其“应当认清自己,认清环境,克尽自己应尽之责”。战争爆发后曾在家乡江苏武进做过乡村宣传工作姚梓繁同学这样说。姚梓繁根据个人体会,认为投入最迫切的“训练民众与组织民众”,是青年人的使命和责任,因为这种工作并不亚于前线的战士。[②]不过,更多的学生则希望直接参加战斗,他们有的去了前线,有的到了军校,有的奔赴延安。不到两个月,临时大学至少有295人提出保留学籍申请,领取了参加抗战工作的介绍信。至于未办手续就迳往前线者,虽未见统计,但仅南开大学一校,“这时投军者约70多人,内包括参加武汉救亡总会训练班5人,湖南国民训练班17人,湖南战地服务团13人,空军学校22人,军政部学兵队7人,军事工程4人,参加第13军、14军及第181师工作5人,还有一些学生去临汾、西安、郑州、开封等地”。[③]当年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代表会主席的经济系同学洪绥曾(洪同),说他那时“和学生会的同学整天拉起欢送同学的大旗,热烈欢送他们走上前线”。[④]

   临时大学当局对学生们的从军要求给予了积极支持。12月10日,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决议成立“国防服务介绍委员会”和“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29日,又决议将这两个机构合并为“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⑤]几天后,常委会还决议:“凡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无论由学校介绍或个人行动,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对于志愿从军的教职员,也规定“其所服务机关不能担任薪水时,本校得按在校服务薪水支给之”。[⑥]这些措施,解除了离校师生的后顾之忧,体现了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宗旨。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学生们的从军去向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直接参加国民革命军各部队。约在当年8月,清华同学杨德增、胡笃谅、张厚英、吴业孝、梁伯龙、黄茂光、李天民、吴敬业8人向长沙集中途经南京时,就报名参加了当时全国唯一的机械化军校――陆军交通辎重学校。他们于9月初开始受训,次年2月末结业,除女学员外,均分配到陆军第二○○师,可谓临时大学“史前期”从军者。[⑦]该校第二期学员中也有不少临大同学。1938年2月中旬,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前夕,机械系主任庄前鼎教授对同学们说:“昆明暂无实习工厂和实验室,要学专业可介绍去交辎学校,主要学汽车和坦克的构造、修理和驾驶,六个月一期,期满即可分配工作,直接参加抗战。”于是,该系除5人外,均去了陆军交通辎重学校,同他们同到这所学校的还有电机系的几名同学。[⑧]据有关记载,这批到陆军交通辎重学校的临大同学共29人,其中有章宏道(章文晋)、吴仲华、陈乃能、王瑷等。他们作为第二期学员,受训8个月后也分配到陆军第二○○师,担任战车或汽车部队技术员。[⑨]于是,长沙临时大学的前后两批青年,在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里会师了。

   上述从军同学中,有些是大学三年级同学。以清华大学1934年入学的第十级为例,他们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但是战争这时爆发了,全级“二百八十七人中,实际在一九三八年毕业的不过一百余人”。[⑩]其中,有些人就是投笔从戎,据有关记载,清华大学第十级毕业前从军者有名有姓者便有30余人,除前述加入陆军机械化部队者外,张去疑、汪复强等加入了空军通讯部队,郑学燧加入工兵部队。至于毕业后从军者则更多,如居浩然参加步兵,卢盛景、黄雄盛担任空军飞行员,亢玉瑾、钟达三、万宝康担任军队气象工作,田长模、王玉京、张传忠、陶家征、梁瑞骐、林世昌、萧汝淮、叶上芳、孙方铎等从事航空机械工作。一位十级同学说,就他所知,这一级同学从军者“接近六十余人,占全班总额七分之一强”。[11]有人回忆,这一时期先后到中央军校及分校的还有郎维田、刘维勤、林征祁、马毓泉、夏世铎、周应霖、廖伯周,到工兵学校的有张慕凯、罗绍志,到空军学校的有区伟昌,以及到军委会军令部的白冲浩,到军委会政治部演剧二队的徐萱,去石友三部队的吕明羲。[12]而这些,不过只是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从军的一个侧面。

