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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国家应维护社会权吗?——评当代反社会权论者的几项看法

更新时间:2013-01-02 12:48:44
作者: 陈宜中  

  

  摘要:本文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社会权的理论意涵,并针对当代反社会权论者的几项看法,进行分析和评估。社会权的理论家们认为,社经基本需要之满足必须视为是公民之基本权利,以及一项最基本的社经正义原则。反对者则认为社会权是一种"积极"权利而不应予以保障,因其违背了古典自由主义对权利与正义之"消极"理解及对国家角色之认定。批评者指出,社会权是一种施加於国家及第三人某些积极义务之权利,而此种积极权利的问题在於:请求稀少资源;内容、程度及实现与否难以判定;不具普遍性;所隐含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够明确;与私产权相冲突;以矫治後果或事态为目的。本文针对这些看法进行评估,并说明其为什麽是不成功的。本文认为,社经基本需要之满足是一项正当的社经正义/权利主张,旨在厘清究竟哪些社经事务具有政治道德上的重要性,而必须予以高度关切。尽管社会权仍必须面对不少理论与实践上的难题,但此种权利之"积极"或"消极"与否,并非其是否应予保障之问题关键。

  

  壹、前言

  

  一九一九年所公布之德国威玛宪法,首度列出了生存、教育、工作、劳动保护、住宅、失业救济、社会扶助等多项基本社会权利。[1] 此後,社会权条文开始广泛地在世界各国宪法里出现。如以中华民国宪法为例,除了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所列出之教育权、生存权及工作权外,另於第十三章(基本国策)内规定:应救济失业;具工作能力者,应予以适当工作机会;应制定保护劳工及农民之法律;妇女儿童从事劳动者,应予以特别保护;为谋社会福利,应实施社会保险制度;老弱残废、无力生活及受非常灾害者,应予以适当扶助;应保护母性,并实施妇女儿童福利政策;应普遍推行卫生保健事业。[2] 诸国宪法条文之外,社会权亦见於一些重要的国际宣言和公约,其中最着名的是一九四八年的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以及一九六六年所通过之"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些宣言和公约肯认每个人、每位公民都应享有教育、健康、工作、经济安全、失业救济、劳动保护、社会扶助、适当休憩、适当居住环境等基本权利,并将其诠释成是放诸四海皆准、旨在维护人类尊严之普遍人权。[3]

  时至今日,公民应有基本公民权与政治权(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之主张,业已逐渐变成了一种共识。但基本社会权(social rights)是否同样应予保障、该如何保障,却仍具高度争议性。在宪法学界,学者们对於社会权是否应该入宪持不同意见。在社会福利学界,学者们对於社会权的实现方式亦有着诸多不同看法。[4] 此外,社会权可否诠释成是普遍人权、是否意味着富国应对穷国进行大规模的资源重分配,亦是学界间争论的焦点。[5]

  本文拟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社会权的理论意涵,并针对当代反社会权论者的几项主要反对意见,进行分析和评估。在政治哲学界,社会权广被理解成是一项规范性的社经正义/权利原则,其所要求的是"一个还可以被接受的最起码社会标准"(a decent social minimum),或社经基本需要(basic needs)之满足。社会权的理论家们普遍认为,社经基本需要之满足必须视为是公民之基本权利,以及一项最基本的社经正义原则,而这意味着国家必须致力营造出有利的社经环境,并采取各种保障和矫治措施以促其实现。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有不少思想家对社会权持全盘否定或极度保留的态度。

  社会权通常被归为"第二代"权利,以别於"第一代"的公民权与政治权。许多学者认为,这两代权利除了代间差异之外,亦存在着某些本质性差异,即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与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之区别。按照此种分类方式,第一代权利消极地要求国家及第三人在某些方面"无所作为"或"不干涉",而第二代的社会权利则要求国家在某些方面"有所作为"。此种消极/积极权利之分别,几乎出现在政治哲学界所有关於社会权的讨论文字里,并衍生出了一项重要的理论争议。不少反社会权论者认为,消极/积极权利不仅在本质上有所差异,而这些差异亦足以说明社会权的不正当性。此外,也有论者进一步指出,积极权利违反了古典自由主义对权利与正义之"消极"理解,而势必构成对私人自由领域的干涉与危害。

