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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寿桐:文学教育学建构的学术可能性

更新时间:2016-11-08 22:41:06
作者: 朱寿桐  

   随着当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多彩,多元和谐的学术建构局面的形成,文学研究至少在文化幅度面临着更加广阔的拓展空间。传统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之外,近些年兴起了文学传播研究,文学生活研究,并且各自都形成了学术热点。陈平原在他的文学研究之外,却一直关注着文学教育话题,发表了一系列同样形成学术热点的文章。当这些文章结集成《作为学科史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一书(增订本),则向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人文社科学术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学教育学是否可能?以气势恢宏的历史爬梳,缜密严谨的理论分析,丰富翔实的资料发掘,健全透辟的系统建构,这本书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为学界思考、探询进而营构这一学科奠定了优良的学术基础。

  

学科史的考察与文学教育学的建构

   陈平原的这本书当然还不是一部文学教育学专著,事实上,他在书中甚至没有明确提出文学教育学的学科概念。他只是将文学教育作为“文学事业”的重要一环加以确认,加以强调:“我心目中的‘文学事业’,包含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1]在他将文学史与文学教育联系在一起进行舒徐自如的历史梳理时,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已经成为这部书再三强调的核心命题,由文学教育的历史经验、现实框架及其学理论析构成了相当强势的学问系统,其学术指向正是文学教育学的呼唤及其可行性的论证。

   他以充分的学术准备和充足的理论洞察,从现代学术史特别是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切入文学教育的历史经验系统,深入论析了文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重要学科的形成史及其文化价值,这实际上是为文学教育学的历史合法性寻求丰沛的学术资源和深刻的理论支撑。

   其实,作为文学教育的主体学科——文学史,在中国的学问体系中,属于广义的新文化的学术范畴,甚至被称为是现代“文化政治”的必然内容。[2]陈平原在书中将文学史与新文学建设,新教育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正是在文学教育与新文化中的学术文化、教育文化之间建立了可靠的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为中国教育体制下的文学教育学作出了精致的学术阐证。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和主要精神资源的中国新文化,全面地改铸了中国传统文化格局,其影响力几乎渗入到每一个文化运作系统,只是研究者一般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新思想、新文学等最为显著的领域,对陈平原所关注的新教育体制一向缺少了解和分析的兴趣,这使得陈平原的这部著作学术开拓性更其显著。

   新教育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力之大,新教育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决定性之深巨,可能远远超乎于人们的想象。西式学堂制的引入以及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国民教育的主导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而由此引发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关系的调整,教材系统的变更,以及教育理念和教育秩序的重建,这些都对中国现代社会历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教育的效果而论,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受教育者,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这一辈,大多具有系统而厚实的国学功底,思维习惯和写作习惯常常偏向于文言,以至于总是“反叛”白话文的章士钊在声辩时称,因为写白话文比写文言文更难,所以反对白话文的提倡。这一辈在新文化运动中引领时代风骚或弄潮于“逆流”之中的五四人物,一般在19世纪90年代或稍后完成启蒙教育,那时的启蒙教育阶段一般尚处于传统的教育体制之中。在近代启蒙运动中酝酿并发展起来的新文化、新教育,逐渐颠覆了传统教育体制,除了较为宁静的城镇和偏僻的农村地区,西式学堂制度下的新教育体制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领导体制,在这样的教育文化背景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主要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的这一辈,其杰出代表如冰心、巴金、梁实秋、徐志摩等,与上述五四弄潮人明显不同,他们或能娴熟地操作文言文,但写作习惯已经完全趋向于白话文,文学思维和理论思维也基本上以白话为物质外壳,或以西式文化为精神资源。这样的时代变迁主要与文学教育体制的变化有关。新教育体制下的文学教育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读书人的文学习惯和思维方式,这可能是新文化运作中较为深刻、也较为基本的前提条件。

   新教育文化对于文史这两个最为传统的学科所带来的变化无疑是革命性的。从传统学科而言,新教育文化和新学术文化意义上的新史学启动更早,可追溯到龚自珍、魏源、徐继畲等晚清学人的卓越开创,以及王韬、郑观应、黄遵宪等近代学人的不懈努力,经过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章太炎等杰出启蒙思想家的成功实践,取得了堪称辉煌的学术成就。这样的辉煌包括从学术结构和文化结构上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以撰史为主的传统,转而成为以评史为主,史学家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包括治史视角上的巨大调整:以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宏观视野审视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从而在人类文明序列的链接上确认中国历史发展的状况;包括历史对象的巨大变革:不再以帝王体系作为历史的主要经络,而是以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作为治史论史的主要内容,正所谓“去君史”、“写民史”之谓;[3]包括历史哲学的巨大革新:以进化论等先进的理论观念,包括各种新潮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文化学理念代入历史分析和历史叙述,从为现实服务的价值立场确定治史原则。新史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史学家,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史学成果,也迅速成为新思想的重要文化基础,成为新教育的重要学科基础。

   相比之下,学科意义上的文学教育相对滞缓,在新史学在学人师承关系和学术建树方面实施了2-3代更新之后,作为新式学科教育的文学史学才刚刚起步。这显然不能说明文学话语在文化启蒙运动中的缺席,事实上,近代以来任何一次文化革命和文化启蒙,文学都常常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只是由于文学学科的革命与改良往往被文学创作问题以及与文学创作相关的问题抢尽了风头,这就是梁启超时代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剧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所传导的强势信息,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核心内容。在这样的文学文化环境下,与迅速崛起的新史学相比,新文学学术和新体制的文学教育只能说瞠乎其后。但是,“后发”的文学史学科以及新的文学教育体制,虽然没有引起文学研究结合教育学界的充分关注,但决不意味着乏善可陈。通过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系统的梳理、论析、辩证,新文学教育体制的学术形态得到了或许比新史学更加厚重、更加丰富、更加复杂的呈现。这样的学术呈现让读者能够更加亲切、全面、深刻地认知以文学史学科为核心的新文学教育体系及其历史形态,其中包括学堂体制的设立,文学史教材和讲义的撰著,文学史系列课堂的设计与教学体系的形成,文学教育名师的才情与风范等等,从而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文学教育学将是一门有相对悠久的历史,非常丰富的内容和绝对厚重的学问的学术建制。

