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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把心情压在纸背下

更新时间:2014-04-13 09:42:50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陈平原今年将满六十。在采访中,“从某一角度上说”之类的用语,他频频抛出。面对我的提问:北大近两年话题频出,为什么不见你发言?他也是将最初的回答全然改过,然后字斟句酌——“有的不值得说,有的说了也没用,有的则非我所能说。另外,还有好些我其实是说了,只不过没有在媒体上体现。尤其涉及北大内部人事,从教授到校长,我完全可以采用另外的表达方式,不必随媒体的节奏起舞。我当然知道,在媒体上发言影响很大,以北大教授的姿态批评北大,那样很有冲击力,也很有戏剧性。可这种戏剧性不是我所追求的。”

   他的校友、作家查建英说,他一向出言审慎。许子东曾邀他上凤凰卫视做节目,他婉拒了,“他觉得更习惯待在教室里。后来我们上《锵锵三人行》,他谈教育谈得很好。”查说。

   除了谨慎,他对媒体还有过“心结”。若干年前,央视某编导请他策划,向公众介绍世界上的著名学府。待他兴致勃勃,认真投入,对方反而爽约,草草了事……可即使气愤,他还是保持理性与平衡感。如查建英所说,他温润兼有原则。

   “有的人如果不说话,别人不会关注,故必须随时表态,有的则相反。人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时,就能拥有比较强大的自信。该说不该说,自己知道。”3月,北大人文学苑,送走一批学生后,陈平原在讨论一个严肃的话题:自省——知识分子应省自己的能力,省自己的立场,也省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发挥与应该发挥的作用。

   “我的妻子一不希望我从政,二不希望我当领导,三不希望我从商。她让我就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的普通话夹着潮州乡音。

    

   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

   1988年,陈平原发表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序言里,他提到自己的研究方法:小题大作。不过,“并非每个‘小题’都值得‘大作’,这要靠对重点文学现象的理解和把握。”

   钱理群对此印象深刻。1984年,还是北大中文系教师的他,兼任著名文学史家王瑶的助手。有一天,做当代文学批评的黄子平转给他一篇题为《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的论文。作者是中山大学文学硕士生陈平原,正来京找工作。他当晚读完,与黄商量,让其来北大教书,“论文已显示其治学上视野开阔,将晚清与现代打通,又涉及对宗教等学科的了解。”文章转到王瑶手中,他看过后说,“才华横溢。”不过又添一句: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

   当时校方表示,可以让陈平原来读博。如果真的不错,毕业后再留校。王瑶得知后拍板:那么今年我来招生。“于是,我与温儒敏成为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生。”陈平原说。

   他是1977年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在潮安,8年回乡知青与民办教师的经历,让他与同龄学人一样,有过“文革”教育在思想上种下的“盐碱地”亟需清洗、学术训练匮乏的紧迫焦虑。

   “突然间的开窍”是在大四那年。凭着对旧日体制的深刻反思,对国际学术潮流涌入的敏感,在阐释社会主义制度及发展道路时,他引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人合写《论西方异化文学》。这篇论文在1983年“反精神污染”中,被学校勒令检查。但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罗曼·罗兰的小说、马克思的传记与手稿等搅和在一起,构成了我的思想启蒙。”

   80年代末,陈平原思索并试述历代文人对学术与政治、学术法语与学人定位的关系的困惑。有一天,王瑶先生突然将他找去说,对他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很满意。随后题字,“讵关一己扶持力,自是千锤百炼功。”这组随笔收入《学者的人间情怀》一书。文中,陈平原彰显学人角色的自觉,发出“政学分途”的心声——“我常想的是,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

    

   改革不易

   1992年,陈平原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上海交大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指出,他在标举游侠精神对千百年来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崇高而“不切实际”的人生境界的感召时,明显地折射出他要高扬学术的志向,以及不惮在颇感困境的学界充当“独行侠”的愿望。

   彼时,相较80年代的“文化热”,社会科学迅速崛起。钱理群注意到,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陈平原写了《老北大的故事》系列文章,这是他从文学史跨越至大学史及教育史研究的开端。陈平原没有否认,他研究北大,背后的思路是教育史与学术史。

   在《大学三问》里,他针对时下大学存在的弊端、误区追问——“人文有无用处”、“管理是否万能”、“榜样如何获得”;“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大学只是生产合格的产品——学有所长的学士、硕士、博士,还是必须融入并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与精神生活”——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我的大学观》里,他给出自己的答案:大学需要国际视野,同样需要本土情怀。

   2003年5月,北大两次出台《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校内围绕改革制度,“本土派”人文学者与具有海归背景的社会科学学者形成对峙。查建英采访了争论中的双方,撰文《北大,北大》。她说到陈平原——当“他的中文系同事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改革反案”时,他却是“为数不多的对改革既持批评态度又抱有同情的人”。

   “我承认改革的大方向及立足点是对的——中国大学的人事制度确实积弊丛生,必须改。这一点,我跟很多人文学者的观点不同,跟社会科学家的立场也不一样。不少人其实是站在维护自身利益及尊严的角度,掂量的是这一改革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而不太考虑中国大学到底往哪一个方向走。”陈平原说。

