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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八十年代的精神文化

更新时间:2016-04-29 15:22:08
作者: 曹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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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柠,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现就读于复旦大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平原先生于2016年4月22日来到复旦大学鹿鸣书店,举行了题为"八十年代的我们——一个人文学者的经历、观察与思考"的讲座,与现场青年学子分享了自己对八十年代的回顾和反思。

  

   陈教授的经历很丰富,讲述也十分生动,听来仿佛身临其境,一览八十年代的光辉岁月。但同时,他对八十年代的反思更引人深思,通过对时代背景和心理认知的挖掘,力图为我们还原一个不溢美、不隐恶的八十年代,让现在的青年人从一代人的理想与失落当中看清时代的风景,走好自己的路。

*陈平原老师在讲座中


不是主将的参与者更有历史感

  

   对于所有的论述"未来记"和"回忆录"都是基于当下的思考,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中提到中国人的想象力不足,但中国人在回忆的时候想象力又过分,很多没有的事情越写越复杂,越写越精彩。有人说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陈平原那一章是最有历史感的,陈平原笑称这是因为自己是受访者中"最不重要的",而不重要的人没有历史的负担,是参与者,但不是主角,所以更容易客观描述。

  

   他类比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有两卷前言写得好,一是胡适,提供了很多史料,但问题是他太过纠结于自己如何发动白话文运动的过程,真切但是琐碎,有唱赞歌的嫌疑。而鲁迅那一章写得好是因为鲁迅说他只是听将令,帮那些猛士们骂几声。参与其中,但不是主将的人谈历史,这是切入回忆的重要角度。

  

   鉴于回忆往往是个不太可靠的事情,陈平原在叙述八十年代时仅是基本叙事加点评,不做过多阐释。采用限制视角,即只讲自己所见所思,不知道的不说,以自己的故事为主线,回顾、反思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在1980-1989、1978-1991、1978-1989三种八十年代的定义中,陈平原选取的是第三种定义,即1978-1989年。八十年代复杂异常,他只谈精神文化。

  

时代背景:"春光明媚"又"一无所有"

  

   理解八十年代的精神文化氛围可以从两首传唱度很高的歌曲作为切入,首先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中唱的"美妙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为何八十年代那么积极?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时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小康,到世界末达到第三世界国家中富裕国家的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是一千美金。1980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协的茶话会上第一次公开谈,八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年代,因为二十年后我们要实现小康的指标。这也是89年之后众多变更的政治口号中唯一没有改变的。

  

   到了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第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校的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上街游行。同一年,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崔健的摇滚乐横空出世,那首《一无所有》震撼了无数年轻人的心灵,"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是情歌,更是现实的寓言。八十年代既是春光明媚的,也是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借歌曲表达自己的失落感,从86年的"一无所有"可以预见之后的故事。

  

   198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八九十年代之交,闯物价关成为重要的社会变革。果不其然就在这一年中国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动荡。在这风云急剧变幻、交织着希望与绝望、充满机遇与陷阱的大背景下,八十年代的读书人雄心勃勃又战战兢兢地登场了。

  

   陈平原的八十年代关键词共有五个:上大学、办杂志、开会议、组社团、办丛书。

  

并非"永远"的1977

  

   第一个关键词上大学。

  

   一代人命运的改变从1977年恢复高考说起,2007 年恢复高考30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举办了征文纪念活动"永远的1977",但陈平原为《永远的1977》作序 《未必"永远"的记忆》 ,强调"当初幸运跨过高考门槛的年轻人,如今大都功成名就,确实到了讲故事的时候",但这样会把不成功者的叙述悄然排除了,当年27:1的录取率决定了大部分人没有考上,还有很多知青没有回城,有很多就此埋没终生。历史转折关头很多人被甩出去了,1977并非对所有当事人都意义非凡,是永远的记忆。

*《永远的1977》书影

  

   讲"永远的1977"的都是成功者,成长起来后碰上国家知识化、年轻化的战略,77-79级这些大学生日后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读书的热情后辈人的确难以比拟,因此并不能体会被淘汰者的苦楚,不知道人世的若干艰难,很容易把这个时期理想化。所以回忆故事值得倾听,也要质疑。

  

   1978年2月至1984年7月的中大生涯让他自言"脱胎换骨",然而他却发现"校友之追怀大学生活,不是老师风采,就是同窗情谊,再有就是演戏、出游、办杂志、谈恋爱",而大学四年的主体——上课、讨论、复习、考试,基本都被遗忘了。逸闻琐事让后人觉得读大学很好玩,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枯燥无味的苦读。

  

   为了追索八十年代读大学最真实的状态,他还请中大中文系帮忙复印了所有的学籍和课程表。他曾写文章回忆一门课程花了一年学文艺理,学得就是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考试题目是"文艺工作者第一位的工作是什么?",如果不答讲话中提到的"深入生活、理解生活"就算错。依靠课表才发现,原来这个课本来就叫毛泽东文艺思想,但由于政治风气的变化,入学前,课程的标号成了马列文艺理论,后来又改为文艺理论,两个月之间变了三种说法,老师来不及备课讲的还是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这就是那个时代政局不稳定的表现

  

朋友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第二个关键词是办杂志。

  

   《红豆》是当时著名的学术文学刊物,总共出了7期,可谓全国所有校园学生杂志印刷水平中最高的,那是因为《红豆》得到学校拨款80元,在广州空军印刷厂印制,然后一本5毛上街卖。

  

   为什么停呢?《红豆》第四期上刊登短讯:

  

   一、编辑部已同全国各大专院校27个文学刊物建立联系;

   二、全国高校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刊号十二月初在武汉出版。

  

   这两则貌似喜讯潜伏着危机,因为文革刚刚过去,27学校大学生的串联和"激进"言论。这引起当局高度警惕,决定予以取缔,《这一代》就此胎死腹中。创刊号成了最后一期,在当局查封之际,学生冲到印刷厂抢,拿出来卖卖出16000本,黑市价居然超过原价10倍多。

  

   广州的风气最开放,学校出钱给学生办杂志。忆及自己在办杂志浪潮中经历,陈平原两年半内,在《红豆》发了7篇文章 这并非因为编辑的特权,事实上编辑只负责文章的排序。而是只要得到导师的首肯之后便能刊载。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对异化理论,他1983年第一期的一篇《论西方异化文学》不幸中枪,被上级点名批评了,是他的导师挺身而出,扛下了责任。事后回忆道:老师吓出一身汗,早些年因为一篇文章有可能一辈子翻不了。吊诡的是,两年后这篇文章在省里获奖。

*1983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第1版。一九八三年,发生了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开始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文化:中国与世界》是另一个名噪一时的杂志,但只出版了五辑。而且文章的编排十分随意,各式文章混在一起,一来是为了打破传统,给青年学人机会,二来是没有那么多稿子。陈平原说自己有幸未经审稿发表了两篇,是因为编委的文章优先发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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