  本文各节主要内容如下。在第二、三节里,笔者首先针对社会权论述的由来及其重要特质,进行一般性说明。第四、五节把焦点转至"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此种权利性质分类方式,并归纳出反社会权论者的几项主要反对意见。反对者指出,社会权是一种施加於国家及第三人某些积极义务之权利,而此种积极权利的问题在於:请求稀少资源;内容、程度及实现与否难以判定;不具普遍性;所隐含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够明确;与私产权相冲突;以矫治後果或事态为目的。在第六至九节里,笔者针对这些说法进行评估,并说明其为什麽是不成功的。

  

  贰、从生存权到社会权

  

  根据基督教教义,上帝不但创造了人,还把世间财富赐给了所有上帝的子民。此项教义曾被诠释成共产主义,不过更常见的解读方式是:无论采行哪种所有制,每个人的生存需要(subsistence needs)都必须获得满足。在此宗教背景之下,十七世纪致力为私有制辩护的自然法传统论者如葛洛休斯(Hugo Grotius)、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洛克(John Locke),皆认为私产权与生存权可以并行不悖,而当两者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相冲突时,原则上私产权必须让位。葛洛休斯指出,当穷人陷入生存危机而无人伸出援手时,可以正当地偷窃他人财物以求生存。霍布斯和洛克则是当时英国济贫系统的支持者,而洛克更主张严惩因失职而置人於死的济贫官员。济贫系统要靠税收来维系,这似乎意味着生存权相对於私产权的优位性,但在另一方面,生存权的制度性保障正当化了(legitimize)私产制,使得为生存而偷窃之行为失去了正当性。[6]

  尽管我们不难从近代早期思想家的着作里找到生存权之主张,但生存权显然并不等於社会权。例如,力主维护生存权的洛克,同时也主张以强迫劳役或甚至剁掉耳朵等方式惩罚苟且偷生的懒人。[7] 此种"生存"标准显然与现代社会权论者所要求的"一个还可以被接受的最起码社会标准"有一大段距离。

  亚当斯密(Adam Smith)公认为是第一位以"可被接受性"(decency)界定最起码生活水平的政治思想家。在《国富论》中,斯密指出,文明社会应以社会成员对"可被接受性"的理解,作为界定最起码生活需要之标准,而他认为此一标准远高於生物性的生存需要。斯密以亚麻布衬衫和皮鞋为例,说明这些非关生物性生存之物品,仍必须视为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该有的、失之便难以维护尊严的基本必需品(就当时英国社会而言)。[8]

  斯密的"可被接受性"概念为现代社会权论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但他本人却未明白提出社会权之主张。斯密乐观地相信自由市场将使处境最差者的生活水平跨越"可被接受性"的门槛,但却未能回答下列几项後人所关切的问题:自由市场的正当性是否系於基本需要之满足与否?基本需要之满足可否诠释成是一项"社会正义"原则,或公民之基本"社会权利"?如果自由放任政策无法使公民之社经基本需要获得满足,或曰无法使其跨越"可被接受性"的门槛,国家可否正当地以此为由,对社经事务进行干预?

  法国大革命爆发後,在连年战乱、饥荒和政经情势不稳定的情况下,欧洲自由思想开始朝向左右两极分化。其中奉洛克和斯密为思想导师、被归类为基进份子的佩恩(Thomas Paine),不但憧憬一个造福於弱势者的市场经济,亦提出了一套近似於福利国家的蓝图,包括累进的财产税和遗产税、国家济贫系统、穷人就业系统、补贴穷人教育支出、促进机会平等、扶助弱势及残障者、老人年金等。佩恩的改革构想明显超越了生存权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权的领域。尽管他从未使用"社会权"和"社会正义"这些後来才被发明的字眼,但却非常有意识地把他的社经主张形容成是一种"正义"和"权利"之兑现。[9] 把佩恩的社经正义和社经权利主张,加上亚当斯密的"需要"和"可被接受性"等概念,我们所得到的便是现代社会权论述的大致轮廓。