   查建英写道,多年前某次会议上,陈对校方行政管理层颇有微辞,斥责其权力过大。会后,那个副校长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说:北大校园里到处都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右派和左派,管理层必须在各派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现更大的麻烦。从那以后,陈学会了去体谅做这种平衡工作有多么难。

   “陈平原的思考角度与众不同,他十分清楚北大政治环境的复杂与无常。”查建英告诉我,她惋惜当年,北大校方没有让他参与设计改革团队。在西方学府比较成熟的管理体系,尚且需要协调各种因素,更何况中国大学像一个难以突围的城堡。“陈平原对大学有充分研究。他对各方意见抱有理解,懂得磨合妥协。至少,他能将改革推至更远。”

   2008年,陈平原在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前,曾询问钱理群。“他是为实践他的教育理想。我却不看好。”钱说。

   “他后来又说,做不见得能做好,但做比不做好。”陈平原微笑着补充。在任期间所遇的纠葛,他只是略有透露:中文系历来是北大的标杆,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很努力,更不要说“成绩斐然”了。有些教授长期写不出专业论文,有些则只能在很差的报刊上发文章。他不敢强行规定,但号召大家在大陆以及日本、港台的优秀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至于英文论文,学校自有奖励,不用他提倡。

   “有人因此写匿名信,抗议妨碍学术自由。什么是学问,即便无法形成共识,总该有点底线吧?”他亲历管理后,才体会到管理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管理却是万万不能的。可他又不愿执行官方要求,对教授们实行“以课题为中心,以数量为标志”的管理。钱理群说他是“两头不讨好”。2012年,他辞职前再次问钱。钱当即表态:你早该辞掉了。

   那时,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可惜,声称未来十几年,起更大影响的是行政力量而不是学术力量。他答道,这是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我所要挑战的。

   “这背后有一句潜台词:与其当一个说话绕弯子、干不成什么像样的事的小领导,不如回归教授角色,写我的文章,说我想说且能说的话。至于听不听,接不接受,那是别人的事情。”

    

   振臂一呼的角色不适合我

   人物周刊:现在,学术研究与教育改革在您心中持何比重?

   陈平原:重心当然是学术研究。对于当下中国的教育改革,我会做带学术性的批评,但这最多也只是影响社会舆论及某些决策者的思考。不在其位乱出主意,那是不合适的。80年代末,就有老先生说我应该出来竞选当校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若你还站在校长的立场来思考与表达,就很容易错位。90年代初,我们创办《学人》,日本朋友的最初设想,也是支持我们办大学。我说做不到,除了经费来源,还有很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在中国,当大学校长必须是共产党员,或是哪个民主党派的骨干。而我无党无派,总不能为了过把校长瘾,在自己家办一个补习班。

   我承认教育改革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的能力与机会。可我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太技术性的问题我不谈。我是以一个教授的眼光看中国大学,不是以大学校长的眼光看中国大学。

   人物周刊:10年过去,怎样回看2003年北大的人事制度改革?

   陈平原:去年我本想写一篇《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十年祭》,后来忙别的去了。总结那场改革的得与失,看有什么遗憾,最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很有意思的。我的基本判断是,北大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是好事,但没做好。

   当初改革方案公布,校内当即出现严重分裂,我跟校长谈了几点意见,其中包括:第一,要明白大学里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条心,起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如果只听凭某一方一意孤行,必定出问题。制定改革方案的委员会里,没有教授代表,也不事先征求普通教授的意见,这是决策上的一大失误。不是说政策的制定者不是教授,而是他们早已从教授转变成管理者。大学管理者与普通教授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改革措施的制定,一定要有教授参与,作为代表一方利益者,能表达他们的关切与顾虑。第二个失误是,没有人文学者参与改革方案的制定,委员们全都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9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在中国迅速崛起,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文学的退居边缘。过去所说的“文科”,如今分裂了,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二者的命运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自的立场产生很大分歧。如果制定改革政策时没有人文学者参与,会得出一些非常奇怪的思路与判断。再加上公布方案的时机,以及一些特别强硬的表达方式,徒然添乱。比如要求所有老师能用外语开至少一门课。对于外语系这没有问题,对数学系或管理学院大概也问题不大。但对于研究传统中国学问的教授们来说,绝大部分人做不到。更要命的是,这么规定没有任何道理,纯粹是为了“国际化”的虚名。

北大的困境,很大程度在于管理不到位。不是应不应该管理,而是管理必须合情合理、有节有度。一旦措施不得体,解释不到位,大家会对“管理”持完全排斥态度。所有的改革都会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有反弹是很正常的;但像北大人事制度改革那样,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弹,至今很多教师谈起来都深恶痛绝,是值得当事人深刻反省的。回看那场轰轰烈烈但半途而废的改革,我觉得很可惜。最终,它只有两项具体措施保留下来。第一项是所有博士生毕业后,不能直接留校。第二项只保留了一半。原本规定教师申请提职,如果两次不通过,就自动解聘。后演变成两次评审没通过,就不再提职了,但还可以留下来继续教书。这里有个问题,教师申请提职,国际上通行的是评审制,而我们却是名额制。不是合格不合格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教授指标。这样一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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