  

文学教育体制的全面探索

   陈平原无意将这本书写成《文学教育学》,但他以自己厚重的学术积累,缜密的理论思考,在中国文学范畴内,基本建构起了这门学科的学术框架,为进一步探索和研究这门学问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作者明确探寻的有关文学教育的问题是“方法、途径及境界”,这就为“文学教育学”的系统观照勘定了基本界域。

   在方法问题上,陈平原着重探讨了鲁迅作为文学史家的学术存在意义。鲁迅是一位既具有深刻的文化关怀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学术关怀的研究者,他拥有清儒的考据功夫,同时又十分倚重于从“文采与意想”的角度把握文学作品的丰沛的艺术感觉,并将促成文学作品问世的“风俗与心态”作为文学史考察的重要内容,这就构成了鲁迅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样的方法论总结不仅可以推导出鲁迅文学史研究集大成贡献的学术脉络,也为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现代风采提供了值得珍视的范式与经典。文学史作为一门与传统以及传统文献记忆联系得非常紧密的学科,在传统学问中得到充分磨砺并在文学研究中被证明为百试不爽的考据学方法,理应得到发扬光大。这不仅是鲁迅学术实践的重要结果,也是胡适等现代学术的开拓者反复强调且津津乐道的看家本领与基本方法。这一方法在现代文学史学与传统文学史学之间建立了血肉相联的联系,也从方法论意义上廓清了所谓汉学与国学之间的应分畛域。鲁迅还将传统学问中的义理之学与现代审美阅读和文学接受理论精彩地结合在一起,将传统学问中知人论世之学与现代文艺美学中的时代环境和社会心态考察神奇地拈连在一起,通过《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古小说钩沉》等著作,呈现出传统学问与现代学问融会贯通,文学史学与文献学交相辉映,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水乳交融的学术风采。

   鲁迅的研究方法虽然成就辉煌而臻于止境,但文学史现象的丰富多彩决定了文学史研究方法歧异纷繁。作为文学教育探索的专著,为凸现这一话题所必然呈现的丰富性,陈平原这本书更愿意在多层次多样貌的方法论总结方面有更多的学术积累。他分析了王国维、吴梅、齐如山、周贻白等人的戏曲学研究方法与成就,揭示了孙楷第、郑振铎、俞平伯、阿英等人的小说史研究方法与贡献,并总结了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等人的治学方法及其得失,从而对中国文学史学科的方法论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学术呈现,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教学,同时也为文学教育学中的相关重要课题,做好了丰富多彩而详密精彩的学术准备。

   从孔子发出“不学诗,无以言”的“庭训”以及作出“温柔敦厚,诗教也”的判断之后,文学教育就成了中华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相关的命题古雅而常新。但中国的学问体系却并不关注诗教学,文学教育特别是文学创作的教育作为学问一直沉湮不彰。陈平原业已就此进行了大量的材料钩沉和历史爬梳、理论论证,但他之所以无意于旗帜鲜明地推出文学教育学的学科概念和学理,可能与他在书中焦虑地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有相当紧密的关系,那就是文学教育是否可能以及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其实也就是文学教育的途径问题。虽然,通过沈从文等人在大学课堂成功的文学教学实践及效果分析,可以就上述问题得出肯定的回答,但审慎的陈平原还是有所保留地认定:文学可以教育,文学创作可以用于教学,不过要看由什么样的教师来教。这样的判断在实践层面相当有力,然而在学理层面的确无法构成某种结论。一种学科如果需要倚重于施教者的特别技能而不是基于一般的学术条件,这种学科的建立往往就缺乏足够的基础。陈平原的学术分析和文学教育学学科理论建设正是在文学教育途径的探寻上受到了阻遏。如果要建立一种叫做文学教育学的学科,特别是在文学创作教学的意义上,陈平原只能提供成功的案例,其他读者也许可以从中外文学历史的众多资料中理析出更多的成功案例,譬如说莫泊桑师事福楼拜,或者《红楼梦》中的香菱向薛宝钗等苦学诗词,这些也都可以说明文学创作教学的途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同时也可说明,这样的文学创作教学对于施教者、学习者以及两方面关系都有特定的条件要求。特定的条件要求必然通向对于一个学科或者学理一般规则、一般方法的消解,陈平原因此将这样的教学可能性置于文学教育之“途径”的探讨,显现出他在学术把握方面的精审以及力求准当的态度。

文学教育的境界的探讨在陈平原这本书中占据的篇幅不是很多,但显然是这本书的精神底蕴,甚至是这项研究的核心动力,是这本重要著述的价值目标。从最早京师大学堂设立文学史课目的精神把握,到北京大学等重要学科安排文学课程的思想要旨,以及各个时期文学名师文学史撰著的学术建树和文学教育追求,陈平原都非常热衷于探讨汉语文学教育所可能达到的思想、精神和文化境界。这种境界的把握吁求着研究者自身相对高远的学术境界,可以说,陈平原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学术境界,才取得了相应的视镜看取多数读者浸身其中却长期以来浑然不觉的文学教育学科化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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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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