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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黎明:闻一多与“五四”

更新时间:2015-11-23 14:26:18
作者: 闻黎明 (进入专栏)  

   一九九九年,是中国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诞辰一百周年;而这一年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八十周年。历史将这两个纪念日排列在一起有些偶然,但是如果能够通过闻一多在“五四时代”的经历来剖析与认识“五四青年”的心路与情感,不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吗。

   一

   一九一九年一月中旬,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阵营代表在巴黎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以战胜国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顺理成章地在会上提出了收回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主权,而取消“二十一条”、收回被德国攫取的山东之一切权益,更是中国代表争取的重点。然而,由于英法意一九一七年初与日本达成秘密谅解协议曾答应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由于日本坚持认为一九一八年其与段祺瑞政府进行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时中国曾表示“欣然同意”,由于美国担心日本不参加国际联盟而不惜牺牲了中国的利益,和会最终于四月三十日拒绝了中国代表的正当要求。五月一日早晨,英国外相白尔福正式口头通知中国代表,声称英法美三国首脑会议业已决定承认参战国日本对青岛的占领,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全部转让与日本。

   这一消息传回国内,犹如晴空霹雳。社会沸腾了,人民愤怒了,五月三日北大三院的自发性集会上,激昂、悲壮的青年学生决定次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四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中国大学等十三所大专学校三千余学生走上街头,“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第一次明确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联系了起来。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受阻,愤怒的人流遂转赴东城赵家楼,火烧了主张在和约上签字的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宅第,痛殴了驻日公使章宗祥。

   人们的怨恨不难理解。曾几何时,谁不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和平条件交口称赞[1],谁不对“公理战胜强权”充满憧憬。至于青年学生,不更是带着战胜国的自豪感,期待着维护国家主权的愿望在巴黎和会上得以实现吗。然而,这一切都失落了,于是强烈的反差撞击了青年人的心灵,顿然迸发起他们的爱国激情。

   这种现象在闻一多身上也有所反映。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向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正式宣战,不久,胶州湾收复,青岛德国守军被缴械,其中部分军官关押在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的清华园正西一带。这情景使闻一多所在的清华学校学生们兴奋异常,大家纷纷去关押德军的地方窥视,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所蒙受的欺凌可以从此逐步摆脱,因而产生了参战报国的念头。众所周知,由于日本与美国各怀企图,对于中国的参战形式各执己见,使中国未能派出一兵一卒,仅是向欧洲协约国提供原料物资、向欧洲战场派遣过数批华工。当时,英国在北京等地招收华工译员,这便为在清华学校一九二一级读书的闻一多及其朋友提供了参战报国的契机。据吴泽霖回忆:他们曾秘密地参加了译员招考,其中第一批刘沛漳、张邦永两人顺利出国,第二批吴泽霖、钱宗堡、方来、葛鼎祥四人也抵达威海卫候船赴欧,而闻一多则是第三批译员的组织者。但是,事情这时泄露了,学校立即派人赶至威海卫,把吴泽霖等强行带回,自然闻一多的组织工作未及开始也就中止了。事后,管理学生的斋务处开除刘沛漳、张邦永学籍的同时,还要给吴泽霖等以记大过。按理说,同属筹划者的闻一多要想避免处分,唯有闭口不语。可是,他非旦没有沉默,反而理直气壮地为吴泽霖等辩护道:“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他们一起去斋务处抗争,并威胁说要向清华董事会申诉,经过努力,终于争取到从轻发落。这件事给吴泽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们对一多的‘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这句话都认为义正词严、铿锵有力、极为精辟,在班上也就传开了。后来五四运动中,很多清华同学在游行、宣传和同军警对抗时,手持的小旗上所写的,呼口号时所喊的,还经常是这句话。”[2]

   由于材料所限,我们无法知道当时闻一多赴欧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并且也很难仅从报考译员这件事去判断闻一多对待中国参战的态度。不过,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整个北京城都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闻一多的心态却与众不同。十四日这天,畿辅学界一万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庆祝,是夜清华学生亦至海淀镇提灯游行。依理而言,闻一多应该与大家一样兴高采烈,可是事实是他不仅没有游行,反于当夜写下具有反省意识的《提灯会》一诗。诗中用“奋格累四载,虚糜巨万赀”、“狂虏倍猖獗,血肉为儿嬉”描写了战争的残忍;用“欢声震欧陆,普天毕颔颐,共言销兵甲,升平始今兹”表现对和平的向往;用“豺狼本同类,猜意肇残胔,失性沸相噬,绝脰决肝脾”对战争进行谴责;用“田禾灼涂炭,中藏老农尸,饿鸱唤不醒,饱餐还哺儿”控诉战争对中国社会的摧残。为此,自己才“吉金铿尘圜,我听思斗鉟,华灯耿黑树,我睹疑磷燨”,才“思此肝腑袭,仰天泪淋漓”,恨不能“何当效春雷,高鸣振聋痴”。[3]

   闻一多在五四运动前的这些思想活动,虽然属于个体行为,但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却不乏典型性。换句话说,人们正是因为企图通过参战来改变国家虚弱地位的幻想过于浓厚,方对巴黎和会产生了过高的期望;也正是因为这种期望值过高,所以当它崩溃时而导致的社会震荡才尤为强烈。

   清华学校地处郊区,同学们都没参加五月三日的北大三院集会和五月四日的示威游行,上述情况及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等,均为四日傍晚进城办事的同学返校后(这天是星期天)才带回来的。血气方刚的闻一多听到这些消息后,一时竟不知怎样才能抒发悲怆的感情,于是借用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爱国名篇《满江红》来表达难以压抑的愤怒。[4]

