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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自家的学术史眼光与趣味”

更新时间:2016-11-08 22:30:59
作者: 沈卫威  

一、有余音、有味道的“学术文”

   将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关联共存作为自己心目中的“文学事业”[1],游刃于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之间,以“自家的学术史眼光与趣味”[2],呈现给我们一大本《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这一“从学科入手,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源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3]的论述策略,事实上也的确完整地呈现出了陈平原著作的学术品格。相对于此前的多部“文学史”、“学术史”和“大学文化”著述,这是一部更加宏博深厚的大成之作。

   借助陈平原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永久魅力”的探寻思路和话语呈现,我以为《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的“魅力”在于其完美地体现出了作者的“史识和才气”[4],是一部不受专业所限,博雅宏通,超越“专门家”的著作,是中国古代的“通人”之作,更是西方学界所谓“人文主义者”的力作。

   我与陈平原是同行,他是兄长,是学界的先行者。他的那些丰富有趣的著作,我大都读过。这自然是作为学人见贤思齐的心理驱使。但对于我来说,更吸引我的是愉悦视听或者说是那些能够满足胃口的“趣味”。

   陈平原见多识广,史识和才情并举,文章著述极有趣味,这早已是学界的共识。这种“趣味”是“学术文”特有的雅趣。在当今学术新“八股”盛行、机械复制猖獗的时代,有“趣味”的学术著作尤显凤毛麟角。他在表彰胡适《〈水浒传〉考证》等“学术文”的同时,自己也在从容实践着这种融知识、见识、思想、才情、文辞为一体的“学术文”。陈平原的这种“学术文”,正如范温在《潜溪诗眼》中所说的那样,“有巧丽,有雄伟,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稳,有清,有古”,“有余意”[5],“包括众妙”,“自然有韵”[6]。“学术文”所具有的启发性、发散性、示范性和引人入胜的可读性正是陈平原的学术追求。特别是对无法亲历接触的梁启超、林纾、黄人、王国维、吴梅、鲁迅、胡适、齐如山、朱自清以及曾经亲历接触的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众多师长如王季思、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等个体学术生命的把握,可谓精准到位,甚至可以用范温的表彰和期待,来对应众妙。

   陈平原早已摆脱了对外来理论、方法的依赖,更没有被理论,被方法,他用的是自家的理论,自家的方法,是吸收、消化、融通中外文学史、学术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变有法为无法。日本禅僧仙厓(1750—1837)对自家的绘画之法有此禅意的说辞:“世画有法,厓画无法。佛言:法本法无法。”[7]无法之法,乃是至法。就《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来看,起初,他并不是为写史而著,没有预设的理论和框架,仅仅是随性而为的专人、专书、专题学术史论,或为本文所说的单篇的知人论世的“学术文”。多年后,自然而然地集成这本原创之作。作为审视对象,如果一定要给《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找个“法门”的话,学理的说辞:历史演进。通俗地讲:说人讲事,“闻之撞钟”[8]。是大学课堂或在专业学者会议上,能够让人听明白的“说讲”。许多学人的书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只能用于阅读。我读陈平原的多种著作,却有另外一种感觉:视觉之外,听他在讲,在撞钟。恰似范温的钟声余音之说:“闻之撞钟,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矣。”[9]。因此我说陈平原的“学术文”是有声音的。这种“有余之韵”[10]的感觉是我在读梁启超、胡适文章才有的“通感”。陈寅恪“有余之韵”的文章是那几篇涉及王国维、陈垣、冯友兰的序跋、审读报告。

   我个人有为胡适、茅盾、吴宓、高行健写传记的实际体会,“纸上得来终觉浅”,脚下功夫是我写作传记的外在功力。因此,我读陈平原的著作,时常能够感受到他这种有魅力、有余音、有趣味的“学术文”后面所蕴含的脚力。他的功力一半来自书斋的内家功夫,一半来自行走天下的脚力所得。到他人未到之地,见他人未见之物,尝他人未得之味,自然别有境界。在某些专家、专书、专题研究上,许多学者的书斋功夫可能比陈平原下得大,用力深,做得精。但陈平原的个人兴趣不全在这方面,因为他清楚“专门家的话多悖”[11]。“专门家”太固守于一隅,自珍自爱,自掘深井,于是井下观天,深刻偏执之中不免自带片面和偏见。天下学问很多,他想要更多地去见识。这一点,他在多处文字中都有明确的表达。