  

  参、社会权、基本需要、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一词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而弥尔(J. S. Mill)可以算是第一位有意识地应用、阐释此项概念的思想家。[10] 弥尔之後,"社会正义"的理论家们多来自於自由主义(及社会民主)传统,[11] 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有不少自由主义者视其为洪水猛兽,认为其助长了国家对私人经济领域之干涉,有违古典自由主义之精神。此一基本立场之歧异,广被诠释成是两种自由主义之争,即"现代"与"古典"、或"社会"与"经济"自由主义之争。关於古典自由主义论者对社会权与社会正义所提出之诸多批评,在後续各节里将有深入讨论。

  自由主义是否该追求社会正义?对此,社会自由主义者(social liberals)持肯定的答案,但在"该追求哪种社会正义?"问题上,却向来存在诸多歧见。多数论者认为,社经基本需要之满足必须视为是一项最基本的社经正义原则,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必要更进一步矫治社经不平等,则见仁见智。其次,也有论者认为"社会权"未必是表达基本需要原则的最佳方式。以下笔者将概要说明这些争议所涉及之课题,以与後续各节将探讨的反社会权观点做一区隔。

  自从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出版以来,当代关於社经正义的规范性讨论即多以罗氏思想为参考座标。照罗氏的自我诠释,他的正义理论包含了三项规范社经不平等的正义原则,即"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公平的机会平等"与"差异原则"。[12] 在这三项原则之中,要求最低的是差异原则,其实现方式在於制定出一个合乎"最不利者之最大利益"的最起码社会标准;要求最高的则是"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唯有透过系统性的经济重分配、使财产分散,才能够实现。[13] 《正义论》出版後,有些论者建议罗尔斯在差异原则之外,再增列一项更为基本的社经正义原则,也就是基本需要原则;换句话说,在最起码社会标准合乎"最不利者之最大利益"以前,必须先确保社经"基本需要"获得满足。[14] 在九三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书中,罗尔斯不但接受了这样的提议,还把基本需要原则列为一项必须优先予以保障之"宪政最基本要件"(a constitutional essential);至於要求更高、更具争议性的另外三项社经正义原则,则不在他的"宪政最基本要件"之列。[15]

  对社会正义理论有兴趣的读者,应不难发现,当代着名的社会正义理论家如罗尔斯、华瑟(Michael Walzer)、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纳格(Thomas Nagel),皆对社会权/基本需要论述缺乏理论兴趣,转而从公平、多元平等、资源平等、公正等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其他社经正义原则和理念,并主张透过经济重分配与制度改革对社经不平等进行大幅矫正。[16]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社经正义标准远甚於社经基本需要之满足。[17] 不过,同样在社会自由主义阵营里,亦有论者对罗尔斯等人以"平等"为核心的社经正义思想持反对态度。着名思想家如法兰克福(Henry Frankfurt)、雷兹(Joseph Raz)和葛雷(John Gray)指出,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或"四千多万美国人无法负担健康保险"这类情况发生时,人们尤其不满的是社经基本需要可以但却未能获得满足,而不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或金钱对政治的影响。[18] 综上,尽管社会自由主义者对於社经正义的"上限"缺乏共识,但他们肯认(或不否认)基本需要之满足要比起社经平等的促进,更具政治道德上的紧迫性及实践优先性,也就是视其为一项最基本的社经正义原则。

  "基本需要"是社会权论述的核心概念,广被诠释成是维护尊严、自我尊重、个人自主、道德行动、自我实现、或社会参与的最起码要件。[19] 然而,吾人是否有必要使用"权利"语言来表述基本需要原则?论者们咸认为社经基本需要之无法满足,将构成对个人的严重剥夺、伤害或去势,因此把基本需要之满足视为是一种道德权利(moral rights)。但在另一方面,不少论者对於社会权作为一种法定权利(legal rights)仍有所保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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