   西南联大学生从军的第二种类型是参加各种战地服务团,洪绥曾走的就是这条路。当时,长沙一位女作家以湘雅医学院护士长身份,号召从南京撤退到长沙的军队医院医生、护士组织起一个随军服务团,她们希望大学生也能加入这支队伍,共同到前方做些军民桥梁、军民合作、军中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于是,洪绥曾选定了从淞沪之战撤退到武汉整补的国民党革命军第一军胡宗南部队,与一些同学组成“第一军随军服务团”,计划到军中服务。这批同学于11月12日出发,全体身着军装,佩带符号,搭乘军车从长沙驶往武汉。到武汉后,他们受到胡宗南的欢迎,但是胡宗南认为大学生是国家栋梁之材,还须加以锤炼,不可率尔走上战场盲目牺牲。同学们虽然觉得这种说法与当初想像的到后方做民军桥梁、到前线抬伤兵送子弹等有些距离,但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随同胡宗南部队到西北整补训练。[13]这些同学后来加入了湖南青年第三战地服务团,全团50余人中,长沙临时大学的同学达30余人,他们是吴承明、沈宝琦、熊汇荃(熊向晖)、向仁生、池际尚、刘以美、赵泽华、傅国虎、张镇邦、王霈、李忻等,洪绥曾还担任了该团副团长。

   到敌后参加抗战是长沙临时大学从军的第三种类型,马继孔便是其中之一。马继孔是清华学生,1937年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不久就与清华曹望舜(曹一清)、孙继祖、刘庄,北大左平、刘庆予、徐兴国(徐晃)等,共同发起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参加抗战问题。会后,刘庄、徐兴国去了延安,刘庆予到了郑州一战区,马继孔和曹望舜、孙继祖、左平四人则决定回乡。后来,他们在山东寿光组织起一支游击队,1938年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马继孔任参谋长,左平任后勤主任,在家乡开始了游击战。[14]

   与马继孔相似的,还有1937年11月去山西临汾国民革命军部队的宋延平(宋平)、陈舜瑶等。1938年1月又有13人(含两位清华实习工厂的工友)到了山西临汾,其中6人随后到了位于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另外,还有一些人去了冀中地区,他们在那里运用所学特长,制造出大批急需的炸药、地雷。抗日名将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中对他们的工作有生动记录。书中写到:1938年春夏间,大批平、津、保青年学生和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来到冀中,其中有清华大学的胡大佛、熊大缜、李广信(李琳)、门本中(阎裕昌)、汪德熙等。为了制造急需的炸药,他们创办工厂,进行科研和生产。有一次,爆破队用他们生产的炸药炸日本军车,一下子就炸死四五十个日本鬼子。他们生产的地雷不仅有踩雷,还有跳雷。他们制造的飞雷像火箭一样,一公斤炸药可以飞出130-150米,专打敌人的堡垒,美国观察组见到后说,“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啊!”[15]1939年春,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河北省唐县大悲村约见已担任供给部长的熊大缜时,对他们的工作大为赞扬,嘱咐他一定要争取更多的科技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工作。

  

   二 协助空军的战地服务

   长沙临时大学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1至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为了配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作战,西南联大开展了第二次从军活动。

   1940年5月,应聘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的美军陆军航空队退役军人陈纳德,受蒋介石、宋美龄之托,回国购买了一批飞机,招募了一些飞行员,当他1941年7月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一些后勤人员。8月,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成立(对外称“中央飞机制造公司”),12月20日这个大队的第一、二中队在昆明上空首战告捷,遂被誉之为“飞虎队”。飞虎队的建立,需要配备相应的翻译人员,为此军事委员会于1941年秋成立了“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习称“战地服务团译练班”,因班址设在昆明,故又称“昆明训练班”。该班班主任是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但他常在重庆,于是向西南联大推荐潘光旦、闻一多、吴泽霖三人,请求从中选择一人主持具体班务。[16]学校后派刚自大夏大学调到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吴泽霖教授担任副班主任,同时派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教授参与工作。西南联大一些教授也受邀出任训练班教员,如赵九章讲授“气象学”、皮名举讲授“美国史地”、张德昌讲授“英国概况”、袁家骅讲授“英译中”、莫泮芹讲授“中译英”、美籍教授温德讲授“英文词汇学”等。[17]

1941年10月17日,战地服务团译训班第一期在昆明西站美军第一招待所正式开班,全班35人。[18]这一期是个别招收的,由于人数不多,供不应求,需要扩大规模。尚在该期开办前一个月,教育部就要求西南联大等校选调外文系三、四年级学生应征充任翻译,10月15日西南联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本校应征学生在受训或服务期内补修课业办法”,规定充任译员者工作一年后可回校复学。[19]11月9日,学校召集全体同学开会,进行征调动员。报载:“近日来昆各部盟军日渐增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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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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