   我与陈平原的师兄吴定宇有过一段同居一室的时光,两人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他的“师弟陈平原”,我说你这是“到处逢人说项斯”。他欣然肯定我的说辞。我俩有一个共识:陈平原的文章,有味道!新读者得其鲜美,老读者获其醇厚。这正是本文所强调的“趣味”。我们两个文学教授共同喜欢的,正是陈平原文章中常新、常鲜而不失醇厚的味道。因为学术界每年生产许多夹生的白饭。吴定宇说“师弟陈平原”见多识广,笔下生花。我说陈平原脚力过人,不作“老调重弹”的重复,自然高出你我一筹。他那兼及“文采与意想”、“风俗与心态”[12]的学术呈现,所烹调出的是另一种书香。我曾对吴定宇说及陈平原饭前先喝水的故事。1992年秋在河南开会期间,我与陈平原多次同桌就餐,一个传记作者对细节特殊的敏感,使我不得不对陈平原饭前先喝水的举动产生好奇。他说广东人是饭前先喝汤,开胃汤。你们中原人是先上菜后上汤,有时候没有汤。我说豫菜着实粗糙。他说来河南,饭前没汤,只能先喝水。陈平原“学术文”的“味道”在于这“汤”。他在叙事讲理之外,是轻松自如的文辞和有余音的故事,这如同粤菜中精心煲出的“汤”。相对于炒剩饭、夹生饭或大锅菜的学界,你说哪个有味道?当然,不是粤人都能写出这样有味道的著作,他更多的是靠脚力!吴定宇为之一震,说了句:我四川人南下广州,弃川味,改喝汤几十年,没想到你是这样品出陈平原著作的味道!

   在吴定宇养病的日子,我们曾相互赠书通信,他来信说自己无书可读,更是时常回味陈寅恪抗战时所说的无书可读。不是没有书,是有趣、有味道的书太少。要么是炒剩饭,要么是夹生饭!或者像你几年间在学校食堂每天面对的那几个机械化制作的大锅菜。吴定宇长期研究陈寅恪,他说陈寅恪文史哲兼通,文史互证,真正的见多识广,学问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高峰,再下转明末清初,宏通著作中有细密的功力和卓见,真正的大家气象。每个领域的专家都视陈寅恪精深,吴定宇说陈寅恪精深之上是那种启智的发散力,这是大师的力量。陈寅恪不写批评人的文章,他认为与其花时间去批评别人的学术研究,不如自己去从事研究。我说你“师弟陈平原”也有此气象,他那些有味道的“学术文”,多是“发现新材料,提出新问题”的“预流”,自然也招引来众多学人的跟进。

   因此,我这里强调陈平原著作中“有余之韵”和常新、常鲜的味道,是来自他勤快的脚力,决不是固守自己的老店,站在同一位置,每天叫喊自己是老字号,烧炒着同一道菜。

  

二、“不激不随”