   清华园的沸腾是从五月五日开始的。当时,清华学生还没有校一级的自治组织,故由高、中两科科长、各级级长及各社团领袖,共同商讨开展爱国运动的办法。闻一多是新剧社副社长,同时还担任着高等科二年级(即一九二一级)的中文书记与《清华学报》的编辑等职务,所以参加了这次五十七人的会议。会上,他担任临时书记,与罗隆基共同记录和整理出《清华学生代表团开会记录》──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的第一个历史文件。

   由于这份文献,我们得以知道五十七人会议是由高等科科长乔万选、中等科科长王国华、高三级级长徐笃恭、高二级级长薛祖康、高一级级长李钟美、孔教会会长孔令□、青年会会长陆梅僧共同召集的。会上,组织了临时性的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并决定把工作分为“对外”与“对内”两个部分。其中对外工作有六项:“(一)派代表赴京调查北京情形;(二)一切进行与他校取一致行动;(三)要求国会弹劾章陆诸贼;(四)通电巴黎专使请缓签字;(五)通电巴黎和平会议请维持公道;(六)要求总统对于山东青岛问题取坚决手段”。对内工作为五项:“(七)本晚开全体学生大会;(八)《周刊》加发号外,并有滑稽画;(九)本校各种出版物加‘勿忘国耻’等字样;(十)不用日货;(十一)通俗演讲及传单”。由于这份文献,我们又得以知道罗发祖、陈长桐、罗隆基、孔令□、陆梅僧五人被推为代表,入城与各校取得联系;接着清华又相继派陈复光、何浩若、黄钰生、潘钟文、姚永励五人入城增援。与此同时,留校代表团得知下午二时城内有校长会议,即往谒校长,力请与会。此外,还派刘驭万、沈克非与海甸镇的商界联系,以争取其为后盾;同时还决定举行通俗演讲,分散传单,鼓吹爱国情绪。由于这份文献,我们还得以知道当晚七时半,全校学生在体育馆前召开大会,主席陈长桐报告北京城内四日的情形,复与孔令□、罗发祖分别报告当日调查情形,徐笃恭也报告了学生代表团这天的工作情况。大会后,学生代表团继续开会,决定了简章三条,选举了团长、副团长、书记、会计、干事等,商量了募款办法。闻一多这天十分忙碌,晚间,清华学生代表团选举各职员,他与潘光旦、段茂澜、周兹绪当选为中文书记;讨论募捐时,他代表“新剧社认捐五十元,并允暂时垫出现需款项”。[5]

   五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清华为其一员。七日,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各学生,但禁止各校原定在天安门举行的“国耻纪念会”。这天,无法入城的清华学生召开全体大会,成立起学校运动的正式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代表团的工作仍分“对外”与“对内”两个部分,前者“属于爱国运动”,后者则为“罢课期间的学校秩序底维持”。[6]七日这天,清华学生代表团还通过了组织大纲,决定代表团下设秘书、外务两部,闻一多任职于负责校内工作的秘书部,至于纠察、会计、干事、推行、编辑五部,则是后来增设的。[7]

   五月九日是“国耻纪念日”。四年前的这一天,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使“五九”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柱。四年后的这天,同学们“激于五四之事,尤觉创巨痛深”[8],于是全校学生齐集体育馆前举行“国耻纪念会”。大会由陈长桐致开会词,乔万选与康德馨演说,姚永励讲青岛痛史,潘钟文读二十一条。遂之,大会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继之,大家向国旗行鞠躬礼,并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宣誓后,闻一多以学生代表团秘书部中文书记身份登上主席台,向全校同学报告清华学生代表团的组织情况。这个报告本身属于通报性质,并不怎么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一,这是闻一多在五四运动中首次在全校大会上露面;二,说明他在秘书部中的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继闻一多报告后,秘书部英文书记沈克非宣读了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史从巴黎发出之专电。[9]大会结束后,同学们齐集大操场焚毁日货,“不特同学国日常需用之旧物,即本校售品所以前批购之日货亦同付一炬”。[10]

   二

   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历来就是新生政治家的摇篮,许多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后来亦成为中国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不过,闻一多虽然在这潮流里当然也”大露头角”,“却不是公开的领袖”。梁实秋说,清华最初的学生领袖是当年即将毕业留美的陈长桐,继之者是与闻一多同级的罗隆基,至于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11]梁实秋所言甚确,闻一多的爱国激情往往不是表现在外形上,而是更深刻地埋藏在内心中和凝结在行动上。这从五月十七日他给父母亲的一封长信中就表现的格外鲜明,鉴于这封信对了解当时一般青年的思想认识亦很有帮助,故有必要做略做摘录。闻一多在信中先介绍了些一般情况,说:

   殴国贼时,清华不在内,三十二人被捕后,始加入北京学界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此事目的达到后,各校仍逐日讨论进行,各省团体来电响应者纷纷不绝,目下声势甚盛。但傅总长、蔡校长之去亦颇受影响[12]。现每日有游行演讲,有救国日刊,各举动积极进行,但取不越轨范以外,以稳健二字为宗旨。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

   接着,他便带着一股火气写到:

   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所以北京学界为全国所景仰,不亦宜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现校内办事机关曰学生代表团,分外务、推行、秘书、会计、干事、纠察六部。现定代表团暑假留校办事。男与八哥均在秘书部[13],而男责任尤生,万难分身。[14]

所谓“万难分身”,是指不能回乡省亲。当时,闻一多接连接到闻家骥、闻家騄两位哥哥来信,说父亲希望他回乡度假。闻一多的家乡在湖北省长江下游的浠水县之巴河镇,巴河虽说是湖北东部的一个重要水陆码头,但离武汉也约有半日水路。封闭在乡下的父亲无法了解北京的真相,出于对爱子的担心,要求他暑假返乡。闻一多自一九一二年冬进入清华以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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