   陈平原所处的高地及其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三十年多来,时常会被文史学科及教育界的学人、学生谈论,成为学术的“焦点”,甚至成为一道要不要跟进的门槛。他不媚上,不媚俗,一直是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学术文”。以“学术文”对民国大学的精彩呈现,是他多年的一个学术亮点。民国大学“学分南北”,其中内在的分歧和争端,主要是由北京大学的陈独秀、胡适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柳诒徵、梅光迪、吴宓的紧张对立所肇始。所谓北京大学激进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保守,或实验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的说法,主要是来自陈独秀、胡适、傅斯年所代表的《新青年》、《新潮》阵营与柳诒徵、梅光迪、吴宓所代表的《史地学报》、《学衡》阵营的冲突。1949年以后,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部分师资在更名的南京大学新生,一体化意识形态和教育部统管,南北大学不在争斗。但我个人感觉,这三十多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仁,一直是将北京大学中文系同仁作为自己追赶的目标。我曾遇到过个这样的时刻:1988年春博士生入学面试时,细密、严谨的邹恬老师问我的问题是对陈平原新刊在《文学评论》第1期上《“史传”、“诗骚”传统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的看法。秋季入学后,邹恬老师单独约谈一次,他说叶子铭老师的现代文学研究和北京大学的同代人没有距离,汪应果、朱栋霖、王文英等“南大学子”,和钱理群、吴福辉、赵园等“北大学子”都是“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受教育的一代人,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没有大的差别。现在看到陈平原的论文,他走到我们学生的前头了。邹恬老师说,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现代文学研究,在思想观念和学术视野上的差别、距离出来了。

   从关注“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13]者胡适,转向研究东南大学的“学衡派”,我得以比较两所国立大学的大学精神、学术传统。多年的摸索之后,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胡适的运气特好。同样是留学生,机遇属于有准备、有实力的胡适。在美国与梅光迪讨论如何改良故国文学时,胡适被“逼上梁山”。他发动“白话文学”革命的同时,又成功借助“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登高而招,顺风而呼。这是顺势成就自己。把他“逼上梁山”的对手梅光迪面对“新潮流”走向逆反、表演。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梅光迪除创办《学衡》杂志,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提出几次批评外,没有更大的发声,甚至出现戏剧性变化:眼高手低,几乎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因此,作为领导人,他承认自己所倡导的人文主义运动失败了。胡先骕事后说梅光迪和胡适旗鼓相当时,输在懒上。而我看到的是,梅光迪、吴宓的内在分裂:即他们浪漫个性中的感情用事与其倡导的人文主义中自我节制、规约、中行之间的内在紧张、矛盾。这就使得他俩成了一只脚踩着浪漫主义的船只、一只脚踏到人文主义的船上。俩人生活的惨败并影响到学术事业,都与走上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道路有极大的关系。两个有巨大文化担当和文化使命的人,不从于理却从于情。他们两个和被陈独秀、胡适启智的年轻浪漫一代,成了感情用事的同路人。反对新文化,反对陈独秀、胡适的人,却自觉地走上陈、胡所开启的浪漫、激进的生活之路。

   生活如此,学术理念却是另一番气象。1922年3月1日《学衡》杂志第3期卷首所刊的《学衡杂志简章》为吴宓撰写,其宗旨中强调的“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倒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法则。

   陈平原专心走着自己的路,自觉地摆脱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的亲和,虽有个体学术的强势发力,却无意成为“焦点”,不写“文学批评”,不与人争辩,不道人长短,也不訾议攻击个人。这种“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不作暴戾之声,不发躁厉之音,不拉帮结派的特立独行,也是学界的另类。他登高,却不在高处招呼;借势北大,却不为北大的大势所挟持。我以为可算得上“争辩”的文字,是1998年关于北京大学生日(校庆日)为12月17日或5月4日的一组文章。那不是他的本意,是被人打上门的回击。1949年以前,北京大学在每年12月17日这天都要过生日,也出版过多种纪念特刊。即便是内战最残酷的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还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为这所大学过了生日(这天也是胡适的生日)。而此前的12月15日,他刚刚从北平逃出来,飞到南京。这是一个学术与政治纠缠的问题,是意识形态强暴历史事实的行为,作为熟悉这段基本历史事实,有担当、有良知的学者,陈平原不能不发声,也仅仅是发声而已。因为政治都是短暂的,文化才是永恒。历史会被权势者遮蔽一时,却不能持久。他有许多事要做,行脚痒痒,还得赶路。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程章灿转学南京大学中文系,随程千帆先生研究古典文学。程千帆先生1946年12月9日—1947年12月29在武汉大学协助吴宓编辑《武汉日报•文学副刊》50期。我和程章灿就“学衡派”和民国学术史研究有过